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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罗曼史：1964—2014

2019-05-21 18:4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编者按：2019年7月19日，首届“澎湃·镜相”写作大赛颁奖典礼落下帷幕。本次大赛于2019年1月23日启动，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今日头条联合主办，旨在挖掘极具价值的时代标本，培育优秀写作者，并长期孵化纪实类佳作。学术评审、业界评审两轮匿名制交叉打分，最终决选出“镜相”特等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4名，优胜奖、提名奖若干。

作者 | 邵格

一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外祖母嵇莲莲挤进了一列开往新疆的绿皮火车。车厢很挤，恸哭的声音把外祖母包围起来，她小心地守着一口皮箱，皮箱是朱红色，八个角打了铜钉，提手的地方用藏蓝色的布头裹住，箱子里放着衣物，还有一封她男友写的信。

“火车里的人都在哭，只有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外祖母回忆，她报名去新疆阿克苏支边，是为了去找她的男朋友徐宝昌，这个二十七岁的班长，是第一批援疆知青的负责人。

时至今日，在我外祖母的娓娓叙述里，依旧带着鲜明的革命语汇。她认为援疆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革命友谊”，不愿把遥远的新疆说成西北边陲，而是称为“国家最需要的地方”。革命与爱情的炙燃之下，烧造出外祖母敢爱敢恨的性子，她一头撞进1962至1966那个特殊区间，成为了十万分之一。

为了阻止她的援疆之行，我太外公想尽了办法，一是准备断绝父女关系，二是以死相逼，他不愿让外祖母更换身份，因为身份变了，一辈子也就跟着改变。

成为援疆知青之前，外祖母二十四岁，在上海城隍庙松运楼做了五年的点心师，后来报名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她瘸腿的师妹留在了上海。

列车轰隆隆地响着，已经开到嘉峪关了。外祖母身穿绿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这是特别的颜色，在那个年代象征着革命和激情，一节节车厢里，军装配红花，整列火车就像行进的花廊。

六月八日那天下午，外祖母下榻阿克苏农一师招待所，不远处是国营农场。在招待所待了一天，外祖母的队伍被分配到农一师，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记载，当年去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共计三万余人。

外祖母曾做过点心师，于是被调到农一师食堂工作，给师长制作点心。日子没过多久，食堂来了一个中年男人，身上穿军装，左右跟着一名士兵，外祖母按惯例跟他们索取饭票。

“你眼睛瞎啦？这是我们司令，你还要什么饭票？”一名士兵嫌恶地睨了她一眼。

“组织上有规定，一人一票，哪怕是司令也不行。”那时候的外祖母留着两条粗黑的麻花辫子，她捋起了袖管，杏眼圆睁，瞪着餐台前的三个男人。

眼看争吵就要引燃，司令摆了摆手，熄了身边士兵的火，又看了看我外祖母，淡淡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嵇莲莲。”外祖母叉着腰，直视着司令。司令没有说话，转身便走了，那名士兵也紧跟在他屁股后边，猝然回头眯起小眼，望着外祖母，嘴巴斜斜地狞笑着。

食堂的差事只做了三天，第四天外祖母就被赶了出来，等到徐宝昌在司令部听说这件事，她已经到农一师食品厂做工了。外祖母关于食品厂的记忆，掺杂了一股金黄色的香味，在她的工厂生活里飘溢开来，油锅里的“嗞里啪啦”在她的耳边腾跃，一九六四年就在一块块油灿灿的沙琪玛里飘走了。

那一年，外祖母和徐宝昌的革命友谊在来往书信中传递，每晚外祖母要把手洗上几遍，用她珍藏的钢笔给徐宝昌写信，像对待宗教仪式般虔诚。那时厂里墨水紧缺，一小瓶墨水见底，外祖母就找姐妹借了支铅笔，写完怕字迹褪去，便在信纸上重新描了一遍。

他们只见过五次面，每一次碰面不久便匆匆离开。现在回头来看，也许是当时的徐宝昌觉得，自己心爱的女人在监狱般的厂子里受苦，心里不是滋味，得设法把她从嗞里啪啦的油锅里捞出来，可他这样一想，却让他们各自的路变得迷离曲折。

接下来的日子里，外祖母连续三个月没有收到徐宝昌的来信，她一口气写了七封信，还是不见回音。

外祖母魂不守舍地回到厂房里做糕点，结果不慎弄伤了手，她捂着痛手又到信件收发室张望，问“有没有嵇莲莲的信？”收发的师傅不说话，指了指桌上几大摞信封，外祖母找不到剪子，把扎的绳子捋到一边，再把一封封信抽出来，一封封地找，还是一无所获。

后来隔几天，外祖母就到收发室来一趟，“没有没有，你赶紧走吧！”收发师傅被问的烦了，正要打发她走，外祖母性子倔，像一挺机关枪冲进来，自顾自地翻找，收发师傅拗不过她，帮忙都找了一遍，朝外祖母摊了摊手，外祖母灰溜溜地走了。

徐宝昌的失联自此成谜，直到十一年后的一九七六年，我外祖母即将被下放农场的时候，这个谜才得以解开。

外祖母四处打探徐宝昌的下落，后来司令部那边来了一个年轻人，来食品厂看他的姑姑。这个成都人与外祖母同龄，叫阮宝生，跟徐宝昌是昔日同窗，他跟外祖母说：“宝昌犯了事，现在关了牛棚，让人打死了。”

据外祖母回忆，这条死讯在司令部那里并未得到证实，而徐宝昌的下落最后共有三个版本：

一、徐宝昌被关进牛棚，让人打得不巧，断送了性命；

二、徐宝昌盗用了公章，被人抓住，打进了大牢；

三、徐宝昌跟司令的女儿结了婚，甚至有人看到他把外祖母的信烧成了灰。

外祖母得出的结果是：徐宝昌生死未卜。

没有人能知晓外祖母听信了哪个版本，总之司令部的人和食品厂的姐妹不谋而合，擅自给阮宝生说媒，外祖母把这本乱写的鸳鸯谱撕得粉碎，对谁都不理会，“谁要是胡说，我打断他的狗腿！”

几日后，收发室来了外婆的信，信件落款是阮宝生。信件内容只提到徐宝昌一人，大致是说他经过多方打听，有充分证据表明徐宝昌触犯了组织禁令，天不凑地不巧，又撞上了严查，当天就被关进牛棚，挨了几轮毒打，命不久矣。信中言之凿凿，还列举了证人来相互印证。

外祖母在木板床上枯坐了一整夜，直到次晨开工，木桌上打的饭一粒没动，搪瓷杯里的开水是盛满的，过了两天还是不吃不喝。她在第三天晚上找来了纸笔，给阮宝生回信，称他为“同志”，言辞恳切地希求他揪出打死徐宝昌的人。

阮宝生最后有没有帮外祖母报仇雪恨，这已不得而知，他每个礼拜给外祖母回信，不停地安慰她，说宝昌的死不可挽回，但外祖母生活上有困难就开口，他来替宝昌帮忙。阮宝生和外祖母的信在塔里木盆地上往复交换，整整写了近一年，牵系上了红线，最后阮宝生成了我的外祖父。

二

我外祖父阮宝生于一九六三年七月跟随徐宝昌进疆，一九六八年一月和我外祖母结为伉俪。

“那个年代的爱情，哪会像现在那样送项链和钻戒？你外公都是用食物来表达。”外祖母回忆，“那时候我们每个星期最多只能吃一次大米饭，只有病号能吃上面条，身体健康的人只能吃苞谷馒头，就是用苞谷粒磨成粉，再用苞谷粉倒在大面盆里，我们食品厂用洗锅剩下的糖水，倒在盆子里和面，这样就能吃到一点甜味儿。”

也就在那个匮乏年代，外祖父却像变戏法似的，变了一堆诱人的食物。有几次来食品厂，外祖父拎着一个大号的牛皮编织袋，袋里几个西瓜长得像冬瓜，外祖母手捧着西瓜大快朵颐，外祖父不停抹着口水，也不说话，就在一旁看着。

他们夫妻二人同属蛇，又都是天生的火爆脾性，两条蛇盘缠环绕，互相嘶咬，吵吵闹闹过了这一辈子。

新婚不久，我外祖父让人捉住了“七寸”。据外祖母回忆，当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别，一个叫“保皇派”，一个叫“造反派”。为了让我便于理解，外祖母做了粗浅的解释：“你可以把保皇派当成‘保司令部’，造反派不服管，反对司令部那些老派的人。”彼时保皇派势力范围更广，审时度势的知青站在了所谓“正确”的政治立场上，外祖母所在的食品厂属于“保皇派”，而外祖父他们坚信造反有理，也便被当成了标新立异、不识时务的人。

派别之差，令夫妻之间有了嫌隙。当时两派观点配有特定的数字编号，“保皇派”是“一四观点”，“造反派”是“二四观点”，他们夫妻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连邻居也感叹：“你们两派的人竟然还能结婚？真是冤家聚头。”

外祖母骂外祖父是一只愚昧的“出头鸟”，自己则被嗤笑成“墙头草”，可问题是“枪打出头鸟”，半个月不到，外祖父就出事了，他被保皇派关进了牛棚。

男朋友徐宝昌被关进了牛棚，丈夫阮宝生还是被关进了牛棚，而此时外祖母腹中的孩子已经九个月了。此后的几十年里，“牛棚”这个特有的场景像一颗锈蚀的铁钉硬生生地拧进我外祖母的记忆深处。

“外婆，什么是牛棚？”我拿着黑皮笔记本做记录，打断了外祖母的回忆，对我这一代人而言，“牛棚”是一个陌生而模糊的概念。

“牛棚……”外祖母顿了顿，眼睛望向天花板，一股恐惧在她的眼波中荡开，良久她垂下眼帘，说道：“牛棚，因为牛是最愚钝的牲口，所以这个地方也最为差劲，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待下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也不是人过的日子。”

外祖父进了牛棚以后的事，是由我外祖母和几位姨妈的转述拼接而成的。外祖父生前却从未对我提起这一段血色往事。

执刑者的名字叫徐东杰，是我外祖父过去的同学。当时一记皮鞭像雷电般劈进外祖父的躯壳里，外祖父一声不吭，直勾勾地瞪着徐东杰，鞭子抽不醒他，徐东杰从干草堆里抽出了一根手臂粗细的铁棍。

小姨根据外祖父生前的回忆，对细节做了特别补遗：那时徐东杰刚抄起铁棍，又从手中抖落下来，眼泪汪汪地跟外祖父说了些什么，外祖父还是不说话，紧接着徐东杰重拾起地上的棍子，第一下打在他伤痕累累的腿骨上。

外祖父怒号了一声，接下来的几下棍棒，他看着自己身躯的变化，也看着徐东杰脸上表情的变化，他说自己的“身体像面团，越打越软”，徐东杰的表情“从愧疚到麻木，再从麻木到狞笑”。

外祖父一口血痰啐在徐东杰的狗脸上，徐东杰把脸一抹，又一记棒头击打外祖父的右腿。

那时我外祖母在食品厂里诞下了一个男孩儿，白白胖胖。受了旧社会重男轻女的影响，生儿子是外祖母梦寐以求的事，可外祖父还关在牛棚里，没人给这个胖小子取名。

后来收发师傅递给她一个霉烂破旧的棕灰色香烟壳，说是香烟壳，实际上是香烟盒撕成的小纸片，纸片很软，像是被水浸过，纸上只寥寥二字，字迹已模糊，外祖母放在眼前盯了许久，才辨清写的是“小林”。估计是外祖父给孩子取的乳名。胖小子有名字了，外祖母对此并不关心，她惊异于香烟纸片的边缘和空白处，那里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血渍。

外祖母奔进收发室，问这纸片是谁送来的，收发师傅摇头说“不能讲”，外祖母一把掀翻了身边的椅子，师傅怕她又闹，告诉她是商业处那边有外祖父的兄弟，托人把纸片从牛棚里偷运出来。

“商业处在哪儿？牛棚又在哪儿？”外祖母又生出了胆大的念头，她想去牛棚看看她的丈夫，收发师傅照旧摇头，说：“你把这里弄个底朝天也没用，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刚生了娃，还是消停点儿吧。”

外祖母找上了农一师司令部的人，打听到牛棚的大致方位，据说就在农一师“商业处”里面。某一天冬夜，阿克苏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外祖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像墨水滴入浓稠的长夜，她偷跑出去寻我的外祖父。

冬夜里的“商业处”静寂无声，周围越安静，外祖母心跳得越快。她脚步轻轻，生怕别人注意到她的响动，躲在外面朝四处眺望，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慌忙矮腰欠身，待脚步声渐行渐远，准备潜入却又瞄见里面一处摇动的火光，外祖母悻悻地逃离，在茫茫黑夜迷失了方向，胡乱走了一宿，哮喘就在那时落下了。

第一个孩子“小林”刚满月便夭折了。这一段灰色记忆里，孩子的死亡方式有些荒谬，那天外祖母没有奶水，着急给孩子弄牛奶，却忘记了用温开水稀释，浓浓的奶液灌入这个婴孩的肠胃，进而引发了重度消化不良，“老天爷好不容易赐了这个儿子，又让阎王爷收了回去”。

丈夫生死未卜，孩子死了。外祖母在那个月里精神恍惚，嘴里念叨着那两个姓名，眼泪已经流干了，眼前的事物却白蒙蒙一片。外祖父的姑姑也在食品厂，母亲却叫她“奶奶”，“奶奶”找大夫给外祖母治眼睛，说当务之急是把外祖父救出来。

那天农历六月初七，几个精壮的男人撑开了一大块粗布，当做担架抬到外祖母面前。外祖母看到的不是外祖父，而是一个浑身烂掉的人形妖怪，一条条小河曾在他身上恣肆横流，凝固成乌红色的妖异纹路，那些纹路有的结了痂，有的在流脓，外祖父那条露骨生疮的右小腿在粗布边缘垂了下来，在外祖母面前不停地晃动。

又有一阵清雨冲刷在那个人破烂的衬衣上，这雨水来自外祖母的双目。所幸外祖父命大，从鬼门关那儿硬闯了回来，只是他的右腿骨烙下了紫黑色的疮疤，纠缠了他的余生，几十年过后当子女拿这块疤奚落他，老人却插上耳机听mp3里的邓丽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一九六九年，外祖母怀了第二个孩子。“小林”的死亡阴影却从未消散，她想保住这个孩子，并且固执地认为肚子里是个男孩儿，结果命运又开始嘲弄这个女人，外祖母有一天执意要去擦玻璃窗上的灰，像撞进残酷的慢镜头，她从梯子上失足、跌落、摔倒，孩子没了。

“这是我第二个男孩儿，也是最后一个儿子。”外祖母说。当我这个外孙对她的记忆进行爬梳，发现在那个特殊年代，命运给知青们开的玩笑，终将组成荒诞的连环套。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外祖母生下了我的母亲，在一九七二年生了二姨，在一九七五年生了三姨，到了一九七六年生了小姨，这是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的四姐妹。

三

一九六八年深秋，外祖母收到了一封信，信封是航空信封，四边有黄绿相间的条纹，里面是一封家书，她母亲在其中写到：你父亲不堪凌辱，从四层楼高的窗台跃下，坠楼时撞到楼下的晾衣杆，摔折了腿。

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在这几页家书中向外祖母呈现出来。她的父亲，既是我的太外公，当子孙触及这块晦暗的伤痕，这位世纪老人作为文革的隐伤者，却选择了缄默，他轻抚着雪亮细长的山羊胡，痴望着窗外晚春的冷雨。

太外公姓嵇，嵇氏家族在江苏无锡乃是名门望族，相传其先辈曾在乾隆年间任宫廷御师，当年流传下的一批字画，成了太外公的使命和负担。日寇侵华之际，他从无锡逃难到重庆，将那些卷轴藏入一口皮箱，拖着皮箱就像背负着整个家族。

那场运动开始之前，他是上海市比乐中学的物理老师。学校停课以后，他被调到了教务处，等待着一阵惊天动地的敲门声。那天还是来了，来的不早不晚，冲进来的是他的学生，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他的头颅被一只只手死死地按在地上，皮箱被砸烂了，那些字画被撕的撕，被剪的剪，像随风飘落的纸钱，反成了隆重的祭奠。

那封家书的最后一段里，她母亲希望她能回来看一看她的父亲。

“探亲太难了，先要打报告，报批以后回去也不容易。闯荒漠，一身灰，走戈壁，断了腿。”不仅如此，外祖母回上海探亲要比其他知青更困难，她父亲是教师，她自己也便成了“黑五类”，“阶级出身”不好自然造成诸多不便。但她又是幸运的，“农场的条件比食品厂差了很多，听到敲锣打鼓的声音就代表要出活儿，活儿又重，这一天下来谁吃得消？何况全年无休。所以有些知青就想办法从那里（农场）逃回来，有些想要逃回上海，有些想要越境逃到苏联，最后大多数都被抓了回来。”

然而，外祖母未曾料到她也将陪着外祖父一同下放农场。当年外祖父在牛棚那儿捡回了一条命，这条命却仍在各种“罪状”下遭受摧残，“拉清单”、“挨批斗”、“坐禁闭”是家常便饭。外祖父这条四川汉子，又是天生热辣的脾性，他在批发站的车间和一个叫“赵书记”的人大打出手，结果几个工人打了他，他被关进了农场的黑屋。

“赵书记”是一名“猪油爱好者”，仗着外祖父在关禁闭，隔三差五敲开外祖母家的木门，号称要“检查情况”。外祖母把木门拉开小指粗细的缝，瞥见了那张嘴脸，门外的人对着门缝做了一个手势，他伸出食指和中指，又摆了摆手，紧接着他伸出三根手指，满意地点了点头。

外祖母不明白他的意思，只能先应承下来，回去问了“奶奶”。“奶奶”找人打听，猜中了手势的含义：两指宽的猪膘不要，一定要三指宽。

弄到猪膘哪那么容易？“奶奶”以物易物，给“赵书记”送去了猪膘，也只给外祖母换来了探望的机会。外祖母赶紧加班加点做了炒葫芦瓜和玉米馍，坐上“奶奶”叫来的驴车去给外祖父送饭。

外祖父捱过了禁闭，那些猪膘作为赔偿金，数量已不可考。可当他从黑屋出来没几天，就立即被口头通知，告诉他要被下放到兵团农场。

“因为阮宝生是我的丈夫，他现在下放到农场，我是他的妻子，就要陪他同甘共苦。”外祖母给老厂长打了报告，她这一生做过许多决定，很多决定在日后对她并不利，好在这个决定让她歪打正着。

原来外祖父被下放农场是一九七一年，外祖母正怀着我母亲，她挺个大肚子找老厂长打报告，老厂长心软，觉得“这太不像话”，责骂她“你跟他到农场去，就也成了造反派，组织都白培养你了”，后来不仅把外祖母留了下来，还把外祖父也调到了食品厂。

到了一九七六年，外祖母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女儿，也就是在我小姨出生的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徐宝昌回来了。

距离徐宝昌失踪已经过去十年，如今他却坐着驴车路过农一师食品厂，问起了一个“嵇莲莲”的女人，那天“嵇莲莲”刚好不在，收发室的师傅回应他说“嵇莲莲嫁了人，养了四个女娃娃”，厂里的人跟徐宝昌聊了很久，等到“嵇莲莲”赶回来，徐宝昌的驴车已经跑开了，带出滚滚尘烟。

徐宝昌十年前犯了事，他偷了两次公章，第一次是给他的战友敲章开证明，侥幸没被抓住，第二次是捞外祖母出去，偷章的时候，胳膊肘弄倒了桌上的一本书，有人听见了响动，开门冲进来当场把徐宝昌抓了现形。审问的时候，那个战友吓破了胆，没答几句就把徐宝昌供了，而徐宝昌另一个战友落井下石，指认了他的其余罪状，说他有几份重要档案没有及时收发，最后司令部跟他算了总账，先是关了牛棚，再把半死不活的他直接丢进了大牢，从此和外祖母失去联系。

“……头发和胡子全白了，比他的年纪再老二十岁。”这是收发师傅对徐宝昌的描述。此后，外祖母觉得自己在徐宝昌眼里成了薄情寡义的女人，而外祖父要为她的“骂名”担负主要责任——当年外祖父在信中告知的死讯，是“误传”还是“故意误传”，经过好事者的挑拨，令外祖母倾向于相信后者，进而猜测外祖父就是那个落井下石的战友。可外祖父就只摇头，偏偏不做辩解，任由外祖母乱猜，夫妻二人隐秘的矛盾变得愈发尖锐。

一九七六年“徐宝昌”的闯入，让外祖父的称谓起了变化。外祖母不再亲切地唤她“宝生”，而是尖了嗓子直呼其名，夫妻二人此后更是吵闹不断，家里的锅碗瓢盆时常变成武器，木门外养的大黄狗叫“美丽”，听见屋里的骂战，时不时回头叫唤几声。

那一年冬夜，外祖母正在坐月子，她的眼白突然变黄，浑身乏力，外祖父背着她去农一师司令部的医院看病，路途中遭遇寒潮，把两个人染成雪白。

外祖母趴在他身后，又提起徐宝昌的事，也没听见说话，只听到呼哧呼哧的粗喘声。

“阮宝生，你怎么没声音。”外祖母用拳头捶他的脑袋，手上没力，打的拳像弹棉花，他还是呼哧呼哧，像头闷驴把外祖母驮进了医院。

外祖母被确诊了黄疸性肝炎，除了买医院的药片，外祖父从老一辈那里拿到一个偏方，说“吃胎盘大补，可以把身上的毛病带走”。于是他跑了新疆几家医院，求爹爹告奶奶，终于弄来了胎盘。胎盘腥味极重，外祖父把胎盘层层剥开，用清水洗了二十几遍，放进一口大锅，炖上老母鸡和猪蹄，盛进小碗里喂外祖母服下。

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这十年，没有人知道外祖母是否活在一个骗局里，她和徐宝昌以及她和外祖父，这两场援疆时期的爱情，哪一场是错爱，无人能够妄加评断。总之，时代又变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包含着一连串的转变，解决就业问题转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下知青的身份变了，却没有转型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而在下一个浪潮中转变为“返城者”。

四

“莲莲：国家出台新政，争取机会早日归乡。”一九八一年，外祖母收到了她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信。

“……考虑到新疆农场和青年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要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分期分批地把一部分符合本规定的青年商调回上海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这是当年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政府协商签定的政策，据说后来又增添了知青子女返沪的规定，要求其年满十六岁，而我的母亲刚巧到了这个年纪，但她不肯去那个陌生的城市，那样意味着要和“奶奶”分离，“奶奶”叫母亲别哭，说“到了上海才会‘大有作为’。”

回忆起返沪的日子，母亲只用了“寄人篱下”来形容，她寄住在太外公家里，处处看人脸色，膈应像虱子爬在心里。母亲回上海半年后，收到一封电报：“奶奶”走了，她给母亲去银行转钱，染上风寒回去便病倒，母亲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那个年代吹起了“改革开放”的风，从西方吹到东方，从中央吹到四处，上海的变化极大，母亲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那时流行起“酒店热”，年轻的姑娘争相去酒店面试，各大酒店门口大排长龙，母亲也在队伍当中。酒店要迎接外宾，因此还带起了“英语热”，母亲面试前买了《英语会话三月通》和几盘英文磁带，刚走出店门又折回来，买了一盘罗大佑。

改革开放的风也吹到了塔里木盆地。外祖父终于得到“平反”，他当时领到了政府发放的一千元，这一千元作为历史赔偿，抹不掉他右腿骨上的烂疮，他也忘不掉那段牛棚之灾。

好在平反运动让外祖父在食品厂有了一个“内退”的名额，许多年以后，我在整理外祖父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手掌大小的退休证，红色软皮壳，只薄薄几页，一寸照里外祖父身穿西服，佩斑纹领带。

到了一九九二年初夏，外祖母给老厂长打报告准备返沪，厂里想留她再做五年，可以有个入党的名额，继而转为车间主任。之前外祖母曾写过两次入党申请，均因成份问题被驳回，此时她已归心似箭，在阿克苏待了二十余年，迫切想回到她出生的地方。

一列绿皮火车把外祖母载回了上海，据统计那时返沪的知青有1.6万人，还有3万人留在新疆。二十八年前，列车开往西北边陲，外祖母军装戴红花，车过嘉峪关也不曾落泪；二十八年后，这个女人两鬓微霜，那一口皮箱也褪成暗红，伴她千里奔行，车窗外的山川由枯到荣，清莹的水珠挂在眼角，但没有落下。

返沪之后，外祖母却误把异乡作故乡，边疆美食反成了舌尖上的乡愁，幼时记忆里，外祖母和外祖父总在做“新疆抓饭”，在油锅里炒胡萝卜和牛肉粒。“……还有阿克苏的苹果、吐鲁番的葡萄、库尔勒的香梨，一想到这些就想到新疆。”原来支边岁月悄然改变了这一代上海知青的味觉记忆，此后岁月不蚀。

尾声

离疆以后，外祖母又回到城隍庙做起了返聘的点心师傅，教徒弟制作小笼包，也保住了援疆前的五年工龄。

千禧之年到来了，从她进疆的一九六四年算起，已过了三十六年。不管是九十年代的BP机、新世纪的诺基亚，还是现在的iphone，她都很难接受并学习这些新兴事物，而且她的退休生活也并不好过，当年瘸腿留在上海的师妹退休工资六千元，她比师妹整整少了一半，在上海退休工人的待遇里处在低档。

与此同时，外祖母对外祖父的态度并没有变化，没人知道是因为徐宝昌，还是因为别的。“阮宝生，你老是欢喜从外头捡点垃垃圾圾回来……阮宝生，你怎么又在腌大蒜……阮宝生，你愣登登做啥，过来给我打洗脚水……”

我记事的时候，逢周末去他们家，太阳刚露出鱼肚白，外祖父把我抱起来放在自行车后座，骑到花园广场打太极剑，石凳上的录音机放着费玉清的《一剪梅》。等骑回了小区，外祖父技痒难耐，约了一个老爷叔杀了几盘象棋，到了中午，外祖母像寻仇似的奔下楼，冲着我们尖声骂道：“阮宝生！你给我死回来吃饭！”

可是到了二○一二年，阮宝生却无法再“死”回来了。他被确诊了癌症晚期，医生说最多熬半年，叫母亲准备料理后事。次年初，小姨去仁济医院取活检报告，灰黑色的胶片里有个透明的小人，小人周身长满了黑点，这表明癌细胞已经扩散，小姨当场哭了起来，一路坐车哭着回家。

二○一三年三月初，外祖父硬熬到了第九个月。主治医生来到他的病榻前，对外祖母说：“拖还可以拖一段时间，把他的气管切开来，插管子进去，还能再拖一个星期。”外祖母赶忙摇摇头，看了看床上的人，床上的人已经不能说话了，右眼睁不开，但能听懂话，便摆了摆手，我去见他最后一面时，他也朝我摆了摆手。

三月六号那晚，外祖父和死神展开了最后的拉锯战。我看到他翻着白眼，大张着嘴巴朝外吐气，一口气断断续续地吐完了，他合上了双眼，嘴巴却张着，三姨说他是有话想对外祖母说，外祖母狠劲摇了摇他，说“阮宝生你讲话呀”，可阮宝生的面色蓦然暗了。

医院里的地下一层上来了两个人，相貌丑陋，一个像活无常，一个像死有分，他们抬着担架把身穿黄寿衣的外祖父放上去，抬到了医院南侧的太平间，那栋独立的平房在夜间透出幽蓝的冷光，远望着像一座巨大的墓碑，墓碑的门关上了，外祖母一屁股坐在门前的石阶，哭得像小孩儿，屋里关了一个人，这个人跟她吵了一辈子，现在把她撇下了。我擦干眼泪，上前抱了抱外祖母。

外祖父死后的第二年，距外祖母踏上那列知青列车已逾半个世纪，如今她的头发像天山的雪。此刻我坐在外祖母膝前做采访，七十四岁的她身患慢性肾衰和心脏病，却只窝在逼仄局促的小屋里，曾被她呼来喝去的外祖父挂在了墙上，屋子显得清冷。

那口皮箱已不知所踪，事实上知青群体作为“失落的一代”，他们都有一口“老皮箱”，这里面藏着他们的心灵秘史，只是他们很少对孙辈翻寻过往。白灯光下，外祖母的手肘搁在桌边，桌上搪瓷杯的牡丹花纹水汽氤氲。老人讲累了，睡意昏沉，她半阖着眼，午憩之前只留了一句话：

“一生不过一场梦。”

采访时间：

2014年7月24日

2018年1月2日

2019年3月23日

写作时间：

2019年4月5日完稿

参考文献

1.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9

2.潘鸣啸.《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社会学研究》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