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一精神疾病患者杀害房客，其与家属长期蓄意隐瞒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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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屋突然传出碰撞物件

又像是有人倒地的声音

老公的突然离去给李芳造成了极大的伤痛，虽然时隔半年多，但华商报记者近日见到李芳时，她仍精神恍惚。说起当日发生的那起事件，她紧攥拳头，浑身发抖，眼睛失神地盯着前方，没有啜泣，却泪如雨下。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李芳说。

李芳和老公小马都是合阳县人，小马还小她1岁，“我们中学时就认识，是到大学才确定的恋爱关系。”李芳介绍，2016年10月，她和小马结婚。虽然小马平时在外地上班，但因她在西安，所以两人在健康东路一个小区租房住，“我们是和我弟弟合租的，平时弟弟经常出差，他那间房子就一直关着。”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小马回来庆祝结婚两周年，两人在外面逛街、吃饭，晚上7点左右回到家。弟弟不在，两人在家里规划着今后的生活。就在此时，门外响起敲门声，李芳趴在“猫眼”一看，认识。

“是房东的儿子吕某，之前他来过两次。”李芳说，房子是从吕某母亲手中租来的，由于是熟人，就开了门，吕某一进门就询问二人租期满了以后还会不会租赁，房内电视机两人若不用的话他要搬走等一些琐碎问题。由于交过的租金到期尚早，不涉及费用问题，所以双方交谈很正常。紧接着，吕某提出要查看一下房间是否有损坏，“我老公陪着他，先是看了洗手间曾经漏水的地方，最后他提出要看我弟弟的房间。”李芳说，她压根儿就没有任何防范，就坐在客厅没有跟进房间。

然而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迹象，我就听见里屋突然传出碰撞物件又像是有人倒地的声音。我弟弟不在家时，我把洗衣机放在那间房子了，还以为碍事儿了，就站起来过去看看。”李芳痛苦地闭眼停顿了许久继续讲述，“屋里没有开灯，我没有看清情况，只隐约看到两个人都躺在地上，那男的压在我老公身上，我下意识地去推那个男的，我就觉得我的手一疼，像是摸在了一把刀上。我赶紧退出屋子，跑到小区里去叫人来帮忙。我跟小区门房的保安讲明大概情况后，保安立刻报警并向上级汇报。我原本也想回家看看情况，但被人拦住。”李芳被送往医院，她的双手均被割伤，后经检查，她的右手大拇指韧带被割断，左手伤势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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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现场拒捕纵火 被民警击伤身亡

就在李芳在医院忙于各类检查期间，弟弟电话传来噩耗，她老公被刺中了心脏，没有抢救过来。

事发后，由于李芳并未留在现场，当晚现场究竟如何收场，她并不清楚。“我也是在事后才听说凶手因为拒捕也死了。”直到2019年2月，李芳及其家人从相关部门拿到了两份有关此事的通报，才知悉了事情的真相。

其中一份是中共西安市委建设平安西安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4号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对雁塔区“10·31”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自查报告的通报》，其中具体提到此次事件：2018年10月31日18时50分许，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吕某(男，38岁，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教师)，来到其母亲出租房屋，询问租户李芳夫妇有关房屋租赁事宜，发生冲突后，吕某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刺中马某某的心脏，并划伤李芳。19时20分许，公安雁塔分局明德门派出所1名民警、2名辅警到现场处置，吕某在屋内纵火且拒捕，民警开枪击中吕某将其控制。随后马某某和吕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均不治身亡。该文件提出，这起事件暴露了一些基层单位对易肇事肇祸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安全问题认识不足，责任心不强等问题，要求各部门履行责任，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而另一份名为《雁塔区“10·31”疑似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漏筛失管问题的自查报告(删节版)》中则除了更为详尽讲述事发过程外，主要就各部门的失管责任进行自查分析。其中，明确提到患者本人及家属长期蓄意隐瞒精神病事实，吕某曾分别于2013年、2018年因“精神分裂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其家属及本人均知情，但从未向工作单位、所在社区居委会、所在辖区基层卫生机构，以及户籍地、常住地公安机关报告患病情况或提供患病线索，并对工作单位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以“腰椎间盘突出”为由请假，实则是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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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患者漏筛失管

多部门多人被追责

在雁塔区的自查文件中认定，包括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街道社区、主管教育部门及工作单位、公安派出所、卫计部门及基层卫生机构均存在工作漏洞，并做出相应处罚。

吕某曾两次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精神分裂症，依据相关规定，该中心应当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流转信息，但该中心却未按规定流转信息，事发后经查证，雁塔区卫生局、精神病防治办公室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未收到该患者就诊医院的报告信息。

街办、社区未能筛查出吕某的精神病情况。该起事件中吕某常住地大雁塔街道所在社区未严格落实住户筛查要求，不掌握其精神病情况，未能及时将其纳入精神病重点管控人员登记，存在排查不细致问题。

吕某于2008年从咸阳师范学院调入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已有十年之久，且在校任教期间曾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先后两次在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长达40天和44天，理由居然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但学校均未能认真核查并及时发现患者病情。

公安派出所对吕某精神病情况未核实未列管。2018年2月14日，吕某曾用刀划伤其母亲，其母曾报警称儿子有精神病，但处警民警虽联系120急救车将吕某送往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救治，但未进一步核实其情况，未将其纳入公安对应的信息系统。

卫计部门及基层卫生机构未核查未列管。在2018年2月吕某刀伤其母之后，处警民警曾与大雁塔街办将该情况速报给正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专干，然而，该专干却未向区精防办报告，未跟进措施核查情况，未将吕某情况纳入筛查管控范围。

为此，大雁塔街办年度平安建设评选资格被取消，街办有关负责人被约谈、被问责;雁塔区教育局年度平安建设资格被取消，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区级“平安校园”称号被取消，校长被组织处理;责成公安雁塔分局在年度考评中取消西影路派出所在公安系统的评优资格，对个别民警给予组织处理;取消雁塔区卫计局年度平安建设评选资格，责成解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漏报专干;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两次接诊治疗吕某疾病均未按规定流转信息，存在重大工作漏洞，建议西安市有关部门督促该中心工作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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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未获任何补偿

受害人妻子欲起诉责任方

据李芳介绍，在案件刚刚发生后，她下楼求救时曾打电话给房东王女士，对方未置可否。在她住院期间，卫计部门工作人员曾到医院与她接触。此后，再未得到吕某家人以及相关部门的慰问或补偿。

李芳的公公婆婆难以承受丧子之痛，身体状况骤然急转直下，2019年5月，李芳的婆婆病重去世。

李芳说，经常听说哪里有精神病人杀人了，这种情况导致的家破人亡，到底该谁来负责?“如果任何一个环节能负起责任，这样的事也许就能避免，我的幸福也许就不会被这么无情夺走!”李芳认为，发生这样的事，包括吕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负有主要责任外，各相关监管部门也难辞其咎，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李芳表示，目前她已在与律师进行接触，或将提起诉讼。

知道一下

精神病人犯罪不用受处罚吗?

精神病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刑法确实特别规定了其处罚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有不少精神病人的家属、监护人，以犯罪嫌疑人是精神病患者、曾患有精神病、曾有患病家族史、曾怀疑或医治过为由，要求乡村、街道及社会团体和邻居出证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患精神病，以图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的现象。那么精神病人犯罪真的不用受处罚吗?

“精神病不是犯罪的免死金牌。”陕西锦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小奔表示，精神病人犯罪是特殊犯罪主体，根据刑法第18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法条规定的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精神病人发病时的犯罪，才不负刑事责任，“法定程序”是指具有法定资质的精神病鉴定部门，依照具体规定和程序鉴定并作出结论。由委托人提供经司法机关核实确认后，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依据。但法院仍须依法结合案件事实、证据、情节进行综合评判。

“即便是施害者被鉴定为精神病且被司法机关采纳，但也仅仅是患有疾病的施害者本人免除刑罚，而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还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王小奔表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武疯子”失管和“被精神病”隐患并存

现行法律法规尚待细化

精神卫生领域资深从业者高先生表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细化，以解决现实精神卫生领域的诸多难题。

高先生表示，《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高先生表示，我国民众对精神障碍类疾病普遍存在较重的“病耻感”，这就造成一方面法律规定病人的尊严、隐私需要保护，同时病人及其亲属又因观念作祟常常将病情隐瞒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周围人都不知情。在治疗过程中，随着危险性评估的降低，一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也常常被放在家里管控，而各级职能部门的管控也要在尊重患者隐私和自尊的大原则下进行，这就造成有关部门对不少患者的监控并无实质意义，无法避免这些患者突然发病暴起伤人。

“《精神卫生法》同样未能彻底解决‘被精神病’的问题。”高先生说，因为该法在确立“自愿住院原则”的同时还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近亲属有权送诊，就无法避免医生、医院与亲属串通的风险。

高先生认为，如何填补“漏筛失管”和“被精神病”存在的法律漏洞，减少或避免精神障碍患者对周围无辜人群的伤害事件发生，为“被精神病”留出有效的救助渠道，应成为立法层面和监管部门的一个课题。

（原题为：《西安一精神疾病患者杀害房客 其与家属长期蓄意隐瞒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