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共隐蔽战线烈士后代刘玉平：父亲在两岸的骨灰必将合一

在10年前热播的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是一名中共地下工作者，最后去了台湾继续与敌对势力开展谍战，他在台湾经历了什么，影视作品里尚未涉及。

然而，现实远比电视剧里来得真实且鲜活。

今年4月，国内首部经审批公开发行的反映在台隐蔽战线人员生活的作品《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49年，刘光典为了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两次秘密潜入台湾，配合中共派台主要领导人执行任务，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1959年2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近日在北京北新桥附近一条狭窄的胡同里见到了该书的作者、刘光典之子刘玉平，他的办公室坐落于其中一处四合院的一间偏房中，面积大小不及10平米，却满满地存放着关于他父亲的资料。

经过数十年的苦苦追寻，年过七旬的刘玉平现已头发斑白，岁月在他脸上留下道道皱纹，却未曾改变过他乐观积极的个性。他尽力还原他的父亲，他们都是活泼且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

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刘玉平在面对隐蔽战线这段过去很难被挖掘的历史时，不畏艰难地在海峡两岸追寻父亲的足迹，又正是这样的性格，让刘光典在面对谍战工作中的重重难关时，不顾生死地坚守机密，在台湾北部的山中躲避敌军追捕，向大陆传回重要情报。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刘玉平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如此反反复复定义他的父亲。在他心中，父亲一辈子并非做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贡献，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战士，有一颗大爱之心。

正如《潜伏》原著作者龙一在《寻找父亲——刘光典烈士的红色足迹》一书的序中写道的：“像光典先生这样的数以万计的地下工作者，其实都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既因为他们坚强的信念、崇高的信仰，也因为在为伟大理想努力工作的同时，他们仍需要经受每一个普通人都必须得经受的生存、家庭、健康、人情世故、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困扰与折磨。”

家庭，无疑是刘光典最大的羁绊。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新中国即将成立，刘光典本来可以与妻子儿女团聚，投入新的幸福生活。但是，我国南方包括台湾省还没有解放。为此，刘光典于1949年5月离开北平，南下执行任务，并于1949年10月抵达台湾。

期间，他只写了一封信告诉妻子，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顶多一两年就回来，万一失去联系，他就到报纸上登寻人启事找妻子和儿女。

“我父亲当时走的时候是留有警惕和准备的，他知道这次去的地方很危险。”那时，他是家中年龄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在他逐渐成长到四五岁时，刘玉平好奇地问母亲，“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母亲回答，“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就回来了。孩子，以后别再问了。”

在刘玉平的印象里，母亲王素莲几乎没有主动和孩子们提及过父亲，但她从没有对组织抱怨过，默默支持刘光典的革命事业，直到1955年10月18日，王素莲因风湿性心脏病病逝在北京同仁医院。

就在王素莲病逝前一年，台湾向大陆发来假情报称，刘光典“叛变”，这使得原本高朋满座、生活富足的刘家很快没落了，刘玉平一直背负着父亲“叛变”的压力，艰难成长，也因此早早在他心中深埋了一颗弄清父亲生平真相的决心。

随着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两岸同胞隔绝状态逐渐被打破，两岸经贸交往、人员交往和各项交流逐渐展开，这也为刘玉平在追寻父亲在台足迹上提供了便利和帮助，最终证明，刘光典并非“叛变”，而是敌对势力当年所使用的离间计。

1991年，刘光典同一批中共地下工作者一道被追认为烈士，2008年，他的一半骨灰被刘玉平等儿女从台湾取回，另一半还留在台湾。刘玉平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见证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到那时候，父亲的骨灰也将完整地合在一起。

【以下是与刘玉平的对话】

忆成长：我的母亲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澎湃新闻：你的父亲在你一岁多的时候就离开家去到台湾，你对他是否有印象？

刘玉平：实际上那时候我哪有什么印象，我对我父亲的了解是通过我的亲人、和父亲有过关系或者说是当时他的熟人的后代，包括姐姐，舅舅、姥姥、姥爷等。多方面综合起来看，我父亲个子很高，大家普遍认为他很英俊，很精神。

在我小时候，家里有小孔成像照相机、手摇留声机，这表示当时我的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同时也表现了父亲的爱好，他爱摄影和音乐，我姐姐说过，他甚至要求我们每个孩子都学习一门乐器。

我父亲上过两个大学，特别有商业头脑，但是他不贪财，他参加革命之后，把美元、黄金都交给了组织。那时是1946年，我父亲24岁，可以说已经是“坐上有高朋，家中有贤妻，膝下有子女，手中有黄金”，过着很好的生活，也有一份很好的职业。

至于他的一生，经过我这二三十年的调查，我就对他太了解了。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一辈子没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贡献，就是一名普通的战士，但他有一颗大爱之心。

澎湃新闻：既然24岁的刘光典已经过着很好的生活，他为什么还要参加革命？

刘玉平：父亲参加革命也是有记述的，在相关部门都有他的档案。实际上，他参加革命比较晚，1946年底到1947年初，他开始在大连情报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机构，因此留有记载。

我父亲参加革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家庭的影响。他出生在一个工农家庭，从小受苦受难，那个年代的东北社会情况比较复杂，他不忍看到百姓受苦，因此对革命充满斗志。

二是党的教育。1946年内战打响，全国陷入战火，我父亲已经在社会上立足，有了家庭和朋友，他的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但他最终受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熏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初心，党对他的感召就像黑暗中看见的一盏明灯，他决定为民族复兴去奋斗。

澎湃新闻：你在书的开头花了大篇幅去记述你的成长经历，其中包括对母亲最后七年的描述，母亲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玉平：母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她出生在唐山的一个工人家庭，从母亲的照片中不难看出，在她19岁与我父亲结婚时，仪态很端庄，看上去就是一个很贤惠的人，是比较典型的东方女性。

我父亲参加革命的时候，把做生意赚到的1000美元、十两黄金都交给了组织，母亲不可能不知道，所以她深明大义，绝对不是看中钱财的人，她对我父亲的理解和支持使得我们的家庭一直很和睦，她知道父亲走的是一条特殊的路、革命的路。参加革命后，我父亲四处奔波，不经常在家，他们散多聚少，而我母亲养育了整个家。

最关键在于，1949年，当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的时候，父亲居然要走了。我父亲说走就是要走的，组织上的命令下来了，革命需要他，母亲对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她在等候我父亲的五年过程中，身体每况愈下，每每冬天大雪纷飞，夏天雷雨交加的时候，无人陪伴、关爱她，她都咬牙坚持。

1954年，有消息传来说我父亲“叛变”，后来证实是敌对势力实施的离间计，但当时对我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家从一个大四合院搬到了北新桥附近胡同的一个十平米小屋里，组织上不会明说“叛变”，但生活费减少，家里没什么人来了，母亲能感觉到是不是父亲出了什么问题。那时，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印象中她一直在喝一种棕色的药水，特别刺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她抱怨自己的丈夫，说的最多的就是，“等全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来了。”

隐蔽战线的家属有苦不说，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没有娱乐项目，也没有丈夫在身边，母亲有的就是三个孩子和一个破屋子，这样的女性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等着丈夫，认定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好人，最终无声无息地病死在北京同仁医院。

澎湃新闻：所以你的成长也历经变故？

刘玉平：小时候确实很苦，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年过年，冬天不生火，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下雪时雪花都能飘进来。当时全家就呆在一个破屋里，床上有一个破被褥，有时候睡一宿身子都暖不过来。那年过年，我的兜里只有5分钱，有一天下午，我从北新桥走到和平门，大约走了两个小时，在一个集市里买了一包油炸虾片，当时吃完虾片舍不得扔纸包，因为纸上有油，我索性把纸都嚼了。

寻父记：儿子能不认识爸爸吗？

澎湃新闻：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出要去寻找父亲的念头？

刘玉平：可以说是1988年左右。因为随着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逐渐强盛，我们对革命基因的传承逐渐重视，这些为我寻找父亲创造了大的背景和条件，在组织和领导的关怀下，最后通过我和家人的努力，把这段历史揭开了。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是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过去的两岸是封闭的、敌对的，没有来往，所以像我父亲从事的情报工作属于隐蔽战线，都是严格保密的。从大陆方面来说，过去对这一段历史都有档案和记载，但也从来不说。1987年往后，两岸有了人员往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有人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当时，有一名台湾省籍共产党员返回大陆，带回来了一批材料，有一份100多个人被杀的名单，其中有我父亲的名字，材料上写着“刘光典旅顺人”，就这么六个字。

突然传来这么一个名单，而且都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组织上就特别重视，当时相关部门联合建立了一个机制，中央决定给这批人落实政策，追认为烈士。

在追认烈士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调查研究，敌对势力塑造出一个假的刘光典，很多人就搞不清楚我父亲最终是怎么死的。后来，组织上对我父亲的追认烈士是经过李敖出版社发行的一本名叫《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的出版物来确定的，这本资料里记载了我父亲的情况。

这册资料里对我父亲还有一些描述，说我父亲“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组织上通过这册资料对我父亲做出了评价，认为刘光典是“我党隐蔽战线优秀战士”，但在追认烈士的证书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另一个曾用名“刘鸿梁”，作为儿子，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父亲的情况搞清楚。

澎湃新闻：父亲身份的认定对你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刘玉平：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背着父亲“叛变”的包袱，一直处于一个不清不白的状态。

澎湃新闻：此后如何再去为父亲正名？

刘玉平：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调到北京市工作，负责一些外事和展览活动，认识了很多人，包括台联方面的人士。当时，台湾地区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为当年被台湾当局残害的受难者赔偿，我也试图向这个委员会写信，要求他们帮我寻找父亲，他们很快给我回信。在这个过程中，台湾当局研究后认为，对我父亲一事不予赔偿，他们认定刘光典“罪大恶极”。

到了2008年，我的儿子在网上搜索刘光典的情况，无意间搜索到一本题为《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的书，这本书记载了父亲在台湾北部的山中是如何度过四年时光的。所以，只要坚持就能不断找到新的东西，如果放弃，就什么也找不到。我个人爱好收藏，爱好收藏的人就会千方百计去找东西，这也算一个人的脾气秉性。最后，我甚至找到了判处我父亲死刑的命令文件、他牺牲前后的照片和解剖报告。

我后来到台湾去起诉当地政府，我认为我父亲是战俘，他们的做法违反《国际法》，因此，我到当地的“最高法院”去起诉，要求政府赔礼道歉，时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具了一份答辩书，这份答辩详详细细地列举了我父亲的“罪行”，这可以说是台湾地区官方的证明了，白纸黑字，无可辩驳地证明，我父亲不是“叛变”，而是牺牲。

当我把这些材料都找到了以后，曾有人问我，看见我父亲临终前后的照片，能不能确定是他本人，我当即回应说，“儿子能不认识爸爸吗？这绝对是他本人。”此后，有关部门拨出款让我和我的家人到台湾去祭奠父亲，我们带回了一半骨灰，就因为台湾还没有回归，等到祖国统一之后，我们再把父亲的骨灰合上。

澎湃新闻：通过这些年的寻找，父亲刘光典在你心中是一个怎样的形象？

刘玉平：通过寻找我父亲生平的这些证据，他在我心目中平凡而伟大，他既是普通人，又是散发着耀眼光芒的伟大的人，他身上散发出的人格魅力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他在和组织失去联系的那几年，依然履行共产党人的职责。

我现在经常受邀去讲课，重点就是围绕我父亲的生平。我的课受到各界欢迎，授课时没有人低头看手机，很多人听了之后甚至感动流泪，包括我们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我的课程在情报部门、各个机关、大学、中小学，包括街道开展，打造了将近三年，形成如今的一套精品课程。

谈期许：父亲散落在两岸的骨灰必将合在一起

澎湃新闻：你除了寻找自己的父亲，还正在帮助调查、落实其他在台牺牲烈士政策的有关工作，你是如何推进这一工作的开展？

刘玉平：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央一直对在台牺牲烈士的政策落实工作非常重视，包括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建成，这是我们向组织提出的，2013年建成时的意义相当重要。一方面显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收回台湾，另一方面就是调查了846名在台被杀的烈士，在广场上刻上了他们的名字，这意味着多年被封的绝密情况终于解密了，这里成了一个越来越热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当前，由于过去工作的条件有限，我认为，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应该修建二期工程，那里目前还没有展示厅、多功能厅、生活服务区等等。这批在台被杀的隐蔽战线的烈士和其他烈士相比，有共同点，也有突出的不同点。目前对他们的宣传、地位的确定和表彰等方面较少提及，我想向全社会呼吁，对这批烈士应该更加重视。

我的这本书的发行表明，我们在对这批烈士的对外宣传上已经打开了，这本书经过上上下下多少个部门审核，将近10年时间，英雄不能忘记，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这批烈士的宣传和褒奖。

澎湃新闻：你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和台湾当地的许多人都有过接触，在你心中，你是如何去看待当前的台湾问题？

刘玉平：首先一点，习近平主席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我认为这项工作已经到了实质性阶段。第二，我们的大政方针一定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在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包括蔡英文在内的“台独”之流越来越猖狂，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不能抱以任何幻想，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拥有坚定的信心和钢铁般的意志，要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也不会放弃武力。

实际上，中央层面已经制定了“惠台31条”等政策，表明大陆是一直挂念台湾同胞的，是为广大台胞着想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就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着想，其中当然包括台湾同胞。

为什么我父亲的骨灰还有一半在台湾，就是因为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没有统一，等到统一那天，我们再把父亲的骨灰合上，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一愿望，如果我等不到，我们的下一代肯定能够完成。

刘光典小档案

刘光典（1922—1959），出生于辽宁旅顺，15岁时在一家药店当学徒，后到北平辅仁大学深造。1943年，刘光典回到东北从事医药生意。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刘光典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内战期间，刘光典多次搜集传递情报，贡献自己的力量。1949年，刘光典为了台湾的解放、祖国的统一，两次秘密潜入台湾，配合中共派台主要领导人执行任务，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1954年不幸被捕，1959年2月4日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年仅3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