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革命家陈修良回忆录之三：我经历的“北伐”及大革命失败

国共合作下的广州政治气氛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大不相同。到了广东，顿然觉得换了人间。我们三个人坐船到了广州，可以公开地到广东大学找团中央书记施存统（即施复亮），拿出上海团组织负责人徐玮同志的介绍信给他看，他马上不经考试就让沙文求进了哲学系，我进了文学系，那位女同志被介绍进了妇女运动讲习班。由此一点可以看到党在广东大学掌有很大的权力。使人奇怪的是，施存统把沙文求安排住在教授段锡朋的宿舍里，段当时是著名的反共刽子手。接着，我们马上找到在黄埔军官学校任教的张秋人，他那时已经身穿军装，不像在“五卅”时到宁波做宣传工作那个穿长衫的穷书生样子了。他当时还是《政治周报》的编辑，住在东山，和俄国顾问鲍罗廷住在一起。东山有许多重要人物都住在那里，其中就有周恩来同志夫妇和《中国青年》编辑、青年运动的先驱——萧楚女（1927年被广东军阀杀害）。张秋人很有办法，把我安排住在一家老百姓家里，同一个广东女同志合租一个房间。

广东的政治空气是自由的，施存统在广东大学内公开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大讲社会问题，提倡男女平等、劳工神圣等。广东大学的团员最多，大约有两百人左右，每星期要开一次团员大会，请中共负责人来讲演，在这里我第一次听了周恩来同志作的形势报告。来校演讲的还有任卓宣（叶青），他当时是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大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此人后来投降了国民党，从理论上反对共产党。两广团区委的领导人也经常到广东来参加会议，深入基层，倾听意见。广东话有很多人听不懂，还要翻译，不过渐渐我也能听懂政治报告了。

学生对教师讲课不大重视，特别是那些照本宣读的课，根本不感兴趣，自己阅读课外书籍，学校内部左右两派是明显的，我们的任务是争取群众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右派”。广东大学的学生党员都参加团组织，做团的工作。团小组会开得很多，大部分是讨论“北伐”的事，还有共产主义理论学习。当时大家都认为蒋介石是“中派”，“拥护蒋总司令北伐”的口号深入人心，谁也没有想到国共合作的前途怎样。虽然大家对“中山舰事件”还记忆犹新，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是把这次反共事件当作孤立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理解其后果的严重性的，只是一味“拥护蒋总司令北伐”。直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叛变革命，我们方才如梦初醒。据当时张秋人告诉我，俄国顾问的意见是在北伐期间，只能讲“国共合作”，不宜讲蒋介石是反共的主谋者。领导上明确地称蒋介石是“中派”，意思就是应当争取的“中间派”，右派只是胡汉民、戴季陶等“西山会议派”，是要反对的。

总的看来，当时广州的政治空气是“和谐”的，并没有什么大裂痕。共产党员多是年轻的，三十岁以下的人，政治经验实在不够。有不少人是从法国和俄国学习回国的，对苏联有无上的、绝对拥护的精神，对俄国顾问的话，无不依顺，充满着盲目的乐观精神，谁也没有看到蒋介石一派是凶狠的敌人，正在阴谋策划反共。蒋介石拥兵自重，正等待着有一天把屠刀向共产党员的头上砍去！

我当然是很幼稚的，很喜欢写文章，因此两广团区委让我参加《少年先锋》（两广团区委办的公开刊物）的编辑工作。我只觉得广州有言论自由，在《少年先锋》写文章就感到很满意了。1926年12月刊的《少年先锋》上发表了我的文章，题为“奋斗的人生”，这篇文章很能代表我当时的思想。我认为：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很不清楚的，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分不清。我写道：“不干的人就要归于失败与淘汰，干的人才得生存于世界……凡是一个已经站在地球上的人，他或她若是不肯把自己消灭，那就只有做了。”做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军国主义与军阀，所以我们现在可说完全站在同一被压迫的地位，要自救，不得不步伐一致了。”从我当时的言论看，主要是为民族与民主革命而奋斗，至于实行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空想，压根儿不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多远。

正在我为革命“干”得起劲的时候，前方不断传来北伐胜利的消息，为了“拥护北伐胜利”，补充两湖干部的不足，中央决定调大批的党团员到湖南、湖北新占领的大城市去工作。我就在兵荒马乱中挤上拥挤不堪的军车，走向长沙，被分配到湖南团省委宣传部工作，在那里所看到的又是一番新的情景。

临走之前，我告诉了沙文求，他不想走，我很钦佩他坚定不移的性格，只是他不大爱说话，他在想什么，旁人无从了解，我只能从文字上看到他一些观点。他送我上了车，同我挥手告别，谁知道这是最后的一瞥，竟是永别了。文求后来在广东大学开展团的工作。蒋介石叛变后，广东军阀十分凶暴地屠杀共产党，1927年12月，他领导群众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任广州团市委秘书长时不幸被捕牺牲。回忆那次别离时的情景，我是十分难过的，如果他当时同我一起离开广州，也许不至于牺牲在广州吧！这是我常常想的一个问题：是我动员他去广州的，但我没有动员他离开广州到两湖去。我觉得内疚、后悔，但是一切都是空想，人终是要死的，他死得光荣，名垂千古，还是可以引为安慰的吧！

在湖南团省委工作

我是1927年1月间离开广州的，当时湖南省从军阀统治下解放出来不久。长沙同广州不同，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势力不大，主要力量在农村，到处都组织了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我被分配到湖南团省委宣传部当训练干事，具体工作是办训练班。团省委宣传部的机关是一个三开间的旧式房子，团省委书记李求实，宣传部长史训川与田波扬，组织部长是李铁良。我在田波扬（烈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湖南的党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同志，省委开会时常叫团的领导干部去参加。宣传部的工作是主要宣传“拥护北伐，广泛地组织群众支援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团省委为了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亟须组织大批干部派到城乡去工作。我也去上了一课“青年学生运动”，主要讲课的是省委领导干部，大讲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湖南的女同志多数没有长发，有的剪着同男子一样的短发。我也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随同大家去宣传男女平等，发动妇女参加妇女协会。湖南的农民很多是夹包蓝布，手持标枪，使人想起了太平天国时的起义农民，在农民中间主要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土豪劣绅多是地主的政治代表，所以为农民们所痛恨。我仅记得一次长沙群众大会，枪毙叶德辉和另一个土豪劣绅的情景。

长沙城内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可容纳几万人，那次枪毙叶德辉的大会由群众团体主持。团省委同志多前去参加，大会组织得很有秩序，进场的要有单位证明，我以团省委工作人员名义去参加被阻止进入会场，后来找了一个熟人，才被放进会场，我第一次看到了杀人。那两个土豪劣绅被群众拉出来枪毙时，吓得浑身发抖，枪声一响，便应声而倒，地上留下一大摊鲜血，这个场面使人难忘，那天晚上我终于失眠，大约是精神刺激很深之故。

不久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的震动很大，但当地军阀还不敢公开反共，因为武汉政府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国民党还在掌权，我们的思想是麻痹的，认为“左派”一定不会同“右派”合流，打到北京去的北伐目标不会有改变的，我们对武汉政府抱着极大的希望。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还是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迁到武汉，决定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团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被调至汉口市委任向警予秘书

团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大革命高潮中一件大事，湖南团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前去参加。我在这个时候调动了工作，随同大家去武汉，并且旁听了团代大会，团中央的负责人是任弼时、贺昌、李子芳、李求实、杨善南、刘昌群等人。杨善南是团中央的秘书长，主持大会，任弼时做工作报告。会场空气很活跃，这些负责人都很年轻，对当时武汉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大家对汪精卫说的“革命的向左走，反革命的向右走”的空洞口号非常相信，把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都当作“坚定”的同志。郑超麟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党的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要一个女秘书，要我担任这一职务。我当时很高兴能够到这位革命家身边工作。她是留苏、留法回来的，沉着的态度、潇洒的姿态，让我很是钦佩。她是湖南人，她的丈夫即是党中央委员蔡和森烈士。他们在法国结婚，回到上海后因故离婚，警予同志已有两个孩子，寄养在家乡，她一个人单枪匹马留在武汉工作。汉口市委是“五大”后新成立的，书记罗章龙，组织部长何孟雄，宣传部设在楼下的一个厢房内。因工作繁忙，警予同志急于要找一个助手去帮忙。当时我还是一个团员，政治上幼稚，对于党的事务是不熟悉的，但是她信任我，放手让我干。我要求入党，警予同志马上介绍我入党，我慎重地填了一张表格，到组织部去找何孟雄同志，不久就批准了我的请求，从此我就不再做团的工作了。

武汉的情况同长沙又很不相同，我在宣传部主要办干训班。当时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是向忠发，刘少奇同志任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武汉有数十万工人群众，声势相当浩大。总工会经常开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赤色职工国际驻中国代表罗佐夫斯基也在武汉，还在武汉召开过一次太平洋职工大会，到了许多外国代表。大会场上贴着大幅红布标语，其中有一个口号叫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口号不大明确，是指立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作为一个目标来奋斗，当时我们都不了解，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解。我曾问过向警予同志什么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说：“当时中央有两种不同的估计，一种是说中国处在俄国的二月革命时期，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已经到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争论不决。”由于当时对革命的阶段问题不明确，后来又对于苏维埃政权口号不理解，到底是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搞民主革命，谁也说不清楚，政权性质也不明确。

瞿秋白当时是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对农民问题特别关心，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市委的干部训练班上也讲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权革命，也就是农民革命，任务是打倒地主阶级，夺取政权，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看来也不是当即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一提出，对于城市工作的任务是什么，城市里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谁，就有分歧了。但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听到公开的辩论，我们听到的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提出的“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实际行动上是组织工会，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在政治上的口号还是“国共合作到底”，其实内部的大分裂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就明朗化了。不过武汉还没有公开化，党内也并无什么举措应对，在7月15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反共”以前，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准备。我还看到了有不少在武汉政府工作的党员，大吃大喝之风相当盛行，女同志多喜欢找军人结婚，因为他们钱多，其中有许多是党团员。无怪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时对我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当时武汉不少的同志大吃大喝，生活腐化，武汉政府不失败才是怪了。”可知人们思想的麻木到了何种程度！

我离开长沙后不久，长沙以许克祥为首的反动派军阀就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许多的党团员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团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田波扬同志夫妇遇难。消息传到武汉，大家十分震惊，有些同志说我的命运好，多次躲过劫难。

大革命失败，仓促赴苏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陈独秀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瞿秋白很活跃，常常公开做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都说：“中国革命正在高潮中，中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国际代表罗易也来党的会议上大做报告，正是这个国际派来的最后一位代表，背着党中央向汪精卫泄密，告知后者共产国际主张要组织工农红军，因此引起了汪精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在武汉进行反共屠杀。

我们在武汉的群众基础，表面上看来是好得很，但实际上却是很不稳固，蒋介石在上海控制了经济和金融，封锁武汉，使武汉商品供应十分缺乏，武汉政府的纸币狂跌，一天物价可以波动几次。这是动摇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凭我们的报纸上如何大骂蒋介石叛变革命，也无济于事，人心涣散，其中也包括许多下层的劳动人民。至于小店东、小手工业者，当然更不信任我们了，他们只希望结束武汉与南京两个分裂的政权，这是为汪精卫提出“宁汉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共产党继续北伐的口号，实际上流为空谈，还有谁能带领军队，对北洋军阀进行讨伐呢？当时所谓“北伐”还是“东征”，都是空谈，我们自己没有一支武装部队，幻想唐生智军阀率军队去进行北伐是可笑的。汪精卫却不然，他很快得到了当时原来属于所谓“左派”军事首领的合作，如张发奎部队，共同一致起来反共。7月15日之前还发生过以夏斗寅为首的湖北军阀向武汉进攻的“地方事件”，凭我们的微弱的军事力量，总算拒敌于都门之外，但这已经不能挽救大局，汪精卫突然宣布“反共”，驱逐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部长，如谭平山等，武汉军事分校政治部的党员如郭沫若等也不得不撤离武汉。

当时敌人最恨工会组织，第一枪就是从捣毁湖北省总工会开始的，然后所有的群众团体均成为攻打的目标，被捕被杀者无数。许多被关在牢中的反动派，土豪劣绅，各地逃来的大地主、政客都纷纷获得释放，他们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进行“反共”，武汉一时间成了白色恐怖的世界。党在这个时期才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如取消汉口市委，与湖北省委合并，任命张太雷为省委书记。我也就被合并到省委宣传部去了，向警予同志隐蔽起来做地下工作了。当时省委宣传部长郑超麟任我为教育科长，还想继续坚持在武汉，训练干部，但这一切都落空了。张太雷见形势日益恶化，召开了一次紧急的省委全体会议，叫我去做记录，大致开了两个钟头的会议，就宣告结束。这次会议有董必武、陈潭秋、郑超麟、刘少奇等参加，张太雷叫我记得详细一些，所以我还留有印象。

（张太雷）当时没有说出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真实原因，也没有分析党的路线的错误，他只是说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这主要是指蒋介石，至于汪精卫代表哪一个阶级？当时认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一旦叛变，就认为是小资产阶级也动摇了，退出了革命阵营，剩下来的只有工人与农民。这种理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影响极大。汪精卫是一个政客，他并不能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始终是要革命的。

张太雷在这次会议上一个重要的措施是立即把组织隐蔽起来，所有党员转入地下活动，不能留在武汉工作的年青干部，多数要调到苏联去学习，这一点是经过国际代表同意的。我也就是这一大批人中的一个。前去苏联的大约有一百多人。还有许多人留在武汉的，其中许多人后来都被杀害了，如向警予同志。还有一部分人是自首了，其中就有施存统，他首先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宣言，题目是“悲痛中的自由”。我不知道他悲痛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行为对当时动摇的党员开了一道门，有不少人也去自首或叛变了，这部分人本来是投机革命的。他们终于自找门路去了，后来又有一些人回到党内来，这大概是在抗日战争时代，又觉得共产党还是有前途的。

我被指定去苏联学习后，团中央还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组织一下去苏联的同志。杨善南同志首先回到上海，通过我的母亲组织了团中央机关，地点在凤阳路。当时我的姐姐在上海负责团中央的内部交通，她与杨善南同志相识，就在上海同居了。这个机关由我母亲出面承租下来，我到了上海也住在那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直没有离开过宁波，为掩护机关做了许多工作，后来杨眉山、王鲲同志在宁波被杀后，她出钱安葬了烈士，她在宁波危险很大，宁波地委动员她到上海掩护团中央机关，那时姐姐早已在上海工作，我们一家人在这种时候相见，真是莫大的幸运，我终于活下来了，人们又赞叹我的“命好”，没有在武汉殉难。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党内一直在争论，以前的说法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没有进行农民的武装起义，没有独立的武装组织，国共合作取消了党的独立性，没有没收地主土地等等。我从实践中得知，事情不是这样简单，这个问题涉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还要研究。认为陈独秀不要武装，那也不然，黄埔军校是共产国际派人组织起来的，蒋介石的武装是苏联支援的，为什么不武装工农，而要武装国民党的军队，这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共产国际看重国民党的军队，而看不起中共，陈独秀要求建立武装是不可能的。其次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说这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有点文不对题。

关于革命的目标问题，提出“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口号是共产国际在武汉政府垮台后提出来的，大革命失败，他们要负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在于盲目服从国际代表的指示，没有革命经验所造成的。事后诸葛亮不能算作英雄，还是要实事求是地重新来研究当时的策略问题，总结经验得失比较有益吧！

（本文由郝铁川、王由海同志整理而成）

原标题为《我经历的“北伐”及大革命失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三）》载于《世纪》杂志第3期，责任编辑 章洁，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