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尔特：要敢于懒散

《声音的种子：罗兰·巴尔特访谈录（1962-1980）》

什么都不要做。看着青草在长。放任自己在时间的河水中流动。

把生活都变成周末……罗兰·巴尔特谈起有关懒散的乐趣。

懒散是学校神话的一种要素。您如何对其进行分析呢？

懒散并非是一种神话，它是学校情况的一种基本的、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是一种约束性结构，对学生来讲，懒散是操纵约束性的手段。课堂，必然包含着一种压迫力量，哪怕就是在课上讲授的东西，青少年们也不一定想听。懒散可以是对这种压迫的反应，可以是承担因这种压迫带来的烦恼，表现出对于这种压迫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对其运用辩证法的一种主观策略。这种回应并非是直接的，它并不是一种公开的不满，原因是学生没有直接回应约束的手段，这是一种婉转的、避开造成危机的回应。换句话说，学校里的懒散具有一种语义价值，它属于课堂编码，属于学生的自然语言的编码。

如果关注一下词源学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在拉丁语里，形容词piger（因为懒散“paresse”就来自其名词“pigritia”）就意味着“缓慢”。这样一来，懒散的最为负面、最为痛苦的面目，就是做事糟糕、违心，就是在给予体制一种反馈——但却是拖延的反馈——的同时，来满足体制的要求。

相反，在希腊语中，懒人被说成argos ，它是a-ergos 的语音缩合的结果，它意味着“不努力”。希腊语比拉丁语更为率直。

在这种小小的词源学辨析中，已经可以大体看出形成某种懒散哲学的可能性。

我在高中学校里只当过一年的老师。我并非是从那时起就对学校里的懒散有了想法，而是根据我自己做学生的经验产生了这种想法。我自然地再一次看到了学校里的懒散，但它却是以我当前生活中的一种隐喻方式出现的，原则上，这种懒散与一个学生的懒散无任何关系：当我面对那些让我非常头疼的任务——例如写信、阅读手稿——的时候，我就抵触，我就从心里说我没有能力完成，完全像是一位学生无法完成其作业那样。这如果说是一种意志上的痛苦经验的话，那就是懒散方面的痛苦经验。

您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看待懒散？或者您为其安排什么位置呢？

我会说我在生活中不为懒散安排任何位置，但这样说又是不对的。我认为那样做是一种不当，是一种错误。通常，我都是处于奋力做事的状况之中。当我不做事或者在整个一段时间里不做事（一般来说，我都会最终做完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某种懒散袭上身来，而不是我选择了懒散和我把自己推向了懒散。显然，这种羞怯的懒散并不采取“什么都不做”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将是懒散的光荣形式，即哲学形式。

在我生活中的一个时期里，午休之后，一直到下午四五点之前，我都为自己安排一点这种惬意的懒散，不再忙别的。我不再挺直身体，而是依随身体的姿态，而这时的身体处于有点困、不太有序的状态。

我不想尝试工作，我放任自己。

那是在农村的一段生活，是在夏天。当时，我搞点儿绘画，也像许多法国人那样做点零活。但是在巴黎，我就要忍受必须工作和难以工作所带来的折磨。我任凭这种被接受的懒散形式的摆布，这种形式便是我为自己创立的散心，是重复的散心：自己烧一杯咖啡，喝一杯水……此外，也有时心情非常不好，因为如果散心是来自外部的，我则不会很好地接受，而是对引起这种散心的人非常恼火。我可以满心不悦地接受一些电话或来访，但实际上，那些电话或来访干扰了我并不在做的一项工作。

除了散心，我也有另外一种痛苦的懒散方式。我按照福楼拜称为“马里纳德泡菜”的启示来安排懒散方式。这就是说，在某个时刻，我一头扎在床上，“老待在床上”。什么都不做，脑子里转来转去，情绪消沉不振。

我经常地、太经常地出现“马里纳德泡菜”状况，不过，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一刻钟，二十分钟……然后，我又重新鼓起勇气。我又回到“什么都不做”的这一主题上来了。我认为，实际上，我是在忍受着我没有能力和自由去什么都不做。不过，有些时候，我确实很想休息一下。但是，正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您凭什么要我休息呢？”

我这么说吧，我做不到生活中有一点清闲，也很少有什么消遣。除了有朋友，我只有工作，或只有乏味的懒散。

我从未特别喜欢过体育，而现在，不管怎么说，我都上了年纪了。这么一来，如果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决定不做任何事情，那么，您还能让我干什么呢？

阅读吗？但这就是我的工作呀。写作吗？还要说一点，正是因为写作我才很喜欢绘画，而绘画是一种绝对免费的、自身的、不管画得怎样都是审美的活动，同时，它还是一种真正的休息、一种真正的懒散，原因是，作为充其量仅仅是爱好者的我，我并不向其中投入任何类型的自恋。不论是画得好还是画得不好，对于我都一样。

还有什么呢？卢梭晚年在瑞士的时候，曾绣过花边。

有人可能会在无过分讽刺意味的情况下，提出织毛衣的问题。编织，这也是某种懒散的举动，除非是一心想完成一件活计。但是，习俗却禁止男人编织毛衣。也不总是这样。150 年以前，也许是100 年以前，男人们曾非常灵巧地编织地毯。现在，不再可能了。最为反社会惯习的场面，也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场面——不是在我看来，而是在现场的所有人看来——是在巴黎的地铁车厢里，一个年轻男子从提包里拿出一件编织物，不加掩饰地织了起来。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但没有人说话。编织，正是一种手工的、不起眼的、免费的、无目的性的活动，但是，它仍然是一种绝佳的、成功的懒散表现。似乎也要看到现代生活中的懒散表现。人们总在谈论消遣权，但从不谈论懒散权，您注意过吗？此外，我在考虑，在我们当中，即在西方人和现代人当中，不做任何事情的情况是否存在。

有些人甚至有着与我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更为异化、更为艰难、更为辛劳，当他们有点自由的时候，他们并不“什么”都不做，而总是做点什么。

我还记得这样的景象……当我还是个孩童或青少年的时候，巴黎与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比现在热得多——至少人们是这样认为的，不管怎样，我是这么认为的。于是，人们经常看见那些守门人（那时守门人非常之多，这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机制），每当晚上非常热的时候，他们就搬出椅子放在临街的大门口，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这是一种懒散的景象，现在早就没有了。我在生活中看不到了。在现在的巴黎，见不到太多的懒散现象。咖啡馆，仍然是轮替就座的一种懒散：人们可以对话，也可以借此“现身”一下。这算不上是真正的懒散。

现在，有极大可能的是，懒散并不在于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得到，而是尽可能割裂时间，尽可能将时间打散。这就是，我在工作中为消愁解闷儿做的一点点事情。我在割裂时间。这是让自己变得懒散的方式。不过，我所希望的，则是另外一种懒散。

有一首禅诗以其简洁性让我眼前一亮，它可以为我所梦想的那种懒散进行诗意的定义：

静心地坐着，无所事事

春天到了

草在拔地生长。

再就是，这首诗在其被翻译成法语的样式里，呈现出一种让人拍案叫绝的错格形式，即一种构句上的断裂。静心地坐着的，并不是句子的主语。并非是春天在坐着。这种构句上的断裂，不论愿意与否，都很好地表明，在懒散的情况里，主语几乎失去了其作为主体的常在性。主体分散了，它甚至不可说出“我”。这也许就是真正的懒散：在某些时刻，达到不需要说出“我”的状态。

恋人主体，难道是最想寻求并达到这种懒散状态的主体吗？

一位恋人主体所寻求的那种懒散，不仅仅是“什么都不做”，而且尤其是难以做出决定。

我在《恋人絮语》的“怎么办？”片段中说过，在某些时刻，恋人主体会尽力将自己安排在他认为激情再现的一种常在张力即“一种小小的懒散角落”里。

实际上，我所努力描述的恋人主体，在任何时刻都会提出一些行为问题：我需要打电话吗？我必须去赴约吗？我不去赴约不可以吗？

我曾一再说过，“怎么办？”，便是慎重考虑和做出决定的结构，它是由我们的生活所形成的，它就像是佛教中的羯磨（Karma因果报应），即不停地迫使我们做出反应、予以回答的那些原因的链接情况。羯磨的反面，便是涅槃（Nirvana安详宁静）。因此，当人们严重地忍受羯磨所带来的痛苦的时候，就会设定、幻想某种涅槃。这样一来，懒散就获得了一种解脱的维度。

真正的懒散，从根本上讲，似乎是一种“不做决定”“待在那儿”的懒散。俨然那些又懒又笨的学生，他们坐在教室的后面，只待在那儿的特征表现。

他们不参与讨论，不被赶出教室，待在那儿，充其量是一个点，也像是一堆什么。

人们有时所希望的，正是如此：待在那儿，不做任何决定。我在想，道教中根据“无为”即什么都不做的意义，会有一种有关懒散、有关“什么都不做”的教诲。

我们也可以找出某些托尔斯泰的道德意图。当面对一种弊病，人们思考是否有权可以懒散的时候，托尔斯泰的回答是可以的，这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因为不能用另外一种弊病来回答一种弊病。

这种道德观在今天已经完全不被人所信。而如果追溯到更远以前，懒散就显得像是对不幸的一种很高的哲学的解释方法——不回答。但是，当前的社会再一次非常难以承受中性态度。在这样的社会看来，懒散是不可容忍的。就好像从根本上讲懒散是最主要的弊病。

懒散所带来的可怕的东西，是它可能就是最庸俗、最俗套、最缺少对世界的思考的东西——就好像它可以思考最佳的东西似的。懒散可以是一种随和，但也是一种征服。

这种思考上的懒散，难道不就是普鲁斯特所称的“似水年华”吗？

普鲁斯特面对作家工作时的态度，是非常特殊的。他的作品的写成，即便不是根据有关不情愿的回忆、有关自由记忆和感觉之升腾的一种理论，至少也是这种理论陪伴的结果。这种自由的升腾显然涉及某种懒散。懒散，按照普鲁斯特的一种隐喻说法，恰恰就是使人想起往事的物品、气味、滋味等正在嘴里缓慢地散开，而这时嘴巴也正处在懒散状态。主体听凭回忆使其神牵魂移，这时的他是懒散的。如果他不是这种状态，那么，他就会重新找到一种有意识的记忆。

我们可以求助于普鲁斯特的另外一种意象：用纸制作而成的结合紧凑的日式纸花，那些纸花在水中会膨胀变大。懒散，也许该是这个样子：一个时刻连续书写，一个时刻精工细作。

不过，即便在普鲁斯特看来，写作也不是一种懒散活动。普鲁斯特使用了另外一种隐喻即一种工作隐喻来说明作家。他说，他写作一部作品就像一位女缝纫师在做一件长裙。这就关系到一种无休止的活动，这种活动一如普鲁斯特的工作那样，是细心的、采集性的、构建性的、补充性的。最后，因为他也许在其生命中期之前曾经是懒散的（还是如此！），而随后，他关起门来写作《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他便不再懒散，他始终在工作。

实际上，在写作中，有两种时间。第一种时间是闲逛的、几乎是寻艳的时间，在这一时间里，人们捕捉记忆、感觉、意外事件，并让这些内容争相呈现。然后，会有第二种时间，即伏案疾书的时间，在这一时间里，人们埋头写作（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就是在床上的时间）。

但是，我真的相信，对于写作，不应该懒散，而这恰恰又是写作的困难之一。写作是一种享受，但同时也是一种困难的享受，原因是这种享受必须经历一些非常艰难的工作阶段，并带有一些风险：很想懒散，受到来自懒散的威逼，放弃写作的意图，劳累疲倦，逆反心理等。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还在为托尔斯泰的日记写评注。

他是一个被生活规则、时间安排的框架和不可以懒散的道德问题所困住的人。他会记下任何没有遵守规则的情况。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斗争，是一种真正难以想象的斗争。而且，实际上，如果有人从根本上是懒散的，并决心懒散，无论其构想得多好并振振有词地辩解，他都不能写作。

有没有懒散的习俗，或者说星期天也像其他日子一样的情况呢？

现在要说的是，懒散的种类与职业的种类同样多，也许与社会的阶层同样多。而且，如果星期天是懒散的一种制度上的时间安排的话，那么，一位教授的星期天显然与一位普工、一位坐办公室的人或一位医生的星期天是不同的。

但是，在社会问题之外，又会提出一周当中这一天的作用的历史问题，因为根据宗教的不同，会是在星期天、星期六、星期五……也就是说，会提出关于惯例性懒散的问题。

在诸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那样限制很严的国家，或者像在当前的犹太制度下，休息日是有一些限制做事的习俗的。习俗是先于“不做任何事情”或“什么事都不做”之愿望的。但是，似乎不幸的是，人们一旦必须服从这种禁止习俗，却又忍受着“什么事都不做”。懒散，由于来自外部，由于是被强加的，变成了一种酷刑。这种酷刑就叫做烦恼。

叔本华说过：“烦恼在星期天具有其社会再现特征。”

对于我来说，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星期天可以说是一个烦恼的日子。我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认为，孩子们就是这么想的。星期天，不去上学，而学校，即便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具有二重性的，但它总归是一个社会的和情感的场所……在那里是可以散心的。

现在，由于我已不再是个孩子了，星期天对于我来说，又变成了幸运的一天。这一天，没有了电话、书信、约会这些来自社会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在一周当中都让我感到疲倦。这是快活的一天，因为这一天是空白的、静寂的一天，我可以保持懒散的样子，也就是说自由的样子。因为，现代懒散的许愿形式，最终就是自由。

《世界报》（周日版）（LeMonde-Dimanche），1979 年9 月16 日，

克里斯蒂娜·埃夫（Christine Eff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