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读书》四十年；莫迪的胜利和印度的未来

【国内】《读书》四十年

2019年，《读书》杂志创刊40周年整。40年前，《读书》撼动中国读书界，成为启迪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刊物。适逢读书创刊40年，《三联生活周刊》“中读”app推出纪念活动，各文化媒体也刊载了有关《读书》的访谈和回忆文章。本周国内思想周报将梳理相关纪念文章，结合《读书》杂志历史和知识分子回忆，以呈现《读书》背后四十年的时代波澜和思想气氛之变迁。

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推手

《读书》的创始人到作者都是文化和出版领域卓有威望的老人：筹备《读书》杂志的领头人陈翰伯是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主编陈原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另一负责人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1980年，49岁的沈昌文被调任为《读书》杂志负责人，在此后10年间，《读书》成为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杂志，并引导了近两代人的人文精神启蒙。

《好奇心日报》作者曾梦龙提出，《读书》的影响力，源于其两大特点。一方面，《读书》以思想评论的形式，向国内引进引入大量新知。通过书评，大量读者首次接触到诸如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弗洛姆《爱的艺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等等涵括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学诸领域的西学经典。吴晓东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读书>与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便回忆了在《读书》上初读“默默”所写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书评所感受的心灵震颤。“默默对《金蔷薇》的解读也重塑了更年轻一代学子的情感体认，进而把新的文明质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俄罗斯文学和命运的困惑，与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气候碰撞，使国人同样进入一种“怕和爱”生活图景里。

另一方面，老、中、青三代作者的汇聚，让《读书》不仅保持了高质量的文章水准，同样成为不同代际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交锋的重要阵地。老一辈，有吕叔湘、金克木、舒芜、张中行、劳祖德、顾准等知识分子，而中青年一代，如董乐山、张宽、崔之元、汪晖、刘东、甘阳、许纪霖、李零、叶秀山、杜维明、张汝伦等人，也加入《读书》的作者群体，并逐渐成为未来中国思想的中流砥柱。读者和作者的交流同样活跃，《南风窗》创办人秦朔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提及，1989年，21岁的他曾致信《读书》，表达对文章《抛弃乌托邦——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不同见解，并由此和沈昌文成为忘年之交。跨越作者群体与读者群体的思想交流，让《读书》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

1990年代：学术化转向

自1996年汪晖和黄平接任《读书》杂志主编后，《读书》的风格发生明显变化：文学类文章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出现大量有关三农、全球化和亚洲问题的文章。曾梦龙认为，由于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的差异，《读书》从思想启蒙转而回归学术，可读性下降，文章也更为艰深。

不过，对90年代《读书》的读者而言，这本杂志则具有另一种反思与批判意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在1990年代末期大学本科在读期间接触到了《读书》，他在三联“中读”平台上题为《除了精英白领，谁是中国崛起的另一面？》的演讲中回忆，正是《读书》上一批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让他开始思考19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中国农村和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1980年代的《读书》起到了思想引介的作用，19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读书》则更强调以中国经验为主体，反思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者西方发展理论的问题和局限。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则在《伴跑<读书>》中回忆，2000年时，《读书》刊载了她所参与的、中日知识分子有关战争记忆的讨论的文章。两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加回避地交流经验和记忆，这在当时尚属罕见。文章刊发后引发一连串后续效应。和张慧瑜相似，与《读书》有关的经历也间接影响了孙歌后续的学术兴趣——这次经验，让她真正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政治与大政治的关系产生了切肤的感觉，从而转向了政治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

未来的《读书》？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读书》在今天依然意义重大，但其地位和角色已悄然变化：其影响圈层，正逐渐从大众收窄至范围更狭小的学术圈；而在各种思想刊物和知识渠道的竞争下，《读书》也不再成为读者理解人文和世界的唯一或主导平台。秦朔在接受曾梦龙采访时提出，从启蒙，到学术，再到知识的多元化，《读书》慢慢地似乎淡出了舆论影响社会的一个主要地位。曾梦龙则认为，在知识人群体的分化、作者群的离散、杂志的多元化、技术的变革等背景之外，《读书》在思想界主导地位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1980年代末期社会开始的犬儒化趋势，人们对精神启蒙耐心的丧失让《读书》难以再契合时代。

而孙歌依然相信，在同时代的各种刊物里，《读书》依然是对于现实的参与意识和参与实践最强的杂志之一。每当社会上出现各种变化，《读书》总会推出相应的讨论。尤其在今天，当大众传媒正在日益垄断意义和价值的领域，社会生活也日益在传媒的影像下以丰富多样的表象迅速单一化时，《读书》的坚守才显得更为可贵。比起谈论《读书》“没落”，孙歌则更哀叹，像《读书》这样“可以在普通书报摊上买到的综合性学术思想刊物”实在太少。她担忧，同类纸本刊物的匮乏，让杂志没有了高水准的良性竞争，也就因此丧失了内在的革新动力。“一炮打响很容易，难的是持续地真实地进展。”

【国际】莫迪的胜利和印度的未来

上周，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为其赢得了未来五年的总理任期。莫迪在过去的五年间没能兑现上次选举时提振经济、消除腐败和肃清王朝政治的承诺，其间颁布的“废钞令”一度引发印度社会不满情绪，因此他此次获的巨大胜利的原因和影响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讨论。

很多评论认为，莫迪的此次胜利与印度社会中印度教主义的高涨有关，针对这类观点，诺贝尔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与哲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莫迪赢得了权力，而不是理念之争。

森认为，尽管我们被反复告知印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大党所代表的古老的、多元的、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适用，但这种视角无法解释为什么印度人民党在过去短短几年间获得了大量忠实的支持者。在他看来，莫迪是一名具有高超技巧和超凡魅力的政治领袖，一个暴烈的演说家，能够用其惊人的敏捷影响他人的想法，从而使针对有着不同生活方式（左翼人士、理性主义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的怨恨和嫌恶作用于政治。而除了个人魅力，莫迪在选举中投入的资金也是国大党和其他政党的几倍之多，在对选举至关重要的5月份国有的印度电视台给了执政的印度人民党两倍于国大党的播出时间。

森进一步指出，莫迪在2月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在克什米尔地区攻击印度军队后下令对巴基斯塔进行空袭，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也在此次选举中帮了大忙，事实上，此次大选是被散布恐慌的叙事所主导的。2014年选举时的经济政治承诺纷纷破产之后，莫迪在此次大选中转而聚焦于印度人民对于恐怖主义、对于被巴基斯坦破坏等种种忧虑与恐惧。森认为，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冲突之于莫迪就如同1982年马岛战争使撒切尔夫人戏剧性地获得了英国人民的支持。

不同于很多人认为印度人民党战胜国大党是赢得了“意识形态之争”的看法，森指出印度教主义并没有获得特别的哲学胜利，甘地、尼赫鲁和泰戈尔所捍卫的包容与团结的理念也并未显著地被击败。尽管他也承认过去五年间，印度的不同宗教群体变得更为分裂，使得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生活在危险之中，但他举例称，印度人民党激进分子Pragya Thakur将甘地的刺杀者称为“爱国者”，这一言论使印度人民党感到尴尬并要求她正式道歉。其后Pragya Thakur仍然在中央邦的选举中获胜并将成为印度议会中的一名立法者，但这是权力的胜利而非理念的胜利。森认为，理念之争作为一场更大的战役需要更多的关注，但首要之事是不能将两场战争混为一谈。

大选结果公布后，印度阿育王大学校长、《牛津印度宪法手册》合编者普拉塔普·布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接受了《纽约客》的专访，在他看来，莫迪此次选举的显著特点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有对多数主义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梅塔指出，自从1990年代印度人民党围绕印度教主义展开政治动员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印度政治中存在两股不同力量的斗争，一是试图将印度教主义并入更大的印度身份的力量，二是作为抵抗合并壁垒的基于种姓和地域的族群身份，而此次大选的结果说明寄希望于种姓政党和地域政党阻止合并的印度教多数主义出现已经不再可能。印度教主义不再仅仅是上层或精英现象，而是扩散到了各个社会群体中，反对它的动机则在减弱。

谈及莫迪与其他民粹主义领袖的差异与共性，梅塔指出，民族主义和印度教主义的动员性在印度政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巴分治以后就成为了一股暗流。莫迪的根本不同和吸引力之一在于，他几乎说印度权力结构是由英国化的精英构成的，而世俗化与其说是宽容的宪政理念不如说是轻视印度教的文化象征，因此政治应当致力于印度教的文化复兴和对文化多数主义的公开主张。在试图将文化多数主义和反精英结合起来这一点上，莫迪和其他民粹主义领袖是一致的。而与特朗普相比，莫迪拥有一系列树大根深的民间组织多年来为其胜利打下意识形态基础，这些组织甚至成功改变了曾经对多数主义感到尴尬的主流公共话语，他不仅是一个政治现象，也是一场大型的社会运动。

关于莫迪胜选对印度未来五年的影响，梅塔认为，由于印度人民党在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他们修宪和立法的能力将大幅上升，反对派的缺失将导致政府缺乏监管的担忧。并且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印度选举委员会、印度最高法院甚至印度武装力量都被指责存在深重的党派偏见，一旦这些机构导向政府，宪政的权力制衡将被大大削弱。对于印度的穆斯林，此前印度政府的策略包括允许小规模的恶性事件，例如对被指控贩卖牛和牛肉的人施以私刑，以及对社群发出微妙信号要求其留在原地。总之，印度穆斯林未来很可能在文化和政治上进一步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