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刚 何平：犍陀罗佛像的兴起

在犍陀罗兴起的大乘佛教，其核心的信仰和理念从追求个人的自我救赎转变为标榜拯救一切众生。并以此为标准，把追求自我解脱之道称为“小乘”，把普救众生之道称为“大乘”。这对佛教的神格体系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追求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视佛陀为人格化的导师，而非无所不能的神祇。但是在大乘佛教的体系里，佛陀成为最高神灵——这一点在迦腻色迦的钱币上有所表现。迦腻色迦钱币上出现了佛陀的形象，和其他出现在迦腻色迦钱币上的印度教和祆教诸神一样，显然佛陀已经被视为神。

菩萨和佛是紧密相关的一对概念。佛果的成就，需要依照菩萨行而圆满成就。可以说，最能体现大乘佛教这一核心理念的，就是“菩萨”（Bodhisattva）概念的出现。

一般认为，“菩萨”的概念在公元前后出现，他“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求成无上菩提”，宣扬“佛果庄严，菩萨大行”，这跟“发出离心，修己利行，求成阿罗汉”的旧传统有区别。慈悲和智慧，成为菩萨的最好形容。菩萨信仰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再传入日本和朝鲜半岛，东亚菩萨信仰也达到顶峰，成为东亚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数量众多的菩萨像而言，犍陀罗的佛像数量没有那么多。相比菩萨像多作奢华的贵族王子打扮，犍陀罗的佛像完全是朴素典雅、静穆无欲的姿容。佛像不佩戴装饰，而是以当时的僧衣为蓝本，大衣覆盖全身，起伏的衣纹展示佛陀伟岸的身躯。波浪卷发整齐束于头顶。犍陀罗的佛陀脸形圆长，鼻梁高挺，威而不露。坐像一般是结跏趺坐或者半跏趺坐，手结禅定印、说法印、无畏印等印式。早期犍陀罗的佛像双目圆睁，透出威严，往往带有髭须。随着时间推移，佛像慢慢垂下眼睑，半闭的眼睛透出沉思冥想的柔和之情。

犍陀罗佛像一般用当地出产的一种坚硬细腻的黑青色石料雕刻。雕刻完成后，在表面涂上一层胡粉再加上彩绘，这才完成一尊佛像的塑造。很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这些色彩很多已经从佛像上脱落了。犍陀罗的佛像大部分是释迦牟尼，但也有七佛或者四佛并列的情形，表现的可能是过去佛的信仰。由于没有文字资料，因此不能确定阿弥陀佛、药师佛等形象是否已经在犍陀罗出现。除了石刻佛像之外，犍陀罗也存在少量的金铜佛造像，身大手长，僧衣厚重，曲线显现，带有强烈的犍陀罗佛像写实主义的特征。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铜佛雕像，明显也受到犍陀罗风格的影响。

在犍陀罗奠定的佛像模式，传入中土，对中国佛教造像产生了重要影响。犍陀罗佛像的影子和痕迹，在中国早期佛像中依然能够看到，比如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鎏金铜佛坐像。

那么，犍陀罗佛像是怎么产生的呢？

早期佛教思想，认为任何姿容和样式的形象，都不足以描述超越轮回获得最终解脱的佛陀。《增一阿含经》说，“如来是身不可造作”，“不可摸则，不可言长言短”。在佛像出现之前，也就是佛陀涅槃后的数百年中，人们往往用一些跟佛陀关系密切的符号或者物件来象征佛陀，比如菩提树、法轮、佛足迹、台座、窣堵波等。建于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巴尔胡特窣堵波围栏浮雕及桑奇大塔塔门保存了大量这样的作品。这种“看不见的佛陀”，是佛教美术发展的重要阶段。

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阶段可能延续了上述部分传统，比如不表现佛陀成道之后的姿容，因为成道之后就成佛，佛像无法表现。但是，似乎犍陀罗佛教艺术早期阶段非常热衷表现佛陀青年王子的形象和菩萨修行的形象。从逻辑上说，这个时候佛陀还没有成道，是可以表现出他的样貌的。在布特卡拉的佛传浮雕中，从未发现表现佛陀成道后场景的内容，都是佛陀青年时代、修行成道之前的内容。

公元1世纪的黄金之丘，虽然没有出土我们现在常见的佛陀像，但是似乎出土了另外一种样式的佛像——这种佛像可能是早期制作佛像的一种被放弃的样式。

阿富汗北部的希比尔甘（Shibarghan）位于首都喀布尔西北340公里，在其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有一处大夏至贵霜时代的城市遗址，遗址周围有一个直径百米、高三米的山丘，被当地人称为提拉达坂（Tillya-tepe，意为黄金之丘）。1978年11月，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了六座墓葬。这六座墓葬有一座属于男人，其他是女性墓主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些墓葬中，考古队发现了多达两万多件金器及其他文物。出土物品具有多重文化属性，除了希腊神祇狄俄尼索斯、雅典娜等形象，还能看到来自中国的铜镜、叙利亚的玻璃、印度的象牙等。其中黄金之丘2号墓出土的铜镜上，有汉文铭文：“君忘而失志兮，忧使心臾者；臾不可尽兮，心污结而独愁；明知非，不可久处（兮），志所欢，不能已。”意境悠远，应该是当时铜镜中的精品。

黄金之丘的六座墓葬，当时挖掘了五座，第六座完整保留下来，可惜的是，随后遭到洗劫。当时是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前夜，出土的宝藏被迅速转移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统治时期，很多人以为黄金宝藏被盗走了，但实际上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2003年，这批黄金宝藏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为此，阿富汗在喀布尔专门修建了博物馆用以保存。其中部分文物于2006—2007年在法国集美博物馆展览，2008—2009年在美国展览，2016年在日本展览。2017年，在中国展览。

黄金之丘的年代大致是1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正是贵霜第一代君主丘就却崛起的时期。4号墓男主人，约50岁，胸上有印度系的金币和中国铜镜，尸体右侧陪葬铁剑，左侧插置刀鞘、弓箭。很可能是一位贵霜翕侯，也可能是塞种人的酋长，甚至很可能是张骞见过的大月氏王侯。

黄金之丘提拉达坂展现的文化风貌，可能是犍陀罗佛教艺术形成之初的情况。最引人瞩目的是，在4号墓出土的金币上，可能出现了佛陀的形象。这枚金币上呈现的佛陀像跟传世风格迥异，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另外一种创造佛像的努力，但很可能是现存已知最早的佛陀形象，反映了犍陀罗艺术在发展初期对如何塑造佛陀像的探索和尝试。这种姿容的佛像很可能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逐渐淘汰了，留下现在占据主流的佛像造型。

这枚印度系金币正面表现的是一个行走中的人，双手推动一个转动的轮子，上面的佉卢文铭文为“dharma-cakra pravata〔ko〕”，意思是“转法轮者”。金币上的“佛陀”，推动的法轮上有八条车辐，可能象征八正道。就铭文来看，表现的似乎是佛陀，因为转动法轮的只能是佛陀。佛第一次讲法也因此被称为初转法轮。但是，这枚金币上的人物形象，显然跟后世见到的佛陀有很大的区别，可能是混合了转轮圣王和希腊英雄形象的佛陀。该形象从左肩到腰部身披兽皮，看似尾巴的部分应该是兽皮的下端，很可能参考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很有可能的是，这是一种在佛像发明和发展过程中失败的尝试。

这枚金币背面的图像也能说明问题。在它的背面是狮子的形象，狮子右爪抬起，面朝左边。其右上方是佉卢文铭文“Sih（o）vigatabhay（o）”，意思是“驱逐恐惧的狮子”。狮子经常象征佛陀或者菩萨的精神力量，通过狮子吼让世人惊醒觉悟，领会正法的真谛。在狮子前方是佛教三宝的符号。这可能是在犍陀罗佛教艺术萌芽阶段的一种艺术尝试，但这种样式没有被继承发展，也就没有成为后来的主流艺术形式，从而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这对理解佛陀形象的出现，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一般认为，犍陀罗佛像的创作理念，应该受到希腊、罗马艺术“神人同形”思想的影响，所以佛陀的姿容用人体雕塑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希腊、罗马风格的犍陀罗佛像，被称为“希腊化的佛像”（Hellenistic Buddha）或干脆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一般认为，佛陀的背光形象来自于阿波罗，所以佛陀带有白种人的特征。犍陀罗佛像这种造像风格，影响深远，中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乃至云冈和敦煌的佛像，都受到犍陀罗艺术的深刻影响。

关于佛像到底最先在哪里产生，学者们围绕犍陀罗和马土拉两种观点争论不休。就菩萨像而言，根据出土资料，可以确证，现在通常接受的菩萨造型——传至中国的衣着华丽、身戴璎珞的王子形象的菩萨是诞生于犍陀罗地区，而非马土拉。在马土拉，佛像和菩萨像在外观上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如果不在铭文中明确标志佛像或者菩萨像，甚至难以辨别。犍陀罗的佛像和菩萨像应是符合当地贵族和商人的品位，其装扮并不是印度式的，而是融合多种文化传统的产物。

最早的佛像应该不早于2世纪。就如宫治昭指出的那样，无论是犍陀罗还是马土拉最先发展出佛像，有明确纪年的佛像最早也是属于迦腻色迦统治时期。除了白沙瓦附近出土的迦腻色迦舍利容器之外，迦腻色迦还把佛像镌刻在自己的金币上。

为圣人和英雄塑像，是希腊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很可能，第一尊佛陀的塑像就是一尊纯粹的阿波罗雕像，再加上佛陀的一些大人之相，其包着花头巾的发髻，最后发展成隆起的前额。

马歇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将犍陀罗佛教艺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世纪末到140年，这个时期，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是佛传故事，佛像在佛传浮雕中的地位并不突出；第二阶段是140年到23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单体佛像。随着佛教发展，信徒们对礼拜佛像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3世纪开始，在窣堵波周围开始建造佛堂，供养佛像。这些佛像一般高3—4.5米。比如塔克西拉的法王塔，中心大塔的外围，建造了一圈佛堂供养佛像。但是这时的信仰中心仍然是礼拜佛塔，布施佛像。随着佛像神化程度越来越高，佛像越做越大，最终取代佛塔成为佛教徒主要的礼拜对象。

犍陀罗佛像早期的形象，带有自由灵动的气质，但到了后来，逐渐被一种冥想静穆的风格所取代。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佛像的眼睑渐渐低垂，面部线条慢慢僵硬，袍服越来越紧贴，躯干本身也越来越抽象，呈现出东方化、神秘化的发展轨迹。

有关佛像产生的讨论，除了强调希腊（小部分强调罗马）文化传统和艺术的影响，以及印度本土佛教艺术的元素外，也有学者强调伊朗文明的影响，或者强调贵霜王朝和贵霜文明的独特性对佛像产生的影响。桑山正进将佛像的出现与贵霜民族的民族性结合起来，认为佛陀偶像的产生与印度文化传统毫不相干。犍陀罗的佛教改革者，一方面改变了涅槃内容，从无限轮回中的完全消亡变成《妙法莲华经》等所描绘的具体的极乐世界，吸引了实用主义的贵霜祆教徒的兴趣；另一方面，改革者强调布施带来的功德，保证大家即使不苦修，也能进入美妙的佛教极乐世界。田边胜美认为，犍陀罗佛像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最根本的因素是贵霜文化自身的作用，而不是早期印度佛教和外来希腊罗马文化的融合。

意大利考古队在犍陀罗北部的斯瓦特谷地考古，发现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特卡拉1号遗址。在断代为公元前后的佛教雕塑中，有以传统的佛足印、日轮表现佛陀的艺术品，有用释迦太子形象表现未出家的释迦牟尼，但是也发现了一些佛像。这些出土于斯瓦特的梵天劝请浮雕，一般是佛陀结跏趺坐于菩提树下、施禅定印，梵天和帝释天合掌胁侍两旁。

宫治昭认为，出现在犍陀罗和马土拉的佛像，右手扬掌向外施无畏印，可能是受到了西亚国王向神立誓、罗马皇帝向人民祝福的手势影响。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王者的手势。

犍陀罗佛脸部和躯体很多都曾施以金箔，以体现金色身相。

佛陀眉间白毫相及丈光相有文献的依据。根据佛经记载，佛陀眉间有右旋的柔软细毛，佛陀之光从这里发出。犍陀罗艺术家们往往在佛陀像眉间刻出一个圆形，到了后来，也在眉间挖出凹槽镶嵌宝石。

田边胜美认为佛像的“白毫”可能是在中亚地区产生的，并影响到犍陀罗等地。在安息人和贵霜人铸造的钱币上，国王肖像就带有此类印记。这一面部印记与王权神授思想有关，源于中亚、大夏及邻近地区，随着贵霜人向南迁徙，传播到犍陀罗地区，并被贵霜王朝繁荣的犍陀罗艺术所接受，这也是用君主像描绘佛陀像的又一个例证。

 （本文摘自《图说犍陀罗文明》，孙英刚、何平著，三联书店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