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革命之年：“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历史从未被遗忘”

迈克·拉波特的《1848：革命之年》最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译介出版。

迈克·拉波特（Mike Rapport），生于美国纽约，在布里斯托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法国史学者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曾任教于斯特林大学，2000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现就职于格拉斯哥大学。拉波特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革命，包括1789年法国大革命、英法美革命的比较，曾参与“革命的多米诺骨牌”项目，探讨1848年革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代表作包括：《反叛的城市》《法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和公民权利》《拿破仑战争导论》（牛津通识系列）等。拉波特学术功底深厚，对历史和生活充满热情，喜爱在城市中漫步，研究历史事件是如何在大街小巷展开的。他充分利用档案及历史参与者的私人记录，使得其作品不仅翔实地展现了历史的发展，而且描绘出当事者的体验，生动有趣。

本文系《1848：革命之年》一书的总结部分，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本书以1847年亚历山大·赫尔岑的欧洲希望之旅为开端，以希望的幻灭为结尾。19世纪中叶见证了这位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个人悲剧和政治悲剧。逃离法国后，赫尔岑和妻子娜塔莉住在日内瓦，然后去了尼斯与格奥尔格同住，最后德意志共和主义者艾玛·赫尔韦格（Emma Herwegh）也加入了他们。1851年年初，娜塔莉承认和格奥尔格有染，接下来便是数月的指责和忧愁。祸不单行，悲惨的命运又一次降临。11月，赫尔岑的母亲和他7岁的儿子科里亚从巴黎返回尼斯的途中，乘坐的船只失事，两人都遇难了。1852年5月娜塔莉伤心过度，与世长辞。精神受到创伤的赫尔岑整个夏天都在欧洲旅行，直到1852年秋天，他和13岁的儿子萨沙定居伦敦。

他把自己对1848年革命的深刻见解写给儿子。这位沮丧的男人写下《来自彼岸》（From the other Shore），并在1855年把书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儿子。对赫尔岑来说，旧的社会政治秩序在革命中会被完全破坏，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很明显，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在1848年。这一代人要做的是根除旧的统治，只有这样，后人才能收获他们播种的果实。他告诉萨沙：“这一代人只是修了座桥，给将来的陌生人使用。你也许会在某天见到他……我恳求你不要停留在此岸……宁愿与革命一起灭亡也不要领取反动政府的救济。”

尽管革命失败了，但我们也不需太过悲观。1848年革命让数百万欧洲人第一次体味到了政治：工人、农民能在选举中投票，成为候选人，甚至成为议员。那一年公民自由的迅速繁荣为欧洲人民（包括妇女）提供了自由空间，他们通过政治社团和工人组织参与政治。尽管有些人是保守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但这并不削弱结论，因为保守主义本身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得到很多人真诚的支持。也许最伟大的成就是废除农奴制，废除了强加在农民身上的劳役。除了社会经济影响外，农奴制改革还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它削弱了土地贵族的势力，增强了政府权力。随着劳役制度的终结，农奴的解放也摧毁了土地贵族对农民享有的司法权，农民进而能够直接生活在国家司法体制之下。换句话说，土地贵族不再扮演农民和政府的中间人，农民和其他阶层适用同样的法律，享有同样的民权。长远来看，这为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的完整公民铺平了道路。此外，1848年暴露出来的诸如宪政、公民权利、社会和民族主义等问题，并不因为反革命运动试图压制民众的讨论和抗议而消散。现实证明，保守主义者越发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19世纪后半叶，经济、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加快。部分现实的保守派人士在自由主义体制崩溃后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一位顾问说过：“如今的风暴必须以如今的制度来应对。”社会改革、民族统一这些解决方案最终还是被采用了，但实现它们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立宪政府，并且往往出于保守派利益的考虑。但是，这些解决方案最初是由“48年人”提出的。有时，那些与保守派秩序言归于好的悔改的革命人士甚至会帮助实现这些方案。这样的例子真实存在。1867年，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绝对君主制不得不屈服于革新的压力，他与马扎尔人谈判妥协，代价是牺牲其他更小的民族。曾经的奥地利帝国变成奥匈帝国，这两个部分理论上是平等的，并且分别设立了匈牙利、奥地利和整个帝国的代表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方面的两位缔造者安德拉希·久洛（Andrássy Gyula）和戴阿克·费伦茨都是曾经的“48年人”。然而，顽固的科苏特·拉约什坚决拒绝与哈布斯堡皇室往来，他在流亡中度过了余生，并于1894年在都灵逝世，享年92岁。

长期以来，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语境中，1848年被公认为是被“错过”的一年，大部分欧洲国家错失了一劳永逸地走上自由法治道路的机会。这个观点暗示，假如革命成功，20世纪的极权主义恐慌将得以避免。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发表过著名的言论，称1848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但“德意志没能转过这个弯”。历史学家认为当年的革命可以使德意志通过自由的、议会的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统一，而非通过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强制统一（这一过程在1871年完成）。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也有议会制度，但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信奉的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理论进而认为，法国的中产阶级是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但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屈服于德意志容克地主的统治。有些历史学家进一步提出了德意志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道路”这一概念，他们在19世纪晚期专制的德意志帝国里，发现了更黑暗、更残酷的20世纪第三帝国的种子。这一理论推断，1848革命的失败带来的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革命的失败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强权的领导，特别是普鲁士强权的领导，才能带来德意志的统一。1848年的革命之所以没能完成统一大业，就是因为革命者本身没有掌握军事权力，因而最终被保守的德意志各邦国军队击败。俾斯麦在1862年发表的一段言论，激怒了他崇尚自由主义的普鲁士听众，他说：“当代的重大问题并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就能解决的，这是1848年和1849年犯下的最大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就德意志的“48年人”来说，他们也并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同样追求权力，尤其是追求德意志的权力，这从他们关于德意志未来进程的争论可以看出。当要在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之间做出选择时，绝大多数自由主义人士选择了前者，只有约翰·雅各比这些例外选择自由。这让1848年的悲剧显得更加深刻——连自由主义者也做好了放弃自由、向权力低头的准备。

意大利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被墨索里尼抓捕入狱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直在尝试解释，1860年完成了统一意大利为何没能避免陷入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他把原因归结于意大利中产阶级自由派的软弱。正是这些人在1848—1849年领导人们追求民族统一与政治自由。与德意志相类似，人们从意大利革命的失败中总结的教训是，自由和统一的实现，需要皮埃蒙特君主武装力量的支持，需要土地贵族的合作。由此可见，统一是一场“消极的革命”，由保守派力量自上而下强制推行，而不是像朱塞佩·马志尼及其他共和主义者希望的那样，由人民推动。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意大利王国，议会制度基础薄弱，却挣扎着想要发展出可行的民主制度。结果只是让这个国家轻易地陷入了法西斯反革命势力的手中。1848年，我们再次看到，为了权力和更远大的民族统一事业，革命者愿意搁置或放弃他们的民主及自由思想。1848—1849年的意大利革命者为日后的专制主义埋下了祸根。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战争，革命后，英雄们愿意为了国家事业而牺牲自我的无私精神备受推崇。这种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加里波第，他的事迹加强了这种英雄神话。除了将军国主义的种子引入民族自由运动之外，英雄神话与失败的现实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这也将颓废与背叛的思想注入了意大利复兴运动——或者说是意大利民族的“复活”。一方面是英雄主义、军事荣耀与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却是意大利现实政治与社会的腐败，两者对立造成的紧张导致后来的人们在权威主义中寻求意大利问题的解决方法。

法国的情况就很不同了。人们普遍认为曾经短暂存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阶段被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等人称为共和主义的“准备期”，是为法国永远成为民主议会制国家奠定基础的一段时期。经历了风雨飘摇的几十年，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出现可以说是期待已久的1789年革命原则的胜利，如同弗朗索瓦·菲雷（François Furet）所言“法国大革命的船只终于驶进了港口”。然而，这并不能弥合法国社会内部根深蒂固的政治分歧，这些矛盾在19世纪90年代德雷福斯事件中集中爆发，在纳粹占领及维希政权统治期间持续激化，此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还必须解释一个问题，为何法兰西建立长久的议会民主制的过程如此激烈、艰难，从1789年到1945年，法兰西经历了3个君主国、2个波拿巴帝国、5个共和国，颁布了至少15部宪法。在饱含艰难与鲜血的道路上，与其他废弃的政体相比较，1848年革命不像民主的准备期，反而更像一次失败，一次寻求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失败。一方面，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继承了1789年遗产；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抗拒大革命的原则。只有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者像一些历史学家说的那样终结“法国人与法国人的战争”，法国的政治制度才能稳定生存。

在对1848年的悲观评价中，核心问题是认识到了民主不总是进步的。1848年4月法国的选举选出了带有强烈保守主义色彩的议会，普鲁东愤怒地表示“普选是反革命的”。这一论断先后被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俾斯麦证实。前者通过公决成为皇帝。德意志社会主义者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则向俾斯麦保证：“给我普选权，我就给你100万选票。”欧洲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由数量较少的中产阶级或地主精英组成，欧洲盛行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便成了权威政府可以欺压和削弱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借口。然而，虽然法国的例外论、德意志的“特殊道路”和意大利的“被动的革命”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此。这些理解方式会导致人们对历史的发展形成偏狭看法。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特殊道路”的理论可能让人们认为所有德意志道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纳粹和大屠杀。从1848年到1933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清醒的德意志“48年人”、作曲家威廉·理查德·瓦格纳早已预见了这黑暗的未来，他悲痛地写道：1848年的德意志人误解了“法兰西–犹太–德意志民主”的真正本质，所以“真正的德意志人突然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名字被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代表了”。尽管瓦格纳当时表达了一种潜伏于德意志社会的反犹太主义，但要到19世纪晚期，随着德意志的统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潮流渗入到德意志的社会讨论中，大众政治逐渐兴起，这种反犹主义才逐渐成为政治版图的重要部分。在此之前，犹太自由主义者都乐于为德意志的统一而努力。对他们来说，这一进程标志着他们在自己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人们可以争辩说（正如本书作者所说），虽然20世纪专制主义的发展趋势确实根植于19世纪的观念、运动和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战火给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保证了极权主义在战争发生后的几十年中能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1848年，这种趋势虽然不像20世纪那样长成过于茂盛的丛林，但也已像发芽的鳞茎，人们可以轻易分辨。因此，刘易斯·内米尔将1848年比作“历史的苗圃”。1848年作为“历史的苗圃”表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社会问题”上。“社会问题”在1848年以前引起了极大的焦虑，在1848年猛然成了政治议题。

当1848年德意志民主人士路德维希·班伯格第一次听到巴黎六月起义的消息时，他马上关注到了在工业时代引发躁动的重大问题——如何调和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不管对共产主义还是对自由资本主义，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并且拥有许多不同的答案。班伯格认为：“‘社会问题’已经把它的刀剑投入到政治斗争中，再也不会从战斗中离开，政治自由获胜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重重。”由于没有达成革命共识，1848年的社会问题使得自由主义政权溃败。首先，革命者没有就新的政治秩序将采取的形式达成共识——共和国还是君主制，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度。其次，对于革命应该以何种程度改造社会关系，国家应该在减轻贫困、调解劳资纠纷和调节经济活动中进行何种程度的干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换句话说，新政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政治改革，进入社会革命？这两类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无法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各方都信服的法律架构，也就无法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第二个问题。1848年，革命派没能制定出可以团结经济危机最严重地区的人民的宪法，这一政治上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

这便是1848年欧洲革命最大的悲剧之一，即社会与政治上的团结保证了革命爆发初期反对派的胜利，但这种团结终究是脆弱的。一些历史学家强烈谴责激进派，指责他们在自由秩序仍处于脆弱的初生阶段，对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例如，弗兰克·艾克（Frank Eyck）曾说，长期来看，激进派也许是对的，“但短期看来，在他们还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达到目的时候，他们用暴力的方式破坏了宪政和新生的代议制政府。他们让建立一个温和的自由政府这件事变得不可能”。也许有人会和笔者一样赞同此观点。但尽管激进派并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真正代表穷苦大众，他们的确表达了民众对社会的普遍失望，并且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即便有时显得不现实）。长期来看，资本主义的确大大改善了欧洲的整体生活质量。因此在事后看来，艾克谴责激进派对初生自由秩序毫无耐心，是完全合理的。他认为，如果激进派在1848年能多克制一些，自由秩序也许就能得以幸存，经过一代人或者几代人，欧洲人就能够同时享受立宪政府和成熟的工业经济创造的财富。然而事实是，1848年的人们还远不知道，资本主义将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赫尔岑1848年曾在巴黎生动地说：“当旧的社会秩序在以感受不到的速度发生变化时，你要如何说服一个工人忍受饥寒和贫穷？”

内米尔发明的术语“历史的苗圃”可以应用在社会方面，还因为这一年的革命见证了两种势力之间长期剑拔弩张所带来的致命后果：一方面，自由派强调政治自由与解放公民；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公平，调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自1848年起，这一对立问题激发了各方的讨论，自由资本主义者、极权主义者，以及两派之间的其他派别纷纷进行了回应。今天，大部分现代民主主义者都能够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能在宪政框架下进行讨论，这个架构多少能被所有派别认可，并且能保护民主自由。然而在1848年，大部分欧洲国家远未达成政治共识。因此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无法在宪政框架下和平解决。所有现代国家的革命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如何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国家体制，如何在不引起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解决社会问题。一些国家，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及英国，试图借助传统来达成政治共识（法国就是借用了1789年的民主文化遗产），人们因而得以通过自由的议会制实现社会变革。其他一些国家在专制政体下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例如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三种方式就是革命，当无法协调广大群众，或者根本未经认真尝试，抑或类似俄国，严重的阶级分化给旧制度带来了颠覆性挑战，结果便是通过极权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置于个人自由之上。

1848年被称为“历史的苗圃”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1848年革命是一个真正的欧洲现象，不同国家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因相似的目标和理想紧紧团结在一起，当时的环境又迅速让他们分崩离析。1848年可以算是欧洲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之年”。但是问题在于，1848—1849年发生的革命可否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革命”，如果是的话，如何体现？历史学家针对这个问题争论许久。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更广泛、更现代问题：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是否基于共同的历史经验；或者反过来说，是否由于各国家间差异巨大，以至于“欧洲历史”只不过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当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848年是一个复杂的年份，革命并没有什么普遍的欧洲历史背景，而是“各地事件的总和”。毫无疑问，不同国家在这一年经历的革命各不相同。例如，鲁道夫·施塔德尔曼（Rudolph Stadelmann）强调，德意志革命期间，多数自由派的革命目的表明，“德意志自由主义是独立的，与法国的例子不同”。德意志人更注重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建设，而不是出于共和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冲动追求过于激进的政治变革。这种说法的隐含意义可以从两个矛盾的角度来解读：其一，德意志革命更温和，同时更注重合法性、稳定性及历史连续性；其二，德意志重视国家建设和君主制，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置于自由解放之上。另外，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革命，英国、瑞典、挪威、低地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和奥斯曼帝国欧洲地区（除了罗马尼亚各公国）并没怎么被革命困扰。

如果不把每个国家都发生革命当作将1848年视为“欧洲现象”的前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免受革命大潮的影响，即使它们并没有直接经历革命的浪潮。英国、比利时、低地国家、瑞典和挪威即使没有直面起义，也感受到了革命的震动。并且，在更广泛的国际政治框架下，所有的欧洲政权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英国和俄国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都感到干涉革命的必要性。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危机期间，两国纷纷动用外交手段向冲突各方施压。俄国甚至直接出兵干涉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革命。1848年没有沦为一场拿破仑式或者“一战”式的欧洲大冲突，主要归因于五大欧洲政权——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都在竭力避免全面战争。所有的政府——甚至包括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都明白这样的事实，一场全面的欧洲冲突会激化本就危在旦夕的欧洲政治局势，甚至会导致欧洲中部和东部那些多民族帝国的解体。如果爆发大规模战争，此后维系持久的和平要比现在更加困难。另外，除了法国以外，外交和军权都掌握在那些最想保持现存欧洲秩序的君主手中。结果，当德意志狂热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发动一场针对俄国的民族战争时，普鲁士政府拒绝了，并且在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侵略中，迫于英俄联合干预而撤军。当俄国入侵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时，英国和法国保持中立。当然，俄国是因为奥地利请求军事支援才入侵匈牙利。1849年，法国入侵了罗马，前提是各国都很担忧教皇的处境，并且当法军占领罗马时，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奥地利都参与了更大规模的冲突。这些例子说明，欧洲大陆上的国际体系依旧根植于五大霸权，并未改变。并且最终反革命会从这一体系中受益。 很显然，当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爆发时，这些霸权国家把注意力从维护国际现状上移开，“48年人”的基本目标（意大利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民族统一事业）都在不到20年之内变为现实。1848年革命是在欧洲大陆各地同时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革命也的确是“欧洲的”。对比之下，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对欧洲旧制度的攻击也许得到了不同地区当地雅各宾派的支持，但是不可否认，主要的动力还是来源于法国。缺少法国军队的帮助，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政治大变动是不可能发生的。1848年，虽然是法国革命给了欧洲唯一一次重击，但实际上，3月梅特涅的倒台才是推动革命爆发的真正力量。在意大利北部、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波希米亚和普鲁士，矛盾一直在积累，但导致革命爆发的并非巴黎事件，而是维也纳起义。换句话说，1848年革命的爆发之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现象”，恰恰是因为它们诞生于不同的源泉。

1848年欧洲革命本质上是多中心的，这表现在各个地区的自由主义含义不尽相同，新兴自由政权所面临的困境也各有特点。但各地自由主义的总体和主要目标具有相似性，革命经历的模式也高度相似，这又把自由主义者绑在了一起。欧洲各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结构都很不同，革命经历的众多相似点因而更加令人惊叹。为什么在1848年，如此多的国家都经历了革命，最浅显的解释就是，在这些国家，人民都在经受农业和工业危机。即便不同人民在不同的方面遭受着苦难，依旧是这个潜在因素给了革命一个泛欧洲的维度。除了都遭遇经济危机这个中心问题，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明显是照着一样的模式发展。首先，革命的成功源自人民不信任现存政府处理社会危机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其次，他们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政治联合，归功于由中产阶级、工人、农民有时甚至包括贵族反旧秩序结成的社会联盟。这种联盟一旦无法维系，出现分裂，那么问题就会发生。自由派和激进派都想决定新政权的发展方向。有产者希望保护自己的财产，免受第二次、更激进的革命破坏。农民已经在之前的起义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便回归保守主义。随着短暂的革命联盟分崩离析（有时伴随着血腥冲突），政治出现两极化，中间派立场坍塌，温和派寻求专制的途径对抗二次革命、社会革命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因革命派的相互残杀而自毁。1848年年末，保守派缓过神来，利用他们强大的优势（对军队的控制和农民的忠诚），重夺主动权。

欧洲自由派不但经历了类似的革命历程，也拥有相似的目标，用约翰·布鲁伊（John Breuilly）的话来说是“极其相似”。虽然各地的革命目标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所有自由派都期望看到政治改革，希望实行宪政，赋予公民有限的选举权，希望国家（除法国外）能由一位仁慈的立宪君主统治。而大多数激进派则希望建立共和制，实现男性普选，或者说基本的男性普选。同一国家的自由派和激进派都知道，他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有着相似的目标。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Hartmut Pogge von Strandmann）举了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德意志共和派曾于1848年4月3日在柏林召集人民大会，宣传海报上说会上将有德语、英语和法语演讲，并分别用这3种语言赞颂了共和制。

观点最“欧洲化”的革命者通常来自最能从欧洲政治变革中受益的民族。三月革命结束后不久，卡洛·卡塔内奥就在匈牙利议会中发表演讲，提醒马扎尔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波兰、匈牙利和威尼斯都团结一致，分别作为左翼、中间和右翼力量抵抗了土耳其的侵略。现在，这些民族（“威尼斯”就代表了“意大利”）要再一次联合对抗另一个共同的敌人：俄国。卡塔内奥在演讲中称这3个民族为同盟并非巧合，也不只是措辞需要，事实上这3个民族能从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建中获得最大利益。尤其是被三股强大的东方势力瓜分的波兰，能从欧洲的政治动荡中获得最多利益。这反映在1848年3月28日“波兰民主社会”向法国请求武力协助时所使用的国际主义话语中：

法国人！你们的革命并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你们建立共和国那天，我们以为欧洲会解放……但是没有……因为缺少一个独立的波兰的保护，整个欧洲的自由体系将暴露在绝对主义者反扑的狂风暴雨中。各族人民的团结还只是一句空话……法国人！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你们想要这种自私的“人各为己”的君主制民族主义吗？不！永远都不是！你们自己的政府在撕毁破坏自由的《维也纳条约》时宣布，它将人民的意愿，而不是篡夺了人民权利的内阁的意愿，作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基础。

波兰民主主义者还将一次次强调波兰在对抗反动派镇压力量、保卫欧洲中的重要作用。

虽然这一援助请求表达了对欧洲整体利益的关切，但波兰人并不是和平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要想光复波兰，就要发动全面的欧洲战争。而说到底，1848年所有的欧洲民族主义者首先想实现的是他们本民族的自由、独立和伟大之梦。因此，世界主义者的语言不过是空洞的修辞。由于每个国家自由主义者的民族诉求总是与邻国有冲突之处，所谓欧洲、世界民族的团结不过是大话。没有更大规模的全欧洲自由运动来保护1848年革命的成果。再者，自由主义者的活动基于他们自己的国情，且最终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重。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阿克塞尔·克尔纳（Axel Körner）所说：“虽然革命包含着一些理想主义，但欧洲整体的利益并不是革命者优先考虑的事情。”之后，欧洲人因为忽略了1848年这次惨痛的教训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经过两次血雨腥风的世界大战和近期的几次种族冲突后，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和经济组织才真正确立起来，希望在未来各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时，这些组织能成为和平解决冲突的通道。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从1848年起，欧洲的各民族主义极端事件及其带来的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冲突，让欧洲人有足够的理由记住这场他们共同经历的19世纪中叶的革命。

在欧洲的一些地方，历史从未被遗忘。抛开他们留下的复杂棘手的问题，1848年的革命对后代来说还是有启示性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那年夏天工人阶级经历的血腥镇压，正证明了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终将背叛工人阶级利益及民主本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主义政权将1848年的遗产视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革命传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表明，“德意志社会主义者所获得的成就扎根于革命大众在1848年的战斗和努力”。对其他人来说，1848年革命确定了民主原则。在1918年魏玛共和国建立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总理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努力找回1848年自由主义的遗产。1923年，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纪念第一届德意志议会召开75周年的活动上，他对台下的众多观众说：1848年5月18日是德意志人民从反动政府手中逃出的日子，也是德意志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这间教堂在“二战”时被炸毁，又在革命百年纪念时重建，现在被视为“德意志民主的象征”。匈牙利人民也牢记1848年革命，1941年，左翼游行示威者反对当权政府在“二战”时选择加入纳粹德国的阵营，在具有象征意义的5月15日，他们在科苏特与裴多菲的雕像上放了花环。战后的共产主义政权认为这些革命人物是他们的英雄，他们也成了反抗极权主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