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景观丨在梅雨季思考晾晒：日常生活的文化意涵

江南一带相继“入梅”了。

每年的梅雨季，是很令人厌恶与难熬的，那种感受，在方言里叫“雾数”。张爱玲说，“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对等的词，那是一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张爱玲《论写作》）在梅雨季湿热的空气中，衣物、食物都极易发霉；连绵阴雨，不见阳光，人们无法晾晒，却又最渴望晾晒。“出梅”后的头等大事，便是将黏腻甚至已经长了霉斑的衣服、被褥、干货放到伏天的烈日下晒一晒，以便更好地储存。

晾晒不仅仅是对抗梅雨季的生活策略。它对立于“杂乱不洁”、“壅塞”、幽暗、潮湿、暧昧，指向一个袒露、干洁、薄脆式的理想状态。这项古老的日常生活实践既是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也承载着我们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印记。

晾晒的传统与经验智慧

晾晒的历史足够悠久，积淀的传统也足够丰厚。在民间，六月初六是“洗晒节”，各地都曾有晒物的习俗。清代《燕京岁时记》即有记录：“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蠹”。扬州亦有民谚：“六月六，晒大伏”，或曰：“六月六，家家晒红绿”。“红绿”，也就是五彩斑斓、铺展曝晒的衣物。在佛教中，六月六是“翻经节”：“六月初六日，晒经，第丛林故事耳。”（《真州竹枝词引》）在广西瑶族，这天是“晒衣节”，气候湿热地区的瑶寨居民不仅有曝晒棉被、衣服、鞋子、箱笼等的习俗，还会在这一天宴饮庆祝。

在农耕文明的悠悠历史中，需要被晾晒的除了衣物等日用品，更重要的是粮食与食材。《农政全书》这类农学文献中，类似“棉种必于冬月碾取，谓碾必须晒”的描述不一而足，甚至记录了“秋冬生气收敛，于时曝晒，不伤萌芽；春间生意萌发，不宜大晒也”这样的优选规律，这是对晾晒经验的选择性总结，也是农业经济精耕细作、世代生衍的法门。

人们通过光照与气流唤起一个蒸腾的机制，将可能滋生腐败、霉变的液体清除，留下高度纯粹的对象，比如粮食作物的种子。它们要被保存、被维持，小小的能量要拔节成一棵全新的植株。阶段性的晾晒是一个手段、一个阶段、一个储备性的仪式，晾晒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叙事，它要宣告：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同样需要依靠晾晒来保存、传承的，还有精神食粮。早在西周的《穆天子传》中，就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蠧书于羽陵”的描述。所谓“蠹书”，就是通过曝晒的形式杀灭藏书中的蛀虫。此后的历代文献中都不乏关于晒书的记载，比如《齐民要术》曰：“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可谓章法细致。在文化繁盛的宋代，甚至有“曝书会”等综合性的文化集会：“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洪迈《容斋四笔》）

在晒书的传统中，人们同样对经验进行思考、总结，归纳出“日曝书，令书色暍”“热卷，生虫弥速”等经验规律，甚至发明了“晒书床”等工具，以及“抖晾”法等效果更佳的晒书方法。这些都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授晾晒的经验，进而更好地传续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储备性资源。“慎书如此，则数百年矣”，这种对物质文化载体的执著呵护，在某种意义上正寄寓着传统文人“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理想。

食物、衣物、书籍，这些经济与文化的必需品及物质载体，在晾晒的传统及经验智慧中不断传承。和晾晒的物品一起被“提纯”、保存、传续的，是一个古老农耕文明关于晾晒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的经验与传统，以及在“寒来暑往，秋收冬藏”中存蓄累积、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近代晾晒的社会卫生学

近代以来，晾晒又有了新的意义空间。在现代化进程建构其“合理性”的过程中，晾晒既是社会卫生学建立健康秩序的理性手段，又成为了现代公民主体被规训、被教养的日常行为对象。

1910年，东北暴发鼠疫并迅速向南扩散，波及京津、山东等地，社会的公共卫生体系几乎崩溃。在剑桥大学研究传染病学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这场始料未及的灾疫与西学启蒙下的社会抗疫过程，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及措施在中国基层的普及，晾晒作为一种有效的杀菌方法，也开始被建构为国民的日常生活知识，并自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防疫、抗疫的过程中，持续性的暴晒是一种防疫方法：“所有之衣服、被褥、铺垫等须曝晒于日光之下，且须连晒至三日以上，每日须经三小时。”东北鼠疫中，直隶防疫当局发布的《普通防疫规定》也有“衣服被褥宜勤加拆洗，并时于日光下曝晒”的描述。福建名医吴瑞甫在《论鼠疫之预防及其疗法》中，对“日光消毒法”进行了细致总结：“鼠疫菌对于干燥，非常薄弱，晒于直接日光下三四时后必死。故衣被器具，宜常晒曝，房屋能引入日光透入，便能消毒于无形。”晾晒的卫生学是日光崇拜，是细菌仇恨，是清除“雾数”的“杂乱不洁”，是健康文明的主体建构。

自此，作为社会卫生学方法的晾晒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国民知识，在一次次的官方宣教中被强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中，“被褥要常晒常洗”也被列入95条《新生活须知》，成为规训民众日常生活、迈向现代文明新社会的要诀。

在中国现代化的微观进程中，作为社会卫生学理性手段与国民知识的晾晒，逐渐沉淀为一种公共常识与生活习惯，与其在“上下五千年”乡土中国世代传承的集体经验与传统意蕴交织在一起，具有了“提纯”“贮藏”“传续”与“清洁”的复调功用内涵。这种意义空间，在现今“晾晒”一词的修辞用法中仍得窥见，比如“晾晒权力清单”“晾晒执法账单”——它们蕴涵着希望这一修辞的施予对象清洁、净化并合理化存续的语用者意图。

晾晒的公共管理与空间政治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晾晒也不再仅仅是个体化的行为，而是被纳为公共的行为规范进行管理。在新生活运动中，《新生活须知》提及“晒衣服不挂在街上”，公共管理机构要求民众“晾晒衣服，不可当路随处乱晒，即户内无空院晒台，可在后门或屋旁树立竹叉，排列整齐，务以无碍市容为要”。这样的官方规定体现出机构权力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清晰划分，作为公民行为的晾晒不能侵犯“市容”这一公共空间的边界，只能在私人空间或被单独区隔、有序打理的特定空间中进行。这是晾晒的空间政治。

这种肇始于近现代的晾晒空间管理一直延续至今。从对城镇“脏、乱、差”的整治，到“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在街面、公园等公共场合晾晒衣被都是反面的典型。在校园和部分老旧社区，一些专门的晾晒区域被开辟出来，它们仿佛公共空间中的“飞地”，致力于营建“合理化”的晾晒空间与秩序。

然而，对晾晒空间的划定与管理始终经历着抵抗，晾晒的空间政治是一个抗衡与博弈中的微观权力场域，公共空间中禁止晾晒的三令五申与晾晒行为的屡禁不止，就是其表征。在城市化的近现代社会中，由于公私空间的分化以及私人居住空间的有限性，对日光、气流等自然条件高度依赖的晾晒，成了一场对空间资源的竞逐；被晾晒的对象可以说是私人空间与个人印记的延伸，它们楔入公共视野，令公与私的边界漫漶。

这种被晾晒所标定的公私模糊的空间典型，就是老上海的石库门里弄。弄堂并非主干道的街面，也就成了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渗透的某种过渡地带。狭窄的弄堂两侧是鳞次栉比而空间极为有限的石库门住宅，弄堂的上空就是住户们搭出的晾衣杆，以及人们“晾晒的万国旗般的衣衫”（王安忆《写作者的历史》）。老上海的晾衣杆充满了从窗户向外纵深延伸的气势，这种“突出”的矩形框结构，时至今日仍能在老旧一些的住宅区看到，这也正是从高度压缩的私人空间中突围而出、为晾晒争逐空间资源的历史印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晾晒。在而今大多数欧美国家，人们都不会在公众视线可及的范围内晾晒衣物，这既与烘干机等技术工具的较早普及有关，更反映出人们公私截然有别的观念。这种西方式的晾晒文化观也在历史进程中被语言所记录——英语中的clothesline（晾衣绳）具有着隐私、家丑等引申含义。

晾晒的审美与诗学

当我们离开社会历史语境来看晾晒，它就真的只是一种日常生活；但因为晾晒中物的纷呈、物的舒展、物的芬芳，它竟也能成为一种审美景观。文艺家笔下，“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敝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张爱玲《金锁记》）文人晒书，可以入诗，一边捉着蠹虫，一边感喟“芸馥当风散”（顾文宁《曝书有感》）的馨香，这正是“遥怜挥汗缤繙处，时有微风送古香”（曹寅《楝亭诗抄》）。

晾晒的场景可以是精美的，比如张爱玲笔下晾着的笋干和金粉一般的灰尘。又比如临街住户支出的一柄竹竿，摇摇曳曳一件薄衫，悬垂于车水马龙之上。这是居家式晾晒的“优美”。晾晒也可以是恢弘的，巨大的谷堆，无垠的盐田，布匹从蓝天直挂而下、遮光蔽目的江南的染坊。大规模的加工生产中，晾晒的对象数量巨大，它们有序地排布在一起，这是工场式晾晒的“崇高”。

在乡土中国，对作物和食材的晾晒被称作“晒秋”。万物成熟的秋季有着最缤纷的色彩，“晒秋”的称谓就有着一番斑斓图景的想象。然而“晒秋”实际上不仅仅在秋天，春晒山蕨水笋，夏晒干菜果蔬，秋晒辣椒黄菊，冬晒腊味果脯，一年四季，绵延不断。近年来，在乡间采风的摄影家、美术家们发现了这一乡俗，用艺术加以表现，让更多的人了解并欣赏到“晒秋”之美。江西婺源篁岭古村的“晒秋”还被文化部评为了“最美中国符号”。

婺源民歌《晒秋》唱道：“大箩小箩上晒楼/番薯包芦金粟米/晒干了茶籽好打油”“晒秋要赶好日头/大盘小盘盖瓦沟/红椒豌豆老南瓜/晒干了糯谷好做酒”。通过晾晒，粮食作物才能被更好地保存，才能被投入新的生产加工流程，进而转化为新的农副产品；只有这样，才能让“姐呀姐呀/你过年过年莫发愁”“郎呀郎啊/你正月正月喝个够”——这是对未来时节的美好憧憬，是晾晒指向未来美好生活的日常叙事。

因此，晾晒的审美与诗学不仅仅意味着视觉景观，更是其背后积淀丰厚的族群经验与影响深广的历史传统。摄影记者Ellyn Kail曾收集意大利、巴西、印度、中国等国居民晾晒衣物的照片，鲜艳生动的传统服饰与当地建筑相映成趣，除却视觉上的美感，还映照出特定社群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哲理”。（Ellyn Kail：Seeing the World through Clotheslines, From Italy to China）

时代演进中的日常生活实践

晾晒，既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古老的文明仪式。在依赖自然天时的农耕文明漫长的历史中，晾晒的“仪式”将此时此地的时空与能量资源“收储”“转化”到彼时彼地，通过“提纯”“清洁”与“贮藏”，实现了更为有效的“传续”。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存智慧。

到了工业文明时代，对自然天时的依赖转变为“人定胜天”的信念，晾晒成为一种可被替代的功用性“手段”。手段的工具性在有需要时才会显露，平时却要隐而不彰，更可能在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下被更新迭代。机械原理下的各类伸缩晾衣杆、升降晾衣架让晾晒的功能性空间让位于观景的日常空间，电力革命下的烘干机、干果机更是完全取代了晾晒的功能，实现“人定胜天”。这是工具合理性的胜利。

这一切并不是坏事。比如在如今的梅雨季，人们有了更多的技术手段除湿防霉，高枕无忧，也才有了更多的心力去工作、思考。但我们不该忽视，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诸如晾晒这样细碎的日常生活实践背后，有着多少丰富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