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66书评 | 文明超越民族国家了吗？评《文明...

本文原标题：《燕南66书评 | 文明超越民族国家了吗？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

作者：（美）塞缪尔·亨廷顿

译者：周琪

版本：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

文明超越民族国家了吗？

撰文|殷金琦

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一次活动中声称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代表着“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此言一出，立刻引发中国舆论的批判，5月14日国际锐评发表评论文章《请斯金纳女士别玷污了文明》，指出斯金纳是“无知者无畏”，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误解和误用，在批判斯金纳之余，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的重建》（以下简称《重建》）是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代表作之一，在本书中亨廷顿给当时的西方学者浇了一盆冷水，打破了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西方世界秩序”到来的乐观氛围。他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文明的冲突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在世界现存的七或八种文明中，儒教与伊斯兰教文明最有可能造成世界秩序的动荡。冲突的根源是文明，冲突的动机则是文明断层线上异质文明的冲撞，最终断层线战争引发全球性的战争，相比较而言，文明内部的冲突并不激烈。因此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实际上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了国际冲突的基本单位，文明身份的认同超越了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或民族国家的认同，因此形成了文明聚合，以某一文明核心国家为中心形成相似文明的亲缘国家征群，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文明冲突的突破口，也正因为这样，缺少核心国家的伊斯兰文明因为秩序的混乱成为世界动乱的根源，日益雄起的中国成为西方文明的最大挑战。归根结底，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已经超越民族国家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文明是当代国际政治中新的根本原因，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击中了要害，它和人们看到的而现实贴近吻合”，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1]

相关讨论与批判

正如前文所说，亨廷顿对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攻击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对方的反驳，此文一出即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相关学者频频发文批评，指责亨廷顿的观点谬误。总体来看，西方学者主要就其研究范式中文明的作用提出质疑，而中国学者的批评角度则各有千秋。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指出：“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一个主要的冲突根源是宗派主义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认同感……但是大文化内部的认同冲突要远远多于大文化之间的认同冲突。”福勒则认为去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于文明冲突，“文化只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同样，麦哲也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2]归根结底，西方学者主要从亨廷顿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入手，指出文明只是表象而非实在，文明冲突论没有解释现实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

中国学者则将亨廷顿对儒教的攻击视为“大逆不道”，批评视角也千差万别。其中李慎之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由对美国国内问题的担忧引申出来的。在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当下，非西方文明的族群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日益增加，而在现代化引导并刺激下的本土化，也加剧了差异，由此非西方文明逐渐获得了数量上的优势，亨廷顿对此痛心疾首，但是囿于美国政治文化的束缚，只能采取曲笔的方式，将国内问题转换为国际问题，由此世界的文明冲突实际上只是美国内部文明冲突的翻版。[3]

另一方学者则继续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提出挑战，倪世雄和潘忠岐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指出亨廷顿的文明范式与世界秩序理论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以基辛格关于世界秩序的三个命题为出发点，指出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并不是实体，并不构成世界冲突的基本单位，文明范式的核心论点从世界秩序理论角度来看，无论是互动手段、冲突起源抑或是建构目的等方面都经不起理论推敲与实践检验。[4] 事实上，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种批判过于牵强，以现成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出发点，指责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要求其回答特定理论的特定问题，未免强人所难，于学术对话的目的来说也是缘木求鱼。正如亨廷顿在《重建》中文版序言中所说，中国学者实际上也是误解了他论证中的政策含义。[5]从书中可以看出，亨廷顿所谓的政策含义就是要求美国重新审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重新以文明视角认识新的以文明为单位的世界秩序。

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最为全面的评价出现于王辑思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一书中，国际政治、哲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的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王辑思指出，以宗教划分的文明贬低民族主义的作用，是亨廷顿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也是其文明冲突理论最大的漏洞。[6] 汤一介从哲学史和儒家文化的角度批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其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翻版，而儒家文明也不会成为世界和平的挑战。[7] 钱乘旦一语中的，指出文明冲突论是在试图为后冷战的世界定调，文明的冲突根本是利益的冲突，但是亨廷顿以文明作为划分依据，显然存在漏洞，因为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文明还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成为共同利益的实体。[8]

然而，亨廷顿的基本单位文明依旧不是无懈可击的，文明是谁划分的，文明是如何划分的，文明真的是根本决定因素吗，这些问题都不容掩盖，因此跳出既定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文明本身去认识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显得尤为重要。进一步来说，文明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文明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族国家间的冲突，换言之，文明只是民族国家冲突中可兹利用的新的动员方式。

文明的本质与作用

亨廷顿在解释文明这一基本概念时，显然认识到了英法的“文明”与德国的“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他看到了文明抑或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却将文明视为文化的放大，将文明视为一种文化实体，也就是说他认为文明无异于文化。[9] 显然他对文化与文明差别的认识是不足的。

亨廷顿认为文明涉及民族概念是正确的。但是英法的“文明”概念与德国的“文化”概念具有历史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是他们不可以被混用的原因。如埃利亚斯所说，文明这一概念确实表现了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但是从本质主义角度来说，这一概念所表现的是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具有殖民和扩张的倾向。[10] 但是德国的“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直接对立，前者是中产阶层在崛起过程中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自我的展示，而后者则是浸淫于宫廷文化的贵族气息，充满了法国的“文明”氛围。因此在德国，“文明”与“文化”的对立体现了德国的自我精神，而英法的“文明”则反映了一种扩张与进化的状态。[11] 因此二者不能被简单的等同。

然而，无论如何区分，两者都与民族有关。文明自身不会成为所谓的文化实体，他必须依附于民族，必须依赖唤醒的民族意识和实体性的民族国家才能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文明不是固有的，他必须依赖中产阶层的壮大，以及对自我的认识，并逐渐在历史中建构自己的民族精神，这与民族主义的发展一脉相承。然而亨廷顿在《重建》一书中对文明的划定，并没有确凿的依据，关于划分的标准更没有详细说明，似乎仅仅是主观上的创造和先入为主的认定。这种划分一方面忽视了文明作为一种概念的历史起源，即文明这一概念是西方的自我意识，是西方中产阶级崛起过程中的产物，其内置了“文明=西方”的含义；另一方面他忽视了文明并不是固有的，他在书中划分的七或八个文明，除了西方文明外，都是“被现代化”的，“被启蒙”的。

进一步来说所谓文明，其内部的复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以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教文明为例，尽管他们生活在同一文明之下，但是他们之间的认同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按照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贝都因人对部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政治权力抑或宗教文化的认同。[12] 如果我们去看爱德华·萨义德的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不同文明的交汇中成长，他的母亲是黎巴嫩基督教徒，他的父亲是巴勒斯坦人，他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站脚助威，他生活在埃及开罗，与犹太人一起学习。在1947年之前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没有爆发冲突，没有文明的争斗，直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民族主义甚嚣尘上，无穷的争斗此消彼长。[13] 又如一战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尽管苏丹不断号召圣战，向英法殖民军队开战，但是最终阿拉伯人选择起义，和英法这些基督教文明站在一起，向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进攻，从而实现自己的民族独立。对于他们来说文明并不具备根本的号召力，唯有民族主义才是最终的归宿。[14]至于现代的事实，亨廷顿试图掩盖的海湾战争就是一例。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入侵的正是同一文明的科威特，而挫败他的正是伊斯兰国家与西方的联盟。尽管他试图争辩大多数伊斯兰人民支持萨达姆（事实上这种证据很不符合他的实证主义倾向），但是这恰恰反映了在政治家看来国家利益比虚无的文明忠诚更加重要。[15]

尽管亨廷顿并没有指出文明的本质，但是他却指出了现代世界的文明分布。他指出随着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分离，本土知识精英着力于以现代化实现本土化，从而消除西方化的影响。这与埃利亚斯所说的文化崛起如出一辙，即市民阶层的壮大带来的自我精神的独立。由此亨廷顿进一步推论，这种本土化加剧了其他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疏离，而文明内部核心国家的崛起将加速断层线战争的到来，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以文明核心国家与其亲缘国家为集团，最终走向全面战争。

然而，斯金纳女士对中美文明冲突的畅谈恰恰给我们以反例。不可否认，斯金纳女士大谈文明冲突的背景与中美贸易战密不可分。斯金纳女士为了调动全世界的舆论火力，为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油助威，甚至不惜祭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大旗，这一举动却在另一方面表明文明的冲突服膺于现实的国家利益，而最终美国期望攫取的贸易利益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公共物品，而是美国独享的囊中之物。换言之，在美国看来所谓文明不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招魂幡，而仅仅是美国霸权的遮羞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向欧洲、加拿大挥舞贸易谈判的大棒，显然是西方文明内部的自相残杀，由此来看或许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才真正沉重地打了文明冲突论的耳光。

重回理解与包容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亨廷顿在本书的问题，翻遍全书的参考文献，并没有看到他阅读了《古兰经》《论语》或者其他文明（他划定的）的经典，或许从某种角度来说，阅读并解释这些经典是幼稚的，但是单纯的经验判断和粗暴的实证分析却彻底葬送了世界各个民族、种族或者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可能。正如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John.Schrecker）指出的那样，西方由于“从来没有从外界来观察自己”，因而“被囚禁在自己近代经验的狭窄牢笼里”，成了“当代伟大文明中目光最为狭窄的文明”。[16] 尽管亨廷顿一再声明自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17] 但是这种努力并没有使他远离敌视、矮化他者的错误。正如他对伊斯兰教的认识一样，他巧妙地玩弄着数字的游戏，用以证明伊斯兰是一个尚武的、暴力的文明，是动乱之源。这不仅令人想起2012年美国导演库拉·巴塞利拍摄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以及由此引发的抗议风波。或许这真实的反映了文明的冲突，然而这更像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原本相安无事的两者，在误导下最终走向互相指责、攻击和谩骂的悲剧。从中可以看出，文明只是动员方式，真正起作用的却是民族主义情绪和霸权主义的偏见。

因此，要重回对不同文明的理解，而不是将世界简单的化约成或多或少的文明板块，这只是研究范式上的简化，它只存在社会科学上的意义，但是对解释问题于事无补。借用柯文在反思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观点，他指出过分强调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将造成历史研究的扭曲，而这种扭曲是文化本质论的，即将文化过度化约成一组其他文化无法体现的特殊价值或特征，比如威权主义的东方与自由宽容的西方的根本对立。[18] 而这对西方人来说，是要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实现某种人文主义研究的“移情”效果。[19]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9年亚洲文明大会上演讲中所说，文明因多样而交流，不同文明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归根结底，亨廷顿的《重建》一书所表达出来的文明冲突论，使我们感到悲观，感到未来世界的人类，将存在本质主义的冲突，这将削减了人们相互理解的努力，并将进一步陷入自我实现之中。实际上，正如本文所要强调的那样，现实世界中的冲突，文明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是文明却在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引发新的传统矛盾。

参考文献

[1] [美国]塞缪尔·亨廷顿：《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张铭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0期，第9页。

[2]参见潘忠岐：《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导读》，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36页。

[3]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4]倪世雄、潘忠岐：《文明与秩序——评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2期。

[5] [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第1页。

[6]王辑思：《“文明冲突”论战评述》，选自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1日，第25页。

[7]汤一介：《评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选自上书，第250-258页。

[8]钱乘旦：《“文明的冲突？”——与亨廷顿先生对话》，选自上书，第332-337页。

[9] [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页。

[10] [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11] [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33-47页。

[1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7-93页。

[13]参见[美国]爱德华·萨义德：《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彭淮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14]参见[英国]罗金·尤根：《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王阳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5]倪世雄、潘忠岐：《文明与秩序——评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2期。

[16]参见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美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17]亨廷顿将西方化与现代化相区别，并引入本土化的概念，这确实彰显了他在去除西方中心主义方面的努力。

[18] [美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3页。

[19]参见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美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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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金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在读

出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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