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 学者如何研究新时代中国与大国、周边、全球的关系

编者按：2019年5月10日上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莅临云南大学“东陆高端论坛”和“周边外交论坛”，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师生带来了一场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的学术创新契机》的精彩讲座。在讲座中，李巍教授围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变迁”、“中国的世界性大国地位及后果”、“中国学者的代际传承与超越”、“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四个方面进行了专业和独到的分析。今天分享第四篇，题目是“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

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契机。这种学术创新的可能主要来源于三组紧要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与大国（美国）的关系

如今中国学者面临的新问题是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守成国处理好关系，尤其是能否同美国构建超越历史大国关系形态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政策口号，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严肃的学术命题。在该命题下，我们要思考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有何不同，中美两国能否超越传统安全困境（即修昔底德的陷阱），这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问题。

历史上克服安全困境的方法两种。一是“相互确保摧毁”，这一方法是以核武器的出现为前提的。结构现实主义正是在有关学者研究核武器出现以来的超级大国关系的背景下诞生的，核武器可以使国家间的绝对实力达成均衡，从而抵消一国相对实力的增长为另一国带来的危机感，消除安全困境。二是通过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克服安全困境。总体而言，大国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在安全方面的恐惧感与需求与小国相比相对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属于这种情况：过去40年的外交基本都是以经济建设为重，国家的最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根据自由主义理论，若中美经济融为一体，两个平行的市场最终融汇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可以减小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2001-2008年）期间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状态，其友好程度仅次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曾提出“金融恐怖平衡”的概念，用来指涉中国将大量的资本投放至美国市场，使双方形成了对彼此高度的金融依赖，这种相互依赖类似于核武器下的“恐怖平衡”，双方都不敢轻易发起对对方的“攻击”，因为这种“攻击”通常都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此外，中美面临着共同的全球公共问题，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双方的安全困境。

但是，当前的中美关系前景不容乐观，可能短期内难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历史上未出现过这种情形，这对于学者而言非常具有研究意义。达巍老师曾提醒我注意，当前可能出现的中美经济脱钩是否会出现类似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经济脱钩的情况。当年苏联在中国援助与投资了很多项目，中苏经济联系密切，但在1958年双边关系破裂后，两国经济也逐渐“脱钩”了。如果中美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在经济上密切交融的中美或将开始“脱钩”，两个国家的市场将面临部分坍塌的危险。

谢淑丽（Susan Shirk）是研究中美关系的知名学者之一，从她的言论中，我感受到了美国主流精英学者的一种“挫败感”，这是由于她的理论预测与现实出现脱节——一个不断壮大的中国，并没有向着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不少美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发展方向背离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判断，这也是当前中美关系不明朗的缘由之一。

纽约时报刊登的“中美贸易战”漫画

中美关系能否超越历史上的安全困境，并建立新的关系模式？这种新的关系模式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但具体“新”在何处，这也急需我们作出确切的回答，学术研究不能只使用抽象的概念，而将领导人所提出的抽象概念明确化也就成为我们学者的责任。

中国的外交模式和其他大国相比有所不同，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但采取了“结伴”策略。“结盟”与“结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结伴”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系列值得探索的问题，据我了解，目前已有学者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在21世纪，中国可能要依靠“结伴”才能在国际体系中站稳。未来“结伴外交”是否有可能战胜欧洲自17世纪开始的“结盟外交”，这也是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与周边中小国的关系？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提出“中国周边学”的概念，这意味着上述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虽然“周边学”是否成立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从实践来看，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当前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重大课题。历史上德国的两次崛起都由于没有处理好周边关系而遭受巨大灾难，但现在德国已基本处理协调好周边问题。如今的中国正面临着崛起时期的德国所面临的周边问题与困境，以德国为鉴，我们需对当前中国的周边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目前世界主要大国，如美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在理论上都不存在高度复杂的周边问题，它可以被视为中国特有的国际关系难题。

中国的“周边学”包含哪些国家与内容？具体而言，在东边，中国面对的是“百年宿敌”——日本，“强硬”的朝鲜，以及具有强烈民主主义倾向的、经济强盛的韩国；北部有边界漫长的俄罗斯；在西面，中国要应对复杂的中亚国家及其纷争；在南部，崛起中的印度，以及正处于经济上升期但政治与外交关系总体不稳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中国打交道的重点对象。

如何应对上述周边国家并解决相应的周边问题，同时化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恐惧？这是新一代中国学者可以实现理论创新的第二个问题领域。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解决周边外交问题的概念，我日益觉得这些概念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富邻”，即如何让中国的邻国富裕起来，这是解决某些周边问题的根本之策。以中南半岛为例，若中国能成功带动柬埔寨、缅甸、老挝与越南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将形成很有利的示范效应。历史上，泰国等国家跟随越南的步伐实现了经济起飞，也就是所谓的“雁型模式”，如果中国也能做到带动其他周边的经济发展，那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能有效缓解中国在周边外交中面临的负面压力。按照美国的经验，要解决世界经济问题，首先都是从周边国家（北美洲的加拿大，南美洲的墨西哥）开始入手。

2018年美国发动“贸易摩擦”，早期的行动就包含了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并升级贸易协定。

目前中国带动柬缅越老经济发展的努力也伴随着国际上的负面新闻（当然其中有些是不真实的），但这不能阻止中国的步伐。对于学者而言，如何带动这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与中国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应该关注并深入研究的具体问题。

第二个重点概念是“安邻”，即如何让中国的邻居感到安全，防止周边部分国家联手对抗中国，或者引入域外国家展开对中国的平衡外交。具体问题包括中印边界冲突、朝鲜半岛与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对此，有学者提出可以借助国际制度减少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恐惧感，历史上美国的崛起也是依靠制度化解了世界各国对于霸权的担忧。具体而言，中国通过主动加入既有的规则与制度体系或建立新的制度，向周边国家表明，在制度约束下的中国行为是可预期的。但是，如何同周边国家共同建立制度与规则，也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上急需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个概念是“睦邻”。我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到文化上交流和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复杂的文化冲突，这在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过程可能进一步激化。而如何化解或避免这些冲突，也是当前中国学者与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与全球治理（公共世界的关系）

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的扩张使我们生活的边界模糊化，如今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共的世界里，而不是一个国家间相互隔绝的国际体系中，而这也意味着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公共问题。人类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当前全球治理的任务在于解决三大根本性的问题：一是日益严峻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在急剧拉开，发展不平衡可能成为滋生革命（乃至恐怖主义）的土壤；二是不同的文明和价值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身份政治问题，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一直存在严峻的身份政治问题，而中国内部也有类似的问题，如台海问题；三是失败国家的治理难题，在全球化与多文明的冲击下，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能像中国一样建立起有效的政府，他们被西方学者定义为“失败国家”，这些国家的失败通常还伴随着冲突的外溢，威胁着中国以及全球的安全与稳定。

这三大问题都是中国在成为全球治理引领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关卡”，如果解决不了这些难题，中国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大国。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正是当前国内学者所应关注的。

中国要在世界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很大，但可以以首先解决本国问题的方式来树立典范，由此形成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与号召力。美国成为百年世界强国的前提是妥善解决了本国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向世界输出美国的理念与模式，其所面临的阻力就会大幅度减小。基于此，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逻辑是正确的，因为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输出了中国“最好的东西”——基础设施及其建设经验。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建设来应对上述全球治理难题。现在学术界对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衰落与崩溃的讨论日益白热化。目前自由主义秩序衰落的根本表现是美国的“退群”举动使某些国际制度的退场或失效。如今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参与或者引领全球治理，应该为世界贡献什么样的制度？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化的制度工具是什么？中国贡献的制度体系是否超越了自由主义范畴？这些都是有待中国学者进行研究与解答的问题。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要实现根本性的创新，可以从学术角度对中国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与分析。“讲好中国故事”很重要，也是一门大学问，而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中国故事”背后的缘由与逻辑，以及将中国在对外交往的实践中提出的诸多概念明确化，提出可行的操作方案，比如“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能够体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化与中国的价值理念的好概念，但这些抽象概念的确切内涵是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将这些概念付诸实践，这都是我们应该思考与深入探索的问题。

四、几点总结

第一，崛起中的中国需要以国际关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支撑，而日益繁荣且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不断提高的中国客观上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不能生搬硬套美国的模式与成果，中国必须形成独立的知识体系，这种独立不是自我封闭，孤芳自赏。

第三，要高度重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传统，成体系的学术创新通常不是独立个人“灵机一动”的结果，而是知识代际积累的成果。

第四，中国依然需要学习西方理论和方法，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要立足本国的外交实践与实际面临的国际问题，不能完全追随西方学术界设定的研究议程。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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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周边外交研究微信公众号，2019-05-22

（本文原标题：《李巍: 新一代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