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上海法租界对中共的态度演变

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列强侵略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国中之国”，其治外法权和独立的市政管理一方面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是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诞生和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渔阳里建立的，中共中央机关曾长期设在上海法租界。上海法租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怎样的？中共中央为何在1933年离开上海？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依靠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相关档案。本文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档案为主，辅以法国外交档案，力图系统梳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上海石库门渔阳里

20世纪20年代初法租界巡捕房对中共的态度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负责调查和监控政治党派的部门是政治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3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以应对上海乃至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状况。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建立有三个关键的背景因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上海社会运动的兴盛以及苏联在华活动的增强。这三个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租界、上海乃至中国的历史进程。

1919年巴黎和会把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中国“外交失败”，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北京和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上海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及抵制日货的爱国主义运动。

1920年苏联在加拉罕宣言中宣布放弃原沙俄政府获得的在华所有特权。这一承诺在中国学生中间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并让中国学生对苏联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法国驻京临时代办祁华业（Tripier）认为，加拉罕宣言的目的是要唤醒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例如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通过揭发这些列强所拥有的特权来激起中国人潜在的排外情绪。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尤其受到了威胁，不仅仅是因为印度支那靠近广州，更因为在华的苏联情报人员已经和在华的越南独立运动成员建立联系。

上海的米价在1920年急剧上升，这也导致了上海工人频繁罢工以达到涨薪的目的。上海法租界的政治活动也加剧了，政治宣传手册在大街上被四处分发，晚上有人偷偷地张贴政治传单，这些都是华盛顿会议的后果，也与苏联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到1921年，上海法租界内已经有30多家政治团体。192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2个。这些政治团体都由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别行动队(Brigade Spéciale)负责监控。法租界内的政治团体必须严格遵守领事法令(Ordonnances Consulaires) ，每次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名巡捕到场。特别行动队就是之后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前身。

早在2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密切监视。据前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薛耕莘所言，1921年7月1日，也就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在马路上巡逻的法租界中央捕房的便衣警察在萨坡赛路逮捕了两名可疑人员。他们操着北方口音，身上藏有两枚手榴弹。这两个人被带到法租界巡捕房审问，供述拿了北洋政府的钱，要把手榴弹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得知此事之后，中国便衣侦探程子卿便被派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侦察，而程子卿也成为当时与会者后来回忆中那个突然闯入会场的“身穿蓝色长袍的男子”。陌生男人的突然出现让马林觉得会场已经不安全了，于是会议转到了嘉兴南湖上召开。

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此后就被法租界巡捕房密切监视着，并被法租界巡捕房起诉过两次。陈独秀于1921年10月在法租界会审公廨被起诉，原因是法租界巡捕房在陈独秀的住处发现了不少有碍公共安全的小册子和出版物。法租界巡捕房以违反中国临时刑法第221条和违背法国领事有关中文出版物的条令对他进行了起诉。10月26日，法庭以陈独秀违反领事法令为由，作出对其罚款100元的判决。

1922年，法租界巡捕房收到一封举报陈独秀正在策划工人暴动的匿名信，因此搜查了陈独秀的家，发现几箱书和文件，一些用于印刷共产主义小册子的铜板、平版石和木板。陈独秀又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起诉到法租界会审公廨，起诉罪名和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一模一样。陈独秀被判有罪，并处罚款400元，在缴纳保释金后被释放，但是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法租界巡捕房的相关记录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矛盾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就萌发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及同苏联结盟是孙中山制定的革命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苏联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容共的方式来增强国民党。在孙中山去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很多问题上认识一致，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如何收回租界、怎样打击外国帝国主义等。中共想要用武力收回租界，但是国民党倾向于用外交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北伐军到达上海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公开决裂。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在1927年2月12日记录，蒋介石最近禁止上海居民进行反对外国人的示威游行，这让中国共产党很不悦。中共决定和国民党的左翼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作为反击，国民党右翼在2月15日建立了“反共宣传委员会”（Committee of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入上海，当时的上海已经在中共领导下的工人总工会的控制之中。几天之后，法租界巡捕房得知上海北伐军司令白崇禧将严厉镇压所有的共产党小分队，以及所有准备在上海暴动的人员。3月22日，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军事组的组长余泽鸿访问了苏联领事馆。他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秘书特乔乌索夫讨论在上海的外国租界组织一场突然袭击，仿效收回汉口租界的做法，用武力夺取租界。

3月25日，500名共产党员在闸北中兴路上的湖州会馆举行了秘密集会，会议由陈独秀、赵世炎、罗亦农主持。会议决定，第三次工人总罢工之后用武力夺回上海所有租界，在两年半之内组建一支5万人的工人武装。3月27日，白崇禧在外事办公室会见了国民党驻江苏代表、上海总商会代表、江苏教育委员会代表和各大报纸机构代表。蒋介石也参加了此次会见。3月28日，蒋介石在外事办公室会见了以下官员：早上10点，北伐军第一军司令何应钦；早上11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中午12点，白崇禧；下午2点30分，法国驻上海领事和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总监；下午3点30分，上海舰队司令杨树庄；下午4点5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杨杏佛。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3月26日会见黄金荣，得到了上海青帮势力的支持。3月29日，上海的资本家派商业协会和上海银行家协会组成的代表团会见蒋介石，答应如果蒋能够保证工业和商业的稳定局势，可以给蒋提供资金上的支持。3月31日，中共中央向联共（布）报告：“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但是联共（布）给出的回复是“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武汉的维经斯基指示上海的中共中央，如果蒋介石要解散临时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应该起来反抗。在来自第三国际和维经斯基的这两种相悖的指示下，罗亦农决定准备回应蒋介石的政变。

1927年4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得知蒋介石已经决定要对上海的中共采取极端行动。当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上海公共租界警察搜查了进出苏联驻沪领事馆的每一个人。4月6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奉系军警查抄，中共党员李大钊等人被逮捕，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被截获。4月7日早上，苏联驻沪领事馆几名主要人员的私人住宅收到了几封电报，这些电报被带到了苏联领事馆。在读完这些电报之后，苏联领事下令销毁大量有关中国事务的文件。中东铁路办公室和远东银行（Dalbank）也进行了类似的文件销毁工作。同一天的早上，所有在苏联驻沪领事馆工作的非正式的中国籍员工被驱逐出馆。下午五点半，在上海公共租界警察给苏联驻沪领事馆拉上警戒线之后，苏联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继续销毁所有有关苏联在华军事特工人员、外务专员办公室秘密部门。

4月8日，蒋介石清退了所有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这表明他已经准备好公开驱逐共产党了。4月9日，苏联领事馆特工通过中间人给工人武装下达了要积极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战斗的指令。在此情形下，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和对立已经是无可挽回。4月11日晚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杜月笙邀请到杜宅赴宴，进入杜宅后，汪寿华即被杜月笙指使打手打昏后装入麻袋，活埋于沪西枫林桥。4月12日和13日，蒋介石手下的军队和青帮分子血腥镇压了上海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逮捕并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员。类似的“清党”镇压活动在广州、南京、南昌、福州等城市相继开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分裂已成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根据法租界巡捕房的情报，中共在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并没有变得组织混乱、没有头绪。相反，中共正在积极工作以贯彻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培养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仇恨，因此而铺平走向中国社会革命的道路。中共重组和重新武装了被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解散的工人武装组织和共产主义特遣队。中共几乎已经完全从蒋介石的反动政变中恢复过来：共产党支部已经在工厂、制造厂、大学、中学和军队中重新建立。

据薛耕莘回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程子卿向法国上司萨尔礼（Roland Sarly）进行了全面报告。蒋介石方面要求法国人漠然置之，让中国人自己处理。法国人装作视而不见，萨尔礼也得到了晋升。由于这份情报的重要性，法国领事决定在法租界巡捕房建立政治部，负责监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相关情况。萨尔礼被任命为政治部督察长，程子卿被任命为华人督察长。从此，政治部成为“法租界真正的权力机构”。但是从《申报》来看，有关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新闻报道最早出现于1926年，因此其实际的建立时间应该在1926年前后。

由于和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苏联也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特别关注。对苏联特工来说，在上海的外国军队中宣传共产主义最见成效的就是法国驻军和美国驻军。1927年6月，一些法语传单被扔进了法国水手和法军士兵军营的院子里。法国领事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因此法租界巡捕房对居住在法租界的苏联特工人员住处进行了搜查。搜查从7月16日一直持续到8月6日，主要针对国民革命军的前军事顾问、远东银行行长、一名商业机构雇员、一名远东银行雇员、中央联盟合作社主任、远东铁路办事处主任、一名苏联报纸通讯员、汉口政府金融顾问的家。

在法租界巡捕房看来，苏联驻沪领事馆陷入了恐慌，因为法租界历来被认为是最倾向于苏俄政府的。苏联特工决定收敛在法国驻沪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宣传，减少印刷和散发革命宣传品的数量，不过加强了在法国驻沪军队中已经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工作。苏联特工希望通过这样做来让法租界官方减少针对住在界内的共产党特工的镇压活动。根据法租界巡捕房得到的情报，第三国际的苏联特工决定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在外国驻沪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一大批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女活动家将会到达上海，这些妇女将会在外国士兵和水手经常光顾的酒吧、咖啡店和舞厅中以舞女的身份做共产主义宣传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第三国际调整了战略，将工作的重心从中国转向英属殖民地印度。一大批在中国工作的苏联政治和军事特工被调回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直接与28名印度人接触，这些人于8月结束了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Swerdloff University）的宣传和政治研究特别课程。苏联特工将同这些印度人一起去喀布尔，进而组织在印度的起义和暴动。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公开活动，将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政府宣称与共产主义和第三国际为敌，其与苏联的联盟并没有公开破裂，但是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参与了1927年12月发生的广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遭到洗劫，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及另外四名苏联外交人员被杀。苏联驻广州领事夫妇在广州外交使团的求情下，未被处死，在年底被驱逐出境。

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因为广州起义而完全破裂。国民党控制下的苏联领事馆被悉数关停，苏联的外交人员也被要求离开中国。

虽然苏联的外交官员受此影响而离开了上海，但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并没有结束对住在界内的苏联居民的监视。即使是苏联驻北京和天津使领馆（北京和天津尚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区域之内）的工作人员经过上海，也受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严密监视。直到1932年，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的外交关系才重新建立。在这五年的时间里，中共依靠自己发展，但是依然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指示和经费，并受到联共（布）的影响。

英国在上海设立的总巡捕房

20世纪30年代法租界巡捕房对中共的态度

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情报系统机构为了应对民族主义运动、工人暴动、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等而进行了扩充。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在1930年和1932年也经历了两次重组，成为法国殖民帝国在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枢纽。

1930年政治部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预算中。1930年1月1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进行了重组。之前政治部是刑事科的下属，叫作政治组，由于政治部的迅速发展，其级别上升一级成为科级，直接由巡捕房总监领导。政治部负责集中所有有关政治的情报，并解决相关问题。

改组后的政治部包含两个部门：第一部门负责中国事务，第二部门负责外国事务。1930年政治部的人员预算很快就因为人数超额而不够用，年初的几个月里外籍雇员的人数增加到了6人，华人雇员的人数上升为48人。1931年政治部的特别经费（Fonds Spéciaux）高达14960银两，与刑事科的经费（15000银两）几乎持平。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眼里，法租界巡捕房在人员和经费方面的配置更好，因此他们获取共产党情报的能力更强：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第二部门负责调查所有有关共产党的情况，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并且负责检查在搜查共党办公场所时所发现的书报资料。第二部门每天都能从眼线那里获取有关共产党主要筹划的情报，而且每天都上交满满三页打印纸大小的报告。报告包含了特殊情报的具体内容和搜查共党大本营所发现文件的内容分析。第二部门的工作还包括调查外国人的背景资料。

1932年1月1日，政治部更名为政治处(Service Politique)，属于处级级别，在行政级别上又高了一层。同年初，在政治处下设查缉股和情报股，查缉股负责法租界的监视工作、搜查政治犯和检查印刷厂；情报股负责检查工会、报刊和社会团体，与查缉股合作执行外勤任务。搜查共产党的外勤活动成为30年代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主要工作。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建立了几个苏维埃根据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迫使中共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上海共产党的“围剿”。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国法庭也相继在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立。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1928年中华民国刑法有关内乱罪的规定有：第103条，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着手实行者，为内乱罪，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预备或阴谋犯本条之罪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04条，以暴动犯内乱罪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预备或阴谋犯本条之罪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增强了对政治异己分子的打击。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者，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都会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兼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1931年，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的《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规定：7月31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及监狱由中国政府派员接收，8月1日中国政府在法租界设立上海市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中国现行有效及将来合法制定公布之法律章程，应一律适用于各该法院，至租界行政章程亦顾及之”。

虽然中国法律章程适用于法租界，但是租界当局依然有权反对任何与租界法律、风俗相违背以及任何有碍租界秩序和安全的规定或者决定。如果法租界不想执行中国法庭的决定，只需要提出为了维护公共秩序起见不予执行就可以。然而，法租界却没有为了中国共产党而不执行国民党的法律章程，尽管有引渡等程序上的限制，中共组织所藏身的法租界已经变成了危险的陷阱和牢笼。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网络几乎被国民党的警察以及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的合力追捕完全摧毁了。顾顺章的叛变更加剧了中共的不利情形。一些中共领导人如罗亦农等在被逮捕后不久就被执行死刑。许多印刷点和接头地点都被租界巡捕侦破，使得中共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几乎瘫痪。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搬到江西。

法租界巡捕房从1930年开始了对共产党的系统抓捕行动，从这一年起法租界巡捕房年度报告上也出现了抓捕共产党人数量的统计和针对共产党的行动记录。根据法租界巡捕房记录，1930年初对政治部的改组成效显著。当年，政治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对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进行了系统地搜查，共产党及其相关机关已经搬出了上海法租界。1930年上海发生了52次共产党示威游行活动，其中只有5起发生在法租界。因“共产主义罪”(crime de nature communist)在法租界被逮捕的人数上升到190人，公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逮捕的人数有911人。

1931年，中外各方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打击力度，尤其在上海。国民党当局开展了反共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前九个月减少到了最低点。但是在9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共又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由于中共的活动中心在1930年转移出了上海法租界，中共相关组织的活动在法租界也减少到几乎没有的地步，法租界巡捕房针对中共的活动主要是持续监视有嫌疑的个人和地点。1931年，因为“共产主义罪”和“共产主义违法行为”，法租界逮捕了111人，公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逮捕了396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供出了中共几名重要人物，国民党因此逮捕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并在同年6月23日将向枪决。向忠发被捕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人都立刻离开了上海。8月，顾顺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他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建立了特务机构，用以打击共产党和其他反国民党政府的团体。1932年春，顾顺章接管了蓝衣社的行动组。

1932年法租界以“共产主义罪”和“共产主义违法行为”逮捕的人数达到了221人，公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逮捕了977人。在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采取的抓捕行动中最重要的有四起案件：7月12日，逮捕了中共外围组织之一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Union of the Chinese Radical Artists）的11名成员；9月23日，应国民党方面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的一名重要成员，并将其移送给国民党当局；9月28日和12月15日，逮捕了中国共产党朝鲜支部的两名领导人，并将他们转交给日本领事馆等待判决；11月9日，发现了第三国际外围组织——赤色职工国际（MOPR/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Aid society）中国支部的办公室，逮捕三人，查获了相关档案材料。

1932年4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探员王斌被暗杀。5月16日，上海公安局督察员曹清澄被杀，三名行动者被法租界巡捕房捕获。他们承认自己是中共特科的成员，也参与了暗杀王斌的行动。他们在江苏高院第三分院被审，两人被判死刑，一人被判19年监禁。

1933年，多名叛逃共产党后转而为国民党逮捕共产党效力的变节分子被暗杀。负责搜查上海共产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马绍武（实际身份是中统上海站站长），被中共特科的特工暗杀。马绍武的真名叫史济美，曾经是中共特科的人，在顾顺章手下做事。在顾顺章叛变后，1931年10月，马绍武步其后尘，投靠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4月，他被顾派到上海，并在12月成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马绍武搜获了几个共产党的联络点，逮捕了几名共产党的领导人。马绍武不仅通过警察和法院，还采取了暗杀、拘禁以及绑架等非法方式抓捕共产党。

1933年8月25日，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处特务组主任黄永华被暗杀，他是马绍武的继任者，负责抓捕上海的共产党。1933年9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处特务组调查股密查员雷大甫被暗杀，他也是一名叛变的共产党员，充当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的眼线，搜查共产党。1933年，法租界内由于政治原因被逮捕的人数只有33人，大部分的案件都是法国巡捕依靠国民党当局的告发而查获的。例如，4月25日，应上海市公安局的要求，法国巡捕突袭了西爱咸斯路729号9弄，抓捕张秀兰（黄励的化名），她是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第二天就被转交给国民党当局。

1934年，有70人由于政治违法行为（与共产主义有关）被逮捕。与上一年相比，法租界巡捕在1934年的行动中获得了更多成果。法租界内几间中共的办公室被发现。6月27日和28日，在西爱咸斯路和杜美路，四名中共的重要人物被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当局，250份有关中共在北方各省和江苏省的活动资料文件被查获。

9月28日，法租界巡捕房与公共租界巡捕房、中国警察在一次围捕中联合行动，缴获了27把手枪、1000多盒弹药筒、1把匕首、1颗手榴弹、1枚炸弹、1件防弹衣。这些军火物资是中共特科行动组的东西。由上海市公安局告发，法国巡捕突袭了麦琪路中共中央会计室所在地，发现了大量账本。之后，在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协助下，对欧嘉路和Washing Road（笔者未查到对应的路，有可能法租界巡捕房写错了路名）进行了搜查，发现了6部无线电台（3部接收机、3部发报机），这些都是中共上海党组织用来与江西苏区联络的电台。10月31日，应中国官方的要求，法租界巡捕在吕班路进行了一次搜查，发现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联盟（League of Young Chinese Communists）的办公室和档案室，查获1723份文件，逮捕3名人员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11月23日，法租界巡捕在白尔路发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档案室，4个装有重要文件的行李箱被起获，2名人员被捕。

在法租界巡捕房看来，他们在上海打压共产党的斗争伴随着中共大批活跃人物的落网，已经使得中共中央和下级部门的联络完全中断。中共江苏省委在警方的抓捕行动中尤其受挫，已经将其机关从上海迁移到了苏州附近。1934年之后，法租界巡捕房有关打击共产党的活动记录从年度报告中消失了，这意味着在国民党的严厉打击和租界巡捕的合力追捕下，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消失匿迹或者说进入了冬眠时期。

法租界对中共态度变化的原因分析

法租界在20世纪20年代初对界内活动的共产党采取既严密监视又相对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取向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法租界的治安，另一方面是因为20年代军阀割据、政局不明，法租界不想轻易得罪未来有可能掌权的政治势力。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1925年9月22日，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杨宇霆出任江苏省督办，上海落入直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当时正值五卅运动发生后不久，上海的外国租界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十分惧怕，北京的北洋政府也正在和列强就关税和取消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着谈判，法国驻沪领事梅理霭（Jacques Meyrier）急于和新的地方官达成良好关系，在杨宇霆就任后不久便于9月26日晚乘坐快车去南京拜谒。在谈话中双方都提到了租界政治犯的引渡问题，杨认为租界属于中国领土，中国的政治犯不可以藏身于租界来躲避中国政府的逮捕。租界的会审公廨只需要验证逮捕令的合法性即可，不应该阻拦其执行。梅理霭认为这和法租界历来对待政治犯的政策是相反的，法租界以往都给政治犯提供政治避难，除非中国政府有证据表明此人是刑事犯罪而非政治犯罪。但是梅理霭在向法国驻华大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汇报的时候提出，这个政策应该作出改变。他认为，政治避难得以让反政府的政治和军事阴谋在租界内肆意发展，而始作俑者却得以逍遥法外，这是在变相鼓励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权已经受到了中方的严厉批评，这也使得法租界在和国民党当局交涉的时候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然而如果彻底取消政治避难权的话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这会让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有极大的不安全感，使得租界成为不适合居住的地方，而且在政治犯的引渡问题上法租界也会完全被中国政府主宰。这不仅仅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而且如果法租界的政治盟友被引渡，法国将无能为力。不过法国领事还是向杨宇霆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建议保留租界政治避难的大原则，但是租界在执行和适用政治避难权的时候会更加严格。如果中国司法机构对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居民发出了逮捕令，法租界的会审公廨会核实其所犯罪行是否触犯了中国的刑法，如果是，即使所犯之罪为政治犯罪，法租界也会批准引渡。但是如果逮捕令仅仅是为了追拿政敌，法租界会审公廨会拒绝引渡。此外，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这个避难者构成了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胁，法租界会审公廨也会下令驱逐政治避难者，让其自由选择下一个目的地。

玛德有关法租界政治避难权的批示和回复也非常耐人寻味：“至于政治避难权，我们的政策应该要革新，中国政局变幻莫测，昨日之主即刻沦为明日之逃犯。如果我们批准执行基于政治性质的‘犯罪’而发出的逮捕令的话，就相当于应承将任何一个失败下野的将军送到其政敌手上。如果这样做的话，法租界将冒着损失中国民意的危险，也会被法国国内的议会指责（很多法国议员是中国政要的朋友）。”但是法租界可以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将所有的政治逃犯置于法租界警察的监控之下，其目的并非干涉其私人生活，而是阻止他们举行集会和有嫌疑的活动。如果在中国政府请求以及法租界查证后发现某一位政治逃犯确实在策划阴谋，法租界会尽快地把当事人驱逐出租界，但是会确保当事人可以找到新的安全避难地。至此法国租界有关政治犯的基本立场可以总结为，不干涉中国内政，也不干涉中国的司法执行，但是为了避免政治责任和外交纠纷，在确保其安全的情况下将政治犯礼送出租界。

但是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法租界对待政治犯的态度随之作出新的改变。1928年4月，汉口法租界引渡向警予案就是一个转向。1927年，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当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向警予藏身在汉口法租界，由于叛徒出卖，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国民党武汉市公安局要求引渡向警予，但是被法国驻汉口领事陆公德（George Lecomte）拒绝，理由是按照以前法国驻京大使的训令，法租界内的国事犯（政治犯）不予引渡。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发动报纸舆论，污蔑陆公德受贿20万元庇护共产党，并且威胁收回法租界。法国政府只好把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陆公德调离汉口，派任法国驻昆明领事，让法国驻海口领事吕尔庚(Jules Leurquin)任法国驻汉口领事。为了平息胡宗铎收回法租界的风潮，法国不得不作出让步，允许将向警予引渡，并且声明以后法租界如有共产党，一律引渡。引渡向警予案是国民党当局给汉口法租界的一个下马威，也为其他的法租界包括上海法租界在今后处理类似的共产党引渡案件立了先例，只要国民党提出引渡要求，法租界基本上都是配合进行。

1928年12月22日，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几近尾声，法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随着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以及中国法院在租界内的设立，法租界巡捕房顺应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对法租界内的共产党实施抓捕、审判和引渡。这种配合和顺应，不仅仅是法国政府和法租界当局对当权的国民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为了保护岌岌可危的在华法租界和法国在华利益，在国民政府咄咄逼人的废约谈判和收回租界的要求之下，牺牲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通行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原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演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朱晓明。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