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最后的感叹：还是毛泽东伟大

1950年１月，梁漱溟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自重庆经武汉到达北京。其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３月10月，毛主席和周总理访苏归国时，梁漱溟也到火车站迎接。他被统战部安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队伍中的头一个。所以毛泽东一下火车就发现了梁。便大声打起招呼：“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你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来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梁漱溟虽然是个大学问家，应酬的话却不怎么会说，只是笑着，赶紧握手。11日公宴，梁漱溟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走到梁的坐席，见梁吃素，又不饮酒，便笑着说：“梁先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并当场约梁漱溟于次日去中南海颐年堂自己居处做客，梁漱溟当即应允。

12日下午，毛泽东派出的汽车将梁漱溟接进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已在院中迎候。

入座后，毛泽东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要说1953年以前，毛泽东对梁漱溟却是尊敬有加的，凡事都愿听听这位知名思想家的意见。有空的时候，便约他来长谈。为了使梁漱溟能安心生活、写作，毛泽东把梁一家安排到颐和园居住。

他们的交谈一般都在晚上，但1952年８月７日的谈话，却在下午１时开始，谈话内容也有所变化。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苏联“老大哥”，梁漱溟最感兴趣的就是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他向毛泽东提出去苏联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但毛泽东不赞成：“这不合适。要么你去游历一番，参观参观；要么，派你去进修这门学问。你的情况这两种都不是。人家会发问：中国的什么单位派这么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去搞什么研究？人家不好理解。”毛泽东还是坚持他原先的设想：“像你这种情况，我看应该在国内各地继续参观访问，做社会调查。你愿意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可以通知各地负责同志，要他们给你提供一切照料和方便。”

梁漱溟说可以考虑。

1953年９月，接连开了两个会，前后有10天时间。先是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８日，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做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讨论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下午，召开大会，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梁漱溟所在小组由章伯钧汇报，其中包括梁漱溟的发言。第二天的会议应是由个人作大会发言。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一口答应：“好。”

第二天，大会发言踊跃，梁漱溟便写条子给周恩来，说会议应尽量让外地来的人多发言，在北京的人说话机会多，而且今天大会就要结束，他的发言改为书面发言即可。周恩来答复说：为让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９月11日午后大会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这次发言与前面讲的不太一样，讲很既长又有条理，看来梁漱溟做了认真思索。他讲的重点是农民或乡村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谈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对梁漱溟的意见没有点名，但坐在下面的梁漱溟却听出是冲他而来。他不禁有些吃惊，他很感委屈，便在下面开始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大意是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评，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屈，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这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13日上午，梁漱溟将信当面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是晚，在怀仁堂京剧晚会之前约20分钟，梁漱溟见到了毛泽东。他当即要求解除对他的误会。但毛泽东则坚持认为他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最后，梁漱溟仍不肯作罢，他要求有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

９月16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在大会上陈述前两天的发言内容，当天并无不良反应。但梁漱溟在发言中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而港台一些新闻机构也以此大为蛊惑，再加上梁漱溟以为民请命的身分自居，重提那令人颇不顺耳的“九天九地”之说，这些，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感，以后的会议发展到大家语言针锋相对言辞激烈。

会后，一场批判梁漱溟的风潮迅速刮了起来，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毛泽东以一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作为此事的总结。尽管毛泽东与梁漱溟多年的交情一风吹散，但毛泽东明确表示：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后来梁漱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长假，闭门思过。毛泽东没有直接回信。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派人告诉梁，今后需出席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参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几十年中他再没有公开露面。也许正因为如此，“右派”的帽子也没有戴在他头上。

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将他祖辈保存的字画书稿长袍马褂之类在院中付之一炬。即使搬进低暗潮湿的小南房，夜深人静之时，他重起写起被红卫兵扔进火堆中的书稿《儒佛异同论》。

红卫兵命令梁漱溟自动减低工资，并找到政协财务科，将他的工资减到几十元生活费。梁漱溟食素，花费有限，并不觉拮据。可第二月，却又全数发了几百元，还补发了上个月被扣的。梁漱溟问为何不扣了，回答说，是上级的通知。直到1970年，梁漱溟才得知，是周恩来的关照，对梁漱溟、杜聿明等人，不应扣发工资。

梁漱溟也许不知道，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３天里，会议空气如同爆炸一般，无人敢为缓颊。怎么办？周恩来想出一个想使梁平静下来的人，于是他先给上海打电话，找到沈尹默先生，再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规劝梁漱溟勉为自我检讨，以缓和气氛，化解僵局。尽管效果不多，可周恩来毕竟尽了心。所以，晚年之时，当梁漱溟再来回忆这段往事时，便冷静多了：“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毛泽东）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什么。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寂寞……”

他在回答美国学者艾恺先生提问的“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梁漱溟充满感情地说：我觉得也不是太过去，也不是现在，恐怕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百分之百的事实，周恩来是从前叫做完人──完全的人。不过很巧，他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天生的给毛泽东做助手的人。论人是最好了。（详见梁漱溟自述：《忆往谈旧录》）

梁漱溟逝世于1988年，享年95岁。告别仪式那天，细雨霏霏，转而大雨滂沱，人说此为天意……

本文选自《红墙见证录（全三册）》，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