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叫做“现代白求恩”，这个外国人做的事情正在影响中国

他有个很中国的名字：费立鹏。他的面孔很好认：典型的西方人脸，头发花白，个子高高的，有些瘦，严肃的时候略微有些忧郁，笑起来又有点可爱。

来自加拿大的费立鹏是个精神科教授，现在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自杀与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

╱ 中国的“洋”医生 ╱

费立鹏来自加拿大——和白求恩是“老乡”。1976年上半年，从未踏足过中国的费立鹏，在同学的强烈建议下，跟着学校里的代表团第一次来中国，待了三个星期。

下半年，费立鹏第二次来中国，这次，他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在中国学习两年，第一年学习语言，第二年学习医科。

回忆起第一次中国行，费立鹏说，那时候的中国，虽然经济很落后，但是公共卫生却很受重视。这引起了他的兴趣，因为在这个领域，早期打下的基础，对以后整个国家的健康水平都很有好处。

一开始，费立鹏更多的是希望学习一下中国的经验，以后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读了两年书之后，费立鹏非常喜欢中国，觉得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一些贡献，也想为这个国家做一些贡献。

很快，费立鹏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加拿大，后来他跟我们说，自己当时已经决定好，可以在加拿大学一些其他的东西，有用的话肯定会回来。

198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两个硕士学位的费立鹏，再一次来到中国，这算是他和中国的缘分的全新开始——此后，他便一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

╱ 和“自杀”有关的故事 ╱

费立鹏现在在上海交大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自杀。其实这是费立鹏一直以来的兴趣：他从读书的时候开始，就在急诊室工作。

那时候他工作的急诊室就经常有自杀的，因为是学生，好像天然带有一些亲和力，急诊室的医生就经常安排他去跟这些人多沟通，安慰一下他们。

费立鹏看在眼里，就希望可以研究一下他们的心理，到底为什么自杀，自杀可以提前预防吗？他觉得，社会应该给这群人以帮助，至少给他们的负面情绪一个出口，不能让他们真的到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程度。

到中国工作之后，他把自己的研究带到了中国，开始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在异国他乡继续进行自杀干预。

一开始，其实不被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偏保守，甚至精神科医生都是被排斥的。不仅大众排斥，连医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都不愿意到精神科工作——好像精神疾病也会传染一样。

费立鹏说，中国的自杀数据，和西方国家还是不太一样。发达国家的自杀率一般是城市高于乡村、男性高于女性，可在中国一度恰恰相反。而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自杀率正在大幅度降低。

╱ 和中国一起往前走 ╱

回忆起刚到中国的时候，费立鹏说，自己那时候对中国的印象是，虽然很穷，可是气氛很好，时时刻刻能让人感觉到在往前走。

一个年轻人，想在异国他乡找到一个自己的位置，为这个国家的改变和发展，做出一些贡献——这是费立鹏留在中国，而且一呆就是四十多年的初衷。

因为是个外国人，一开始在中国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和麻烦。比如刚开始来的时候，费立鹏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工作的，可是很多时候有些事情需要解决，访问学者的身份很不方便。

在一个地方努力了这么多年，总不能因为一点点小麻烦就放弃。后来，他在大学里有了一个正式的教职身份，很多事情也方便了许多。

这么多年，费立鹏在自杀干预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实他自己也不敢说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对自杀率的下降有多大的贡献。毕竟，他自己也说，经济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性的，可自杀率的大幅下降，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近些年，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曾多次报道费立鹏的事迹，上海的地方媒体“东方网”更是将他作为“改革开放40年40人”进行特别报道。

同样是加拿大人，同样是为中国做出很大贡献的医生，有人称费立鹏为当代的“白求恩”。提到这个称呼，费立鹏说，白求恩是外科大夫，而自己是精神科大夫，两个人是不一样的。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中国，一待就是几十年，所有的青春、奋斗，都奉献给了异国他乡的人们。也许经济待遇并不高，甚至刚来的时候，语言都不太通，可他来了，他一直在努力。

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国界的，比如医疗、比如艺术、比如爱、比如敬意。

设计：叶泽时 撰文：梦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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