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丨在梅雨季思考晾晒:日常生活的文化意涵

徐一超

2019-06-20 11: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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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一带相继“入梅”了。
每年的梅雨季,是很令人厌恶与难熬的,那种感受,在方言里叫“雾数”。张爱玲说,“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对等的词,那是一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张爱玲《论写作》)在梅雨季湿热的空气中,衣物、食物都极易发霉;连绵阴雨,不见阳光,人们无法晾晒,却又最渴望晾晒。“出梅”后的头等大事,便是将黏腻甚至已经长了霉斑的衣服、被褥、干货放到伏天的烈日下晒一晒,以便更好地储存。
晾晒不仅仅是对抗梅雨季的生活策略。它对立于“杂乱不洁”、“壅塞”、幽暗、潮湿、暧昧,指向一个袒露、干洁、薄脆式的理想状态。这项古老的日常生活实践既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也承载着我们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印记。

晾晒的传统与经验智慧
晾晒的历史足够悠久,积淀的传统也足够丰厚。在民间,六月初六是“洗晒节”,各地都曾有晒物的习俗。清代《燕京岁时记》即有记录:“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蠹”。扬州亦有民谚:“六月六,晒大伏”,或曰:“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红绿”,也就是五彩斑斓、铺展曝晒的衣物。在佛教中,六月六是“翻经节”:“六月初六日,晒经,第丛林故事耳。”(《真州竹枝词引》)在广西瑶族,这天是“晒衣节”,气候湿热地区的瑶寨居民不仅有曝晒棉被、衣服、鞋子、箱笼等的习俗,还会在这一天宴饮庆祝。
在农耕文明的悠悠历史中,需要被晾晒的除了衣物等日用品,更重要的是粮食与食材。《农政全书》这类农学文献中,类似“棉种必于冬月碾取,谓碾必须晒”的描述不一而足,甚至记录了“秋冬生气收敛,于时曝晒,不伤萌芽;春间生意萌发,不宜大晒也”这样的优选规律,这是对晾晒经验的选择性总结,也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世代生衍的法门。
人们通过光照与气流唤起一个蒸腾的机制,将可能滋生腐败、霉变的液体清除,留下高度纯粹的对象,比如粮食作物的种子。它们要被保存、被维持,小小的能量要拔节成一棵全新的植株。阶段性的晾晒是一个手段、一个阶段、一个储备性的仪式,晾晒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叙事,它要宣告: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同样需要依靠晾晒来保存、传承的,还有精神食粮。早在西周的《穆天子传》中,就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蠧书于羽陵”的描述。所谓“蠹书”,就是通过曝晒的形式杀灭藏书中的蛀虫。此后的历代文献中都不乏关于晒书的记载,比如《齐民要术》曰:“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可谓章法细致。在文化繁盛的宋代,甚至有“曝书会”等综合性的文化集会:“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洪迈《容斋四笔》)
在晒书的传统中,人们同样对经验进行思考、总结,归纳出“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等经验规律,甚至发明了“晒书床”等工具,以及“抖晾”法等效果更佳的晒书方法。这些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授晾晒的经验,进而更好地传续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储备性资源。“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这种对物质文化载体的执著呵护,在某种意义上正寄寓着传统文人“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
食物、衣物、书籍,这些经济与文化的必需品及物质载体,在晾晒的传统及经验智慧中不断传承。和晾晒的物品一起被“提纯”、保存、传续的,是一个古老农耕文明关于晾晒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与传统,以及在“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中存蓄累积、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近代晾晒的社会卫生学
近代以来,晾晒又有了新的意义空间。在现代化进程建构其“合理性”的过程中,晾晒既是社会卫生学建立健康秩序的理性手段,又成为了现代公民主体被规训、被教养的日常行为对象。
1910年,东北暴发鼠疫并迅速向南扩散,波及京津、山东等地,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几乎崩溃。在剑桥大学研究传染病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这场始料未及的灾疫与西学启蒙下的社会抗疫过程,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及措施在中国基层的普及,晾晒作为一种有效的杀菌方法,也开始被建构为国民的日常生活知识,并自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防疫、抗疫的过程中,持续性的暴晒是一种防疫方法:“所有之衣服、被褥、铺垫等须曝晒于日光之下,且须连晒至三日以上,每日须经三小时。”东北鼠疫中,直隶防疫当局发布的《普通防疫规定》也有“衣服被褥宜勤加拆洗,并时于日光下曝晒”的描述。福建名医吴瑞甫在《论鼠疫之预防及其疗法》中,对“日光消毒法”进行了细致总结:“鼠疫菌对于干燥,非常薄弱,晒于直接日光下三四时后必死。故衣被器具,宜常晒曝,房屋能引入日光透入,便能消毒于无形。”晾晒的卫生学是日光崇拜,是细菌仇恨,是清除“雾数”的“杂乱不洁”,是健康文明的主体建构。
自此,作为社会卫生学方法的晾晒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国民知识,在一次次的官方宣教中被强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被褥要常晒常洗”也被列入95条《新生活须知》,成为规训民众日常生活、迈向现代文明新社会的要诀。
在中国现代化的微观进程中,作为社会卫生学理性手段与国民知识的晾晒,逐渐沉淀为一种公共常识与生活习惯,与其在“上下五千年”乡土中国世代传承的集体经验与传统意蕴交织在一起,具有了“提纯”“贮藏”“传续”与“清洁”的复调功用内涵。这种意义空间,在现今“晾晒”一词的修辞用法中仍得窥见,比如“晾晒权力清单”“晾晒执法账单”——它们蕴涵着希望这一修辞的施予对象清洁、净化并合理化存续的语用者意图。
晾晒的公共管理与空间政治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晾晒也不再仅仅是个体化的行为,而是被纳为公共的行为规范进行管理。在新生活运动中,《新生活须知》提及“晒衣服不挂在街上”,公共管理机构要求民众“晾晒衣服,不可当路随处乱晒,即户内无空院晒台,可在后门或屋旁树立竹叉,排列整齐,务以无碍市容为要”。这样的官方规定体现出机构权力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清晰划分,作为公民行为的晾晒不能侵犯“市容”这一公共空间的边界,只能在私人空间或被单独区隔、有序打理的特定空间中进行。这是晾晒的空间政治。
这种肇始于近现代的晾晒空间管理一直延续至今。从对城镇“脏、乱、差”的整治,到“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在街面、公园等公共场合晾晒衣被都是反面的典型。在校园和部分老旧社区,一些专门的晾晒区域被开辟出来,它们仿佛公共空间中的“飞地”,致力于营建“合理化”的晾晒空间与秩序。
然而,对晾晒空间的划定与管理始终经历着抵抗,晾晒的空间政治是一个抗衡与博弈中的微观权力场域,公共空间中禁止晾晒的三令五申与晾晒行为的屡禁不止,就是其表征。在城市化的近现代社会中,由于公私空间的分化以及私人居住空间的有限性,对日光、气流等自然条件高度依赖的晾晒,成了一场对空间资源的竞逐;被晾晒的对象可以说是私人空间与个人印记的延伸,它们楔入公共视野,令公与私的边界漫漶。
这种被晾晒所标定的公私模糊的空间典型,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里弄。弄堂并非主干道的街面,也就成了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渗透的某种过渡地带。狭窄的弄堂两侧是鳞次栉比而空间极为有限的石库门住宅,弄堂的上空就是住户们搭出的晾衣杆,以及人们“晾晒的万国旗般的衣衫”(王安忆《写作者的历史》)。老上海的晾衣杆充满了从窗户向外纵深延伸的气势,这种“突出”的矩形框结构,时至今日仍能在老旧一些的住宅区看到,这也正是从高度压缩的私人空间中突围而出、为晾晒争逐空间资源的历史印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晾晒。在而今大多数欧美国家,人们都不会在公众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晾晒衣物,这既与烘干机等技术工具的较早普及有关,更反映出人们公私截然有别的观念。这种西方式的晾晒文化观也在历史进程中被语言所记录——英语中的clothesline(晾衣绳)具有着隐私、家丑等引申含义。
晾晒的审美与诗学
当我们离开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晾晒,它就真的只是一种日常生活;但因为晾晒中物的纷呈、物的舒展、物的芬芳,它竟也能成为一种审美景观。文艺家笔下,“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张爱玲《金锁记》)文人晒书,可以入诗,一边捉着蠹虫,一边感喟“芸馥当风散”(顾文宁《曝书有感》)的馨香,这正是“遥怜挥汗缤繙处,时有微风送古香”(曹寅《楝亭诗抄》)。
晾晒的场景可以是精美的,比如张爱玲笔下晾着的笋干和金粉一般的灰尘。又比如临街住户支出的一柄竹竿,摇摇曳曳一件薄衫,悬垂于车水马龙之上。这是居家式晾晒的“优美”。晾晒也可以是恢弘的,巨大的谷堆,无垠的盐田,布匹从蓝天直挂而下、遮光蔽目的江南的染坊。大规模的加工生产中,晾晒的对象数量巨大,它们有序地排布在一起,这是工场式晾晒的“崇高”。
在乡土中国,对作物和食材的晾晒被称作“晒秋”。万物成熟的秋季有着最缤纷的色彩,“晒秋”的称谓就有着一番斑斓图景的想象。然而“晒秋”实际上不仅仅在秋天,春晒山蕨水笋,夏晒干菜果蔬,秋晒辣椒黄菊,冬晒腊味果脯,一年四季,绵延不断。近年来,在乡间采风的摄影家、美术家们发现了这一乡俗,用艺术加以表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欣赏到“晒秋”之美。江西婺源篁岭古村的“晒秋”还被文化部评为了“最美中国符号”。
婺源民歌《晒秋》唱道:“大箩小箩上晒楼/番薯包芦金粟米/晒干了茶籽好打油”“晒秋要赶好日头/大盘小盘盖瓦沟/红椒豌豆老南瓜/晒干了糯谷好做酒”。通过晾晒,粮食作物才能被更好地保存,才能被投入新的生产加工流程,进而转化为新的农副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让“姐呀姐呀/你过年过年莫发愁”“郎呀郎啊/你正月正月喝个够”——这是对未来时节的美好憧憬,是晾晒指向未来美好生活的日常叙事。
因此,晾晒的审美与诗学不仅仅意味着视觉景观,更是其背后积淀丰厚的族群经验与影响深广的历史传统。摄影记者Ellyn Kail曾收集意大利、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居民晾晒衣物的照片,鲜艳生动的传统服饰与当地建筑相映成趣,除却视觉上的美感,还映照出特定社群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哲理”。(Ellyn Kail: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Clotheslines, From Italy to China)
时代演进中的日常生活实践
晾晒,既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古老的文明仪式。在依赖自然天时的农耕文明漫长的历史中,晾晒的“仪式”将此时此地的时空与能量资源“收储”“转化”到彼时彼地,通过“提纯”“清洁”与“贮藏”,实现了更为有效的“传续”。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存智慧。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对自然天时的依赖转变为“人定胜天”的信念,晾晒成为一种可被替代的功用性“手段”。手段的工具性在有需要时才会显露,平时却要隐而不彰,更可能在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下被更新迭代。机械原理下的各类伸缩晾衣杆、升降晾衣架让晾晒的功能性空间让位于观景的日常空间,电力革命下的烘干机、干果机更是完全取代了晾晒的功能,实现“人定胜天”。这是工具合理性的胜利。
这一切并不是坏事。比如在如今的梅雨季,人们有了更多的技术手段除湿防霉,高枕无忧,也才有了更多的心力去工作、思考。但我们不该忽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诸如晾晒这样细碎的日常生活实践背后,有着多少丰富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意涵。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梅雨 晾晒 社会卫生 公共管理 空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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