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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 | 今天，天津人中国人不能忘却的日子！

2019-07-07 11: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媒体

“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

永远无法忘记，

82年前的7月7日，

日军炮轰卢沟桥。

卢沟桥（1937年）

自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北平沦陷！

天津沦陷！

半个中国山河破碎。

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军民伤亡3587.9万余人。

大半个中国被日军践踏，

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

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据宛平城后留下的照片记录。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于7月下旬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1937年7月29日凌晨，驻守天津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保安队在东站、东局子飞机场、海光寺等战场对日进行猛烈攻击，毙伤日军上百，烧毁十几架日机，打响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大规模主动出击第一战，这场战斗持续了两天时间，史称“天津抗战”或“天津大出击”。7月30日，天津为日军占领。平津失陷后，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

在1937年7月底攻占天津的过程中，日军以飞机、大炮轰炸天津市区及周边地区，并对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火车站、造币厂、电台、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地反复轰炸，使大量平民惨遭伤亡，2000余人在轰炸中遇难身亡，10万余难民无家可归。在占领天津后最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即在市内残杀群众3000余人。

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竭力镇压市内抗日力量。一些共产党员、被俘的国民党抗日官兵、不甘附逆的各界爱国群众遭屠杀和迫害，大批平民也惨遭残害、虐杀。日军还对蓟县（现蓟州区）等天津郊县抗日游击区、根据地频繁进行“扫荡”，烧杀淫掠，制造惨案累计145起，造成平民6474人伤亡。日军还在包括蓟县（现蓟州区）在内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疯狂推行“集家并村”，建立“人圈”部落，大肆摧毁村庄，毁坏庄稼，焚烧山林，屠杀不肯进入“人圈”的逃亡民众。此外，日军细菌战部队华北（甲）1855部队还在天津设置支所，进行细菌武器的培养和生产。抗战期间日军在天津郊县造成的平民直接伤亡达29128人。

▲日本飞机轰炸市政府时拍下的爆炸瞬间

日军轰炸南开大学

1937年7月28日深夜至29日，日军飞机、大炮对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进行轰炸。

7月30日午后，日军继续从海光寺方向炮击南开大学。下午3时许，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据中央通讯社报道：“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毁于一旦，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重达一万三千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财产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

七七事变爆发时，南开校长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庐山会谈”。张伯苓在会上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表示，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为迎接百年校庆，南开大学在津南校区规划复建木斋馆、思源堂、秀山堂等三栋历史建筑，这一历史纪念区楼宇工程已于今年5月底建设完工。

无法抹平的疤痕——史各庄惨案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蓟县（现蓟州区）制造了29起惨案，许多人被屠杀或蹂躏致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发生于1938年8月的史各庄惨案是最早的一起，至今，在蓟县（现蓟州区）的群山脚下，还有一座大理石纪念碑竖立在乡野间。史各庄鲜血淋漓的记忆，是那个年代天津苦难和屈辱的缩影。

史各庄惨案纪念碑至今屹立在群山脚下

抗日战争爆发时，史各庄只是蓟县（现蓟州区）一个只有几十户农民的小村庄。1938年的农历七月初五，当晚，乡亲们干了一天的农活，家家户户正准备睡觉，刚刚躺下便听见村口有人喊“日本鬼子要来扫荡了”。乡亲们不敢睡觉，坐起来听着动静。一直到转天清晨，就从邦均方向传来了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炮声由远及近：日军正在向盘山开炮。

当年只有11岁的杨玉田老人，连自己唯一的财产——一条破被子都没顾得上带，就跟着姥姥、姥爷和哥哥往外跑去。那天的夜很黑，半路上，已经有很多人跟家人走散，孩子们的哭喊声、头顶上的炮声在山道上乱糟糟响成一片。经过一路的逃亡，大部分乡亲们一起躲到了北山沟的老虎洞。杨玉田个子小，就找了一处石头缝钻了进去。躲在洞里的老百姓远远的望着家园，心里都在祈祷，全村人都可以躲过这一劫。

▲亲历史各庄惨案的杨玉田老人

天亮后，几十名日军进入了史各庄，用枪托挨家挨户的砸门。但砸开几家门后却找不到一个村民。日军队长恼羞成怒，就命令手下把所有的房子烧掉。

血从无辜村民的脖子上留下来，染红了衣服，染红了大山。日军牵着他们走到了村南的山包上，赶进了一个遗留着的破草房。11个人被关在屋内，想要挣扎、抵抗的他们拍打着门板，怒骂着，但是因为锁骨被穿，没有办法跑出小屋。日军随即在屋外架起了好几杆机枪，日军军官一声令下，门被关上，隔上柴火并泼上汽油，点燃了草房。

由于尸体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也分辨不清是哪家的人。乡亲们只好一锨土、一行泪的埋了一座合葬坟墓，大家都管它叫“肉丘坟”。一场残酷的侵略，在史各庄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疤痕。

如今，82年过去了，曾经沐浴在血与火中的史各庄，更名为挂月庄，回归了和平与繁华。房子可以再建，但是，伤痛却应该永远被铭记。

劳工生涯从塘沽开始

位于北辰区的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里的在日殉难同胞名录墙上，记载着6800多名殉难劳工的名字，这段历史也通过大量的图片和资料在纪念馆中展出。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但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名录墙

1944年，19岁的郭成章在天津南市做生意，一天上午正赶上日本人抓劳工，连哄带骗将郭成章强掳到日本广岛。同郭成章一起被掳去的一共有30多人，他们从塘沽出发，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流和火车的颠簸，最终达到广岛。日本人用火车运送劳工时，由于到站后有几个车厢忘记打开车厢门，不少劳工就活活被闷死在里面。到了工地后，郭成章老人和30多位工友每天生活在食堂和厕所在一起的房子里，随时有人监视，吃不饱睡不好，还经常遭毒打。

1945年8月，郭成章和16名劳工一起起来反抗，将一号大队长张宝甲(音译)打死在工地上。打死以后，包括郭成章在内的16名劳工被日本警察抓到了广岛警察局的地下室进行审问，在审问期间，恰逢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16名劳工就此躲过一劫。

塘沽劳工集中营示意图

1943年到1945年的，从塘沽乘船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86批，两万多人。上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大肆强征、抓捕、关押、转运和虐待劳工，是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的突出罪行。抗战全面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即以各种方式在天津骗招劳工。占领天津后，日本侵略者更肆无忌惮地强征和武装抓捕劳工。他们把天津作为劳工羁押的转运站，在市内和塘沽设立劳工集中营，把从山东、河北等地及天津本地抓捕的劳工集中起来，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和日本去做苦工。被抓劳工饱受摧残虐待，很多人没到目的地就被折磨致死。仅1942年上半年由天津押运走的劳工就多达70多万人，生还者极少。

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罪行档案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后期，日本的劳动力严重短缺。为缓解劳动力紧缺的压力，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大约四万名中国战俘和强掳来的普通百姓送往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工地，强迫他们从事危险的重体力劳动。劳工们没有休息日，每天在隧道、煤矿和水库等条件恶劣的工地进行十个小时的劳动。有病也得不到治疗，还经常遭到监工的疯狂虐待、毒打，如此恶劣的环境导致6830名中国劳工死亡。

天津铁血少年的抗战囚歌

1937年平津沦陷以后，不愿当亡国奴的天津中学生奋起反抗，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抗日杀奸团”，在平津一带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抗日锄奸活动。

《夜光——天津抗日杀奸团纪实》宣传片

抗日杀奸团成立初期，在英租界松寿里租了一间房子，晚上同学们在那抄录电台的战况新闻，然后再编印成小报，取名《正字报》，后来又增加了《跋涉》月刊，同学们自己撰写宣传抗日的文章在大街小巷里偷偷传播。

抗日杀奸团的成员由于都是学生，没有经验，在行动过程中经常有人被捕。1942年底抗日杀奸团出了叛徒，日本宪兵在天津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天津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抗团被捕的成员全部出狱。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到1945年，参加抗日杀奸团的学生一共有五、六百人，被捕入狱的有八十多人，其中有二十多人壮烈牺牲。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抗团被捕的成员全部出狱。

天津籍老劳工邵义诚为300多名工友争取补偿

1944年7月，包括天津19岁“卖烟郎”邵义诚等360名被强行绑架的中国人被日本西松组（即现在的西松建设）送到广岛县安芸太田街（原称：加计街）的安野发电所建筑工地，强制从事艰苦劳动。这批中国劳工的工作就是从早到晚在冰凉的河水中清理挖山洞留下的大石块儿。

大概两个月后，邵义诚的腿被石头砸伤了，“也不给治，也不让休息，还让继续干。”就这样，邵义诚又坚持了两个月，腿烂糊糊的，几乎站不住了，老板才不让他继续干了。1945年3月，包括邵义诚在内的13个病号被送回国。“在日本每天超负荷地劳动，大冬天地光着脚在河里清石头，一天只吃不到1斤的口粮。腿受伤了也不给治，直到干不动了才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不让出来……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2009年，时隔65年邵义诚回忆起那8个月的劳工生活仍然掩饰不住激动和愤怒，禁不住满身颤抖。

从1998年开始，邵义诚代表360名工友与日本西松建设公司打官司，先后10次前往日本，经过一审败诉、二审胜诉、终审败诉后，在2009年十月双方和解。这份胜利，虽然迟到了整整60多年，但却是对邵义诚十几年来奔波于天津、北京、河北、日本东京、广岛等多地，不辞辛苦讨公道的告慰。

2018年6月，邵义诚老人因病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