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选择渐进式改革？中央党校副校长：与改革成本有关

“举世公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有三大特征：一是以分领域改革为主，率先从农村突破；二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分步推进；三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想问读者，我们的前期改革为何会具有上面三大特征？我的看法，这一切皆与改革成本有关。”

5月22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王东京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论改革成本》中作出了上述论述。

文章称，“改革今天已进入攻坚期，未来改革该怎样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要削减制度性成本’；并强调‘要做好为改革付出必要成本的准备’。我理解，改革需从制度成本与改革成本两个角度谋划，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改革方法论。”

“顾名思义，所谓制度成本不是生产成本，而是交易成本；具体到改革层面，则是指体制运行的交易成本。”在王东京看来，“体制是否改革需看体制成本；而体制怎么改，则要看改革成本。何为改革成本？简单讲是由改革产生的交易成本。改革要变革体制，势必要对现存的利益关系作调整，在有人受益的同时，也难免会有人利益受损。受益者支持改革，受损者却可能反对改革。为了减少改革阻力，就需要去说服、协调、安抚那些利益受损者，而由此产生的交易费用，便形成了改革成本。”

随后，王东京在文章中具体阐述了中国改革的上述三大特征：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是因为土地承包的改革成本低。读者想想，将土地承包给农户，农民可以受益而其他人未受损，他人也就没有理由反对。这种无‘负外部性’的改革，经济学称为‘帕累托改进’。既然是帕累托改进，改革成本当然会低。事实确也如此，从1979年到1982年，短短3年土地承包就推广到了全国。

“再看渐进式改革。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其实也是因为改革成本。说得明确些，是改革成本太高无力一次支付，只好分期支付。举国企改革的例子。要将国企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那么就得允许企业减员增效，可改革之初我们不仅未建立社保体系，劳动力市场也未开放，企业要是从减员下手，阻力可想而知，改革成本一定会很高。

“正是高成本约束，国企改革所以不得不分步推进。现在回头看，当初政府从放权让利起步，先让企业搞承包经营，然后进行公司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今天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这样一步步深化，不过是在分摊改革成本。由此想多一层，不单是国企改革，诸如价格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等皆采取渐进方式，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分摊改革成本。

“是的，改革成本高，改革就应该渐进。可改革为何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领域改革成本不仅高，而且还具有不确定性。由于事前无法对改革成本作预估，逼不得已，改革只能边改边试，方向改对了继续改，方向没改对就退回来再作新的尝试。”

另外，王东京在文章中还从改革成本角度分析了去年的政府改革：“以政府机构改革为例，去年机构改革大获成功，我认为是以往改革反复试错出的结果。早在十八大前，我们已经改了7次机构，可令人遗憾的是，每次改革后皆出现了机构越简越臃肿、冗员越减越多的怪象。究其原因，是行政审批权在背后作祟。有鉴于此，十八大后中央釜底抽薪，大手削减行政审批。审批权小了，改革成本也就低了，于是才有了本次机构改革的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