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陈垣早年的两件尴尬事

胡文辉

2019-05-25 10:4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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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我的同事和朋友邓琼偶尔下载到一篇有关陈垣早年事迹的旧文,转给我看,说是“十分有趣”,一检之下,果然有亮点。
早年刘乃和(抗战后陈垣尝以廿万元购入全祖望墨迹,疑即合影所见者)
陈垣与刘乃和合影(见《励耘承学录》扉页)
作者是刘乃和。刘女士跟陈垣有着“不得不说的故事”,她写的文章自不可轻。此文主要写陈垣考取秀才的事,但结尾处又加了一笔,说他1903年参加过顺天乡试(庚子、辛丑并科),并考取了举人——“但这次却是替别人考的”。随后解释:
因为这时他已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开会、宣传、办报、交通等等,处处需钱,而经费缺乏,于是接受了陈氏本家某人的请求,替此人去考试,说明如果考中,可以送几百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款子。陈垣和同志商量,说“我如果去考试,顺手就可得个举人”。因为他对八股文,这时已可以随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为了当时革命工作需款,决定他再参加一次科考,结果替别人取得一个举人。他这次“义举”,得到一笔革命经费,这就是他为反清活动而参加的一次清朝的科举考试,这是对清朝人〈的?〉极大讽刺,同时也得到同志们的极大赞扬,对反清活动做出贡献。(《陈垣参加科举考试》,《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说穿了,就是陈垣曾在考试时作弊,替人当枪手。
好吧,我也在读大学时作过弊(只是抄别人,没能力帮别人),我很推崇的诗人温庭筠更是枪手之王,在这一点上,我对陈老绝无“厚非”。在旧制度而言,科举作弊是重罪,但我们今天不必理会。只是,要不要把作弊说得那么高大上啊?我作弊只是作弊,您作弊就是“得到一笔革命经费”“对反清活动做出贡献”,差别这么大?
陈垣在刘乃和论文上的批注
不过,这下我对此事就来了兴趣。乃查检手头几种陈垣年谱,发现问题并不复杂,就此文来说,刘女士显然伪造了陈先生的光荣历史。
据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乃和稍后又写过一篇《立志耕耘,追求真理》(《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提到代考的事,称其所得款项用作了“农工商会”的筹备资金。
可是,照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年版),这个陈垣参与筹办的“农工商会”,目标不过是“宣传社会改良”。这就算参加反清革命活动了吗?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此。《陈垣年谱》《陈垣年谱配图长编》都提供了一个“陈垣回忆”名义的文本:
这次考试曾有一广东同乡甄某请代考,因自己作文较快,便应允了。考试时,自己作两篇文章,给甄某一篇。公榜结果,自己未中,而同乡甄某却得中第62名顺天府举人。得甄某酬金3000元,将历年从家中支出的钱全部还清。父亲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自己未中,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合当时品味,越用心越南辕北辙。代别人作文,不下功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注明出自刘乃和日记手稿)
此文本与《陈垣参加科举考试》一文的说法颇有不合:此谓代考事在1901年,而非1903年;此谓陈垣自己参加考试,同时为旁人代笔,而非专门代考;此谓帮同乡甄某代考,而非本家某氏;此谓所得“酬金3000元”,而非几百两银子。但就情理而论,两种文本所指,应该还是同一事,否则他岂不成了专业枪手?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两相对照,显然这个来自刘乃和日记的文本才是老实的记录。易言之,陈垣作弊代考,只是顺带为自己挣一笔外快,绝不是为了“得到一笔革命经费”而专门去替人考试。刘乃和那篇文章制造了一个相当低级的神话。
刘乃和替陈老设计的这个挣“革命经费”的说辞,让我想起了黄裳先生。四十年代上海沦陷时期,黄裳曾用过至少六个笔名在沦陷区刊物《古今》写掌故文字。此事他一直回避,有关文章也深埋不露,直到晚年才编入《来燕榭集外文钞》,并在后记里说明:当时珍珠港事件发生,日伪势力进入上海租界,他就读的交通大学前途难测,想改去大后方的交通大学续学,正需旅费。这时周劭(黎庵)正筹办刊物,“稿费从优,并极力要我多写。在那种环境下要办一种刊物,其背景不问可知。……他当然不肯说出其中奥秘,但我明白,这样的朋友是惹不起的,但又躲不开。这时,我曾写过电影剧本,托柯灵卖给他工作所在的金星电影公司;写过小说,也托他向平襟亚兜售,柯灵是我熟识于文化圈惟一可信托的朋友,但都不成。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周黎厂正逼稿甚紧,当时年少气盛,不免有点狂,气闷之余,就想如能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卖稿的决心”(《我的集外文》,《来燕榭集外文钞》,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过去我已说过,在沦陷区刊物发表过作品者甚多,包括叶恭绰、章士钊、夏承焘、钱锺书一众名流,杨绛的剧本其实也是在沦陷区公演的,张爱玲、苏青就更不必说了。而黄裳此举,性质大同小异。此皆属于“纯学术”或“纯文学”,无碍于国家民族大义,不必上纲上线。但挣稿费就挣稿费呗,用得着说“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吗?当自己是“潜伏”,还要来一出将计就计啊?
这个“逃亡经费”之说,跟“革命经费”正是不约而同的曲辩,都属一种迎合革命修辞的想象与自我想象。
此外,刘乃和那篇文章还说陈垣“对八股文,这时已可以随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也是替他吹牛。事实是,陈垣这次顺天府乡试未中,次年再参加开封乡试,仍未中,这才放弃了科举一途。
还要说明,将陈垣这次考试系于1901年或1903年,皆不确。据友人肖彤提示并提供《清代硃卷集成》电子本,检其目录,顺天府“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是在1902年“补行”的。肖彤另查《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该年中举者的记录有:“甄德傅,广东新宁县(按:今台山市)人,监生。六十二名。”(第十五册《选举表》卷十“举人六”)这就跟陈垣后一个回忆文本完全吻合了。
之二
陈垣平生最尴尬的事,也关涉“经费”问题。我说的,当然是1923年著名的“曹锟贿选”事件。
是年直系军阀曹锟通过重金收买议员,当上了民国总统,人称“猪仔总统”,而陈垣时为众议院议员,是为“猪仔议员”。关于此事,《陈垣年谱》《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引录了同一份“陈垣回忆”:
议员规定的有薪金,而由于连年战争,已多年未发。忽然有一次发了一张支票,说是补发历年欠薪的,就收了下来。而过了些时候,就强迫收到款的人选举。选举后,社会舆论大哗,才知是贿选,国会和议员都被人咒骂。(据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藏1958年《材料汇报》)
这一自辩,我早就注意到,过去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陈垣部分已明确表示否定。“贿选”前后之怪现状,上下瞩目,南北交争,陈垣身处政治与舆论的中心,哪有不知的道理?若说那笔巨款是“补发工资”,那至多只能让议员尽其选举的责任,无关乎选举的对象,用不着非得投票给曹锟——而陈垣于此未作辩解,就情理言,他投了曹锟一票的嫌疑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自辩文本,近些年始公布,是陈垣1952年的一份检讨,开头说:
一九二三年的曹锟贿选案,我是参加的。曹锟要做总统,因为旧国会议员欠薪,他就利用补发欠薪的名义,凡参预选举就在出席时交给你五千元支票一张。
不出席的除非出京,不然,就有警察督促。无勇气离开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钱,不出席的得祸。
我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材料靠公共图书馆之外,总要自己多备一些书。当时因为有书数百箱,舍不得离开北京,就同后来抗战时不肯离开北京一样,都系这几百箱书累了我。
又自己想,这是补发欠薪,受之何愧。且这是集体数百人的事情,又抱着“耻独为君子”的思想,谁知这样就上了大当。
(《检讨卅年前曹锟贿选事》,《陈垣全集》第二十二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这个文本,较前者近于事理,但仍嫌遮掩,依然缺乏说服力。
陈垣确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但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做官的人,哪里会不懂“补发欠薪”的把戏?贿款总要找点名义的,难道会用“贿款”的名义双手奉上?由于藏书问题不愿离京,倒是一个可信的重要理由,但不离京,不得不参加选举,是不是就非得收受贿款呢?
陈垣1924年4月于西山卧佛寺后园(《陈垣画传》)
因为陈垣这一公案,我对“贿选”问题稍稍有所留意。
刘楚湘系民国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也是坚决反对“贿选”者,其《癸亥政变纪略》是揭露“贿选”的实录,辑录一手资料甚多。他在《绪言》里称“今次贿选,武夫窃国,贪夫鬻身,秽德腥闻,腾播宇内”,第廿七节“贿选公行”、第廿九节“贿选告成”,都直接摘录了北京各报的大量公开报道,足见事件在社会上的暴露程度,何曾如陈垣所说,是在“选举后”才“社会舆论大哗”的呢?
《癸亥政变纪略》附有“北京贿选投票名单”与“移沪国会议员名单”;以后寓台史家沈云龙稍加董理,又拟名为“贿选议员题名录”和“津沪议员反对贿选之列名”(《曹锟贿选与“猪仔议员”》,《民国史事与人物论丛续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后者之中,在政学界有名望者略有:张继、章士钊、潘大道、杨永泰、马君武、冯自由、刘恩格、孟森、张相文(史学家张星烺之父)、褚辅成、刘景晨(史学家刘节之父)、田桐、邹鲁、汤用彬、林长民(林徽因之父)。此济济多士,陈援庵岂皆不与闻乎?
还有一位邵瑞彭,不在离京议员之列,但其事迹却更为轰动。他将五千银元的贿选支票拍照后寄予北京各报发表,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起诉讼(《癸亥政变纪略》廿八“贿选铁证”),故直至晚近,钱仲联在论诗时犹称许他“一纸讨曹,声振九阍”(《南社吟坛点将录》,《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这事陈议员还能不知道?
手头还有本方惠芳的《曹锟贿选之研究》(台湾大学文学院1983年版),则是探讨“贿选”的专著,以报刊材料为主,梳理了“贿选”的政治背景和过程,态度甚平实。其结论说:“在曹锟贿选整个事件的发展中(民国十二年六月至十月),表面看来,全国上下,不论政、军、工、商、学界,莫不极度关心总统选举的合法性、国会体系制宪之程序与自由、以及立法角色(国会议员)的品格能力等有关民主宪政之重大问题……”可见事件关系之重,影响之广。又说:“曹锟贿选被称为‘丑剧’、‘闹剧’,当时国会议员称为‘猪仔议员’,连曹锟宪法也有‘秽宪’之名。十二年之选举、制宪等相关人事,皆因金钱诱贿的牵扯而为世人冠以骂名,遗臭数十载。然而曹锟、直系之行贿虽属实,尚有洛派居于事外;国会议员受贿者虽众,仍有约二百议员秉持正义,临贿不苟……”又可见洁身自好者尚多,议员绝非毫无选择的能力与自由。陈垣说“无勇气离开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钱,不出席的得祸”,恐怕是夸大了危险。
还有一种情形,是参与了选举而未受贿。如籍忠寅、徐傅霖都在投票名单内,但据说前者登报声明不受酬报,后者也是在未受贿的情况下参与投票(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文史资料精选》第三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陈垣即使留在北京,本来也可以做籍忠寅、徐傅霖的。
总之,“补发欠薪”“上了大当”云云,殊无法自圆其说。陈垣既收了钱,也投了票,非如去者之不带走一片云彩,亦非如留者之出污泥而不染,自有亏于政治道德。
如此说来,不论是红颜知己的“革命经费”说,还是老陈自己的“补发欠薪”说,都属于粉饰形象之辞,近乎伪史的范畴了。
历史学家在做学问时,最痛恨伪造历史,然而历史学家也是凡夫俗子,事到临头,他们也可能为了一己之利益或名誉而伪造历史。这表明,为人毕竟是更难于为学的。
对伪造历史,历史学家自有明辨之责;那么,对历史学家的伪造历史,我们作为继者,当然也有明辨之责——即便不是以更为严厉的标准。
附录:举人甄德傅遗事
肖彤兄查出了凭陈垣代考而中举者名叫“甄德傅”,极为关键,足证陈垣回忆之可信,作为“陈垣研究”,本来已可了结。但我自然也会想,陈垣“牺牲自己”而造就的那位仁兄,后来怎样了呢?
小友宋希於在网上检索文史资料精熟无伦,我未及动手,他已大有斩获:近人陈鹏超《爱竹斋文钞》有序,末署“同年弟甄德傅祝三氏”(《爱竹斋全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十辑,文海出版社出版),可知甄氏字祝三。再检“甄祝三”,又可知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任广东恩平县县长(郑泽民《民国时期恩平历任县长》,《恩平文史》第六期,政协广东恩平县委员会文史组1985年版)
更有意思的是,希於又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得《甄祝三先生荣寿特刊》一种。此系仅见的冷门文献,标价甚昂,实亦无关于学术史。考虑到事涉史学大家,毕竟想其人的结局,犹豫之下,终购得之。
《甄祝三先生九秩开五荣寿特辑》
此刊封面题为《甄祝三先生九秩开五荣寿特辑》,民国元老于右任书迹,标明“民国48年出版”。略检内文,原来1949年之后,甄氏流寓香港,此年正值“九秩开五”,即八十五岁,新会三村乡同乡及甄氏同宗遂组织宴会为他祝寿,随后又征集诗文词联,辑为一编。此刊缺少一份甄氏生平事迹的介绍,但由诗文词联的片断,可知他大约原籍新宁县石海乡(1952年随三埠镇并入开平县),后应移居新会三村乡——我猜测,有可能他很早就迁往新会,所以才会找来自新会的陈垣做枪手吧?
此刊有于右任、陈诚、张道藩、张群等党国名流题字,但都是征集来的,他们大约只是给老人家一点面子,并无特殊关系。从事功来看,甄氏止于一县之长,在政界只是个小人物。刊后所附“自由文坛名作家”甄陶所拟的《甄孝廉祝三九秩开五荣寿徵文启》有云:“台山甄孝廉祝三先生,系出中山,声蜚服岭。幼承家学,争传宿慧之资;长治儒书,蚤抱澄清之愿。名登国学,捷骥足于北闱;誉满词坛,绍鸥盟于复社。……洎乎帝制已隳,国体维新。先生赞助共和,服膺民主;当轴尊崇耆旧,选任贤能。举八斗之才,予百里之篆。于是荣归粤峤,出宰恩平。琴堂赓弦歌之音,花县振词赋之藻。虽属牛刀小试,已窥鹏翮初张。无如城狐社鼠,窃据中原,武士横戈,文人侧目。先生隐迹凤头,保和珂里,因而兴办学校,筹练团军,以作育英才为心,以绥靖乡村是务。由是闾阎共赖,郡邑同称。振两袖之清风,树一方之硕望。继而身罹国难,抗战军兴,严夷夏之防,秉春秋之笔。动员武装,堵波寇氛,竭画荩谋,有足多者……”虽语焉不详,亦可略窥其一生行迹。
甄祝三像赞
甄祝三手迹
为他祝寿而作的诗文词联,大都有旧文学的根柢,但酬应之作,难当大雅,无甚可述。惟甄秉钧有一首七绝:“丙申乙亥两忘年(翁诞于乙亥年,予生于丙申年),海宇澄清预兆先(传闻翁中举时,石海乡河水清澈见底云)。犹忆科场名显日,连登凫舄耀从前。”这是说,甄氏考中举人时,老家的河水都变清了,小小一举人,居然有“圣人出,黄河清”的架势!而一想到甄氏所以中举的底细,更不禁为之失笑了。
但话要说回来,他们这一次作弊,结果是李代桃僵,成就了甄德傅的举人名分,今日视之仍是一桩幸事。我们当然无法设想,如果反过来,中举的是陈垣,落榜的是甄德傅,两人日后的命运会是怎样的。但可以相信,这样落榜的陈垣,这样中举的甄德傅,就是他们最好的命运了!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陈垣挣到了一大笔“革命经费”,而是他最后成了近百年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反之,假使甄德傅未能中举,想必是没有机会做县长的。那么,他们是各得其所,堪称双赢了。更何况,若按刘乃和的说辞,陈垣既因代考而得了“革命经费”,而甄德傅后来也参与了辛亥革命,可算殊途同归,双双为反清大业作了贡献呢。
很久以前,看过据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记得那位西夏国君李元昊对反叛他的汉人降将说过一句话:“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绝不会是你!”甄德傅当然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但他毕竟在民国史的巨流中冒了一下泡,还能为陈垣增添一个注脚。
此问题事涉琐屑,无关紧要,但我却别有一点体会:由邓琼提供的那份近乎湮没的回忆文本开始,到肖彤检出“甄德傅”之名,再到宋希於发现“甄祝三”及有关文献,这一过程可谓治学之连环,也是治学之接力,而我始终是被动的,只是跟着他们的发现走。这具体而微地表明,做学问是“一连串事件”,学问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可以一个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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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陈垣,刘乃和,贿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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