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折翼上海滩的俄罗斯“风流大妈魔盗团”

原创：老夫鱼

一九三一年深秋。法租界西洋人的西装店里，进来了三个俄国人，一个大块头俄罗斯大妈、一个俄罗斯男人和一个俄罗斯少年。店主并没有很注意他们，毕竟三十年代的上海，容纳了太多俄国人。这些人前赴后继，在十月革命炮火后就大批涌入这里，大多身无分文，却又源源不断，构成了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洋难民潮。白俄汇聚成为当时街头一景，而他们即便在店里，一般也不会是潜在消费者。

这三个俄国人果然没有买任何东西。他们待了一阵后就离开了。当天晚上清点账务，发现店里的雨衣等物件不见了，失窃物件价值共计大约一千多元。

那个时候，新世界门票为小洋二角，吃一餐牛油面包和炸猪排的西餐大约二角，去剧院看一场戏大约四角，花15元可以买到120斤大米。

失窃事件很快有了线索。疑犯被抓到捕房准备出庭，这一大串俄国人在庭上的中西探捕看来，是饶有趣味的组合：

行窃的俄国少年是大块头俄妇的情人，而到巡捕房告发少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老爹。

老爹无意间撞破儿子和大块头妇人的姘情，大惊失色，痛觉儿子被深深地利用，年纪轻轻不仅当了窃贼，还被一个大块头有夫之妇给姘了。老爹无法忍受这般严酷的现实，难以直面惨淡的人生，羞怒交加，痛而告官。

说大块头俄妇勾引年轻童男，那只是一小部分事实，实际上，这条美人计背后站着的，不仅有大块头俄妇的老公康特劳夫，还有那个窃贼集团的创始人谷诺代洛夫。

谁说中年不风流。在大块头俄罗斯大妈的裙裾下，窃贼集团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变得盘根而紧密。少年持续地为魔盗团队建设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青春的爱情是幸运符，少年去执行任务都没有失手的，每次都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直到被自己的亲爹告进捕房。

法庭上，少年对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只是不肯说是听了情人的唆使。看起来是因为坚贞的爱情，但据报载，事实上少年并没机会揭发。那天，当他在庭上供述到受了集团老大哥谷诺代洛夫指示行窃，供述至此，突然遭袭，直接被大块头俄妇的老公康特劳夫“猛击一拳”。其出手之快之重，庭上当场炸锅，众官皆惊，觉得“当堂行凶，不法已极”，立马判这大汉先押个十五天，以振纲纪。

一片混乱里，大块头俄妇没有来得及被指证为同党，揍人的老公也同样没有来得及被指证。一切从荒诞里开始，又在荒诞里结束。妇人开的俄国客栈也许就免去了被停业的判罚，聚居在那里的盗团成员们也就免去了流离失所的命运。少年可以再找，据点决不能丢，仅仅花费了丢失一个陌生同胞少年的代价，就换来更多成员的广阔未来，仿佛都是值得的。

我们从原告西人律师的诉求里也许能看清当年时局下民间生活的一二：“请求按律重责外，请求追偿私诉一千元，查近来上海俄侨甚多，内中良莠不齐，良者，莠者实属可恶，请准一并驱逐出境，以绝后患，而保居民”。

1929年至1931年，逃沪白俄年均1702人，按上海俄侨公共联合会会长格列博夫估计，30年代初的上海，俄侨总量约8000至12000人，30年代中期月19000至21000人。在他们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沙俄贵族的生活还能勉强维持，普通阶层有些白俄通晓法语，他们通过教授法语谋生，但更多的则陷入灰色地带。2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职业犯罪者从苏联国内和哈尔滨等地南下，上海俄侨犯罪现象急剧上升，俄侨刑事犯罪率始终稳居上海外侨首位。

白俄在上海给人留下了五味杂陈的印象，也许有一天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在沟壑的缝隙里，嵌着那些没有留下字句的小人物的命运。

延伸知识

上海地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时期的产物。一九三一年，在法租界成立特区地方法院及第二审法院，使得上海共有三个地方法院，并且各有其第二审上诉法院，列表如下：

管辖地区：公共租界；地方法院名称：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第二审上诉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管辖地区：法租界；地方法院名称：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第二审上诉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管辖地区：租界以外；地方法院名称：上海地方法院（设在上海南市）；第二审上诉法院名称：江苏高等法院（设在苏州）

文献来源：《回忆旧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著者：俞履德《文史资料选辑1979第六辑》

阅读原文（原载于“四马路轶闻录”公众号：downtown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