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来自苏联角度的判断

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施政纲领被称为“凯末尔主义”，形成于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制度变革、共和国政权建设的过程中，1931年在共和人民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概括成为党纲，以共和人民党的党徽的六个箭头表示，分别代表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新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六个原则”。“凯末尔主义”第一次出现在土耳其官方文件中是1935年，有时也称“阿塔图尔克主义”。凯末尔主义寄托着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对土耳其未来的期望和蓝图，对建国后的土耳其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为土耳其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凯末尔主义在国内经历了阶段性的发展与流变，并且与当下土耳其政治困境与现代化难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联作为20世纪土耳其重要的邻国，与土耳其关系密切，研究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至关重要。瓦拉姆·泰尔-马特沃森（Vahram Ter-Matevosyan）最近的著作《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现代化、意识形态和解释问题》（Turkey, Kemalism and the Soviet Union——Problems of Modernization, Ideology and Interpretation）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界对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的不足，基于十年研究的成果，作者打破了以往西化范式对凯末尔主义的解读，从新的历史视角——苏联来观察凯末尔主义，并在多个国家和研究机构完成了此项研究，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流变和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背景的复杂，丰富了凯末尔主义跨国史研究，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作者瓦拉姆是亚美尼亚美国大学政治科学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和主席，同时是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土耳其研究系的高级研究员（前任主席），他善于将不同国家、地区的史实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并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论述，他认为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中苏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应当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展开论述，丰富当前学术界跨国史研究，同时对我们全面、系统性理解凯末尔主义和当代土耳其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大有裨益。

虽然瓦拉姆是一位青年学者，但是这部著作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底、独特视角与思考也得到了相关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Şükrü Hanioğlu所说：“这是一部具有深度、叙事技巧和实质重要性的作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将是关于这一主题的代表著作。”

一、“凯末尔主义”的阶段性特征

《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共八章，两百多页篇幅）内容丰富，观点独到。涵盖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的历史时期中凯末尔主义自身的流变和内在动力以及凯末尔主义研究文献中的研究视角和问题，通过考察苏联观察家们如何看待和解释凯末尔主义的转变，特别是在土耳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凯末尔主义，在共和国历史的大背景下，对它的“起起落落”进行分析，从而可以合理地将现代土耳其的诸多挑战归因于对凯末尔主义的解释和应用。（瓦拉姆·泰尔-马特沃森：《土耳其、凯末尔主义和苏联》（Vahram Ter-Matevosyan, Turkey, Kemalism and the Soviet Union, 麦克米伦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瓦拉姆采用定性分析和文献研究方法详细论述了凯末尔主义历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视角，认为要了解土耳其历史和政治，必须理解凯末尔主义的形成过程与阶段性发展。

凯末尔主义经历了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变革，随后，每个时期(以国内和全球的激进变革和挑战、军事干预、政权更迭等为标志)都在凯末尔主义的形态和本质上留下了烙印，反之亦然。（九页）按照我的理解，凯末尔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形成阶段

据有关学者所言，凯末尔主义最初是西方开始使用，用以描述任何和凯末尔相关的事物，但凯末尔本身是反感这个词的。1923年凯末尔为了议会选举提出九项原则，土耳其人民共和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修订了九项原则，党的纲领第二部分“人民共和党的主要特点”中的第一篇文章提出了六项原则，并对每项原则作了简要说明。1919年后，凯末尔在演讲和采访中频繁使用这些术语，在1931年演讲中指出这六项原则将成为未来共和国的基础和发展蓝图，所以人民共和党也将这“六矢”作为党徽，每一个箭头标志着凯末尔主义的一项原则。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称号，1935年第四次土耳其人民共和党大会宣布党所追求的一切基本原理都构成凯末尔主义主要原则。事实上，凯末尔主义并不限于这六项原则，瓦拉姆认为将六项原则纳入宪法是一个消极的转折点，因为它使凯末尔主义的概念发展停滞了一二十年。

2.“大众化”阶段

奥斯曼帝国晚期盛行的奥斯曼主义、随后的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为凯末尔主义发展也提供了基础。但是广泛的土耳其民众却对政治表现出漠视，这些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上层知识分子当中。瓦拉姆认为凯末尔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三个关键人物，Gökalp，Ağaoğlu和 Cevdet。在这个阶段，他们将某些西方思想融入了凯末尔主义当中，国内也开始了凯末尔主义的宣传运动，相关的一系列机构得以成立，如民族学校，语言学院以及人民之家等。1933年，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为庆祝其成立十年发起了关于凯末尔改革与成就的宣传运动，如土耳其壁炉和人民之家先后表达了一些知识分子民族观念，在加强人民归属感上发挥了重要影响，人民之家使凯末尔主义能够深入民众，至1950年，土耳其已经将近有500个人民之家。（77页）土耳其政府在此阶段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希望将凯末尔主义的各项原则扩展至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并保护这些原则不受破坏，凯末尔主义逐渐走向“大众化”，普通百姓对凯末尔主义了解的也更加深入。

凯末尔

3. 受到挑战的阶段

凯末尔死后，Inönü成为共和国第二任总统，凯末尔虽死，但是凯末尔主义并未消失，Inönü在任期间继续推行凯末尔主义，在1939年的第五次国民会议上提出了凯末尔主义道路，后来由于反对党出现和奥斯曼主义的再次兴起，凯末尔主义开始受到了挑战，1950年人民共和党选举的失败，民主党的胜利对凯末尔主义的实践意义和未来有着深远影响。随着民主党上台，宗教力量的回升，正如刘易斯所说：“宗教工作人员自信的增强，清真寺出勤人数的增加，宗教书籍和小册子以及阿拉伯文本的激增是不可否认的结果，凯末尔主义者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对生活在农村地区广大社会阶层的影响微乎其微。”两党在竞争过程中对凯末尔主义都作出了不同的修订，1961年在议会上通过新宪法时，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在纲领中明确提到凯末尔主义，但其实为凯末尔主义提供了更大的理解空间。在军事政变发生后，凯末尔主义又开始复兴，1971年创立了关于阿塔图尔克原则的委员会，目的是宣传阿塔图尔克的形象和阿塔图尔克主义，70年代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复杂最困难最暴力和最分化的时刻，左派运动发展和军事政变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对凯末尔主义来说也是一个修订和“再包装”的过程。80年代军事政变后虽然力图恢复凯末尔主义，但是受到了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挑战，凯末尔主义显得不合时宜。

在这几章里，作者详细的阐述让我们既能看到精英分子为推广凯末尔主义所做的努力，又同时了解到凯末尔主义本身话语的进一步转型与重新塑造，不同时代凯末尔主义思想体系的鲜明特征对我们理解凯末尔主义的产生与演变以及当代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二、凯末尔主义研究的多元化

学术界关于凯末尔主义的定义是非常丰富的，从多样化的解释、视角和方法展开，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对凯末尔主义理解的多元化。如阿塔图尔克主义、伊诺努主义、左派凯末尔主义、右派凯末尔主义、新凯末尔主义和后凯末尔主义等。（149页）不过主要还是围绕它的核心原则、意识形态与实践中的适用性。传统意义上它被理解为六矢，即六项原则，这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瓦拉姆在第六章集中论述对凯末尔主义理解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历史视角。斯坦福·肖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将凯末尔主义定义为：“自民族主义运动早期到1938年凯末尔去世的过程中在数百次演讲、节目和法律中得到发展的基本思想和政策。”罗伯特·曼特兰(RobertManTran)区分了几个要素来描述凯末尔主义：保卫土耳其领土，更广泛地说，“突厥主义”、世俗主义、通过土耳其现代化与西方化，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主要生产资料。针对是否能将凯末尔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问题，瓦拉姆通过概括一些主要学者的看法总结出大部分并没有将凯末尔主义定义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将之认为科学与非意识形态实用主义、民主普世主义，以及某种超越或低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弥合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拓展凯末尔主义的意义，如拓展到和平的对外关系，国际联系与联盟民族与人权等等方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问题的主要原因。例如，斯蒂芬·萨拉蒙(Stephen Salamone)声称，阿塔图尔克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土耳其许多不稳定的根源，因为作为一种纳入其宪法的发挥作用的国家意识形态，它没有建立一个可以理解并为多元政体所接受的管理原则的上层建筑。瓦拉姆认为由土耳其建国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最初阐述的凯末尔主义应该被视为一种原则、思想和理想体系，寻求将发展和现代化战略概念化，把凯末尔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共和现象，具有从奥斯曼过去继承下来的强大而生动的特征。在我看来，作者从横向与纵向两个角度来定义凯末尔主义能够更好地把握住本质特征。

瓦拉姆提出对凯末尔主义的理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一种宣称是正统性的，只关注于阿塔图尔克时代（1919-1938）的改革与成就，另一种是更加广泛性的，不仅仅关注于阿塔图尔克时代，并将之与奥斯曼帝国的改革相联系，认为晚期奥斯曼帝国与共和国之间具有连续性，而第一种方法正是割裂了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

作为将土耳其从一战中的战败国、即将被战胜国瓜分的国家转变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改变了帝国的未来与人民的生活，凯末尔确实功不可没，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对他的崇拜以及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为这一时期的凯末尔主义研究增添了相当的神秘主义与神性色彩。正如哈尼奥卢撰写的《凯末尔传》所认为的那样，学术界对凯末尔的研究已经看不到一个具体客观的土耳其国父了。杨兆钧在《土耳其现代史》评论凯末尔：“回顾阿塔图尔克的一生，丰功伟绩，旷世无双……他刚正而不残暴，嫉恶而不伤黎民，引导人民世俗化而不干涉宗教信仰，反对落后而善于走现代化道路……若天假其年，则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的进程将更迅速”。其次，当时的各种宣传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凯末尔雕像、凯末尔格言、凯末尔讲话等都被用在了各种各样的场合。尤其是凯末尔1927年的持续6天的大演讲，让无数学生进行背诵记忆，更加塑造了他作为土耳其国父的伟大形象。

一些学者在此之前也尝试从东方角度看待凯末尔主义，从波斯、阿富汗、中国、印度和其他穆斯林地区评价凯末尔主义改革带来的影响。2011年在法国安纳托利亚研究所举办的一次讲习班使与会者聚集一堂，讨论当地和国际上对凯末尔主义的认识，并将此纳入了保加利亚（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塞浦路斯、埃及和波斯尼亚。（20页）自那以后，学术界开始了“凯末尔主义的跨国史”研究，但是瓦拉姆发现这一研究中并没有围绕苏联角度来具体论述，或涉及很少，他在分析了各个国家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之后，将苏联的研究也分为三个阶段，以斯大林上台为转折点，关于苏联的研究后文会详细阐释，此处不再赘述。这也是作者陈述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丰富凯末尔主义的跨国研究。

三、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解读

第七章与第八章为本书的最后部分，瓦拉姆以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苏联与土耳其的关系为线索指出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伴随着苏联和土耳其的关系从援助、恶化，然后到慢慢恢复的过程，提出了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三个阶段来理解：

1.起步阶段（1920s）

土耳其与苏联在一战后都重新建立了国家的新面貌，土耳其迎来了共和时代，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二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苏联自革命浪潮在欧洲衰弱之后，将目光转向亚洲，更加关注亚洲的民族运动，希望取代英国在亚洲和近东地区施加影响，，尤其是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使他们成为苏联对抗西方国家的潜在防御堡垒。凯末尔六日演讲结束后，苏联在两年后立即以俄语翻译了演讲内容并以书的形式出版了第一卷，后面陆续出版了三卷，书名为《新土耳其之路》，此时，欧洲并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专著，而这四卷也成为苏联研究凯末尔主义的主要资料。从苏联在土耳其的驻外使团（1924年在安卡拉有84名）明显可以看出土耳其对苏联政府的重要性。苏联认为土耳其在中东的特殊影响力可以帮助苏联反对欧洲强国，土耳其革命是在苏联强大的背景下才获得成功，并获得了包括技术上、资金上、交通以及管理上等等苏联的各项援助。刚好这一时期也是苏联东方研究的兴起阶段，所以与土耳其的关系总体上是维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并且，共产国际的建立对于推广苏联的共产主义道路，苏联的指导性意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也为苏联加强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提供了机会。

2.“两种声音的交织”（1930s-1950s）

1927年是苏联研究土耳其的一个分水岭，1927年后，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方法与理解都发生了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东方问题，研究凯末尔主义成为一种趋势。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视角来看，凯末尔主义并不是保证国家独立于外国资本家的道路，凯末尔主义是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者重新奴役他们的一条道路。（186页）斯大林不容忍学者未能在学术研究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论，苏联学者的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的上台以及严格审查制度的发展严重破坏了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对土耳其而言，这个阶段它开始采取措施向西方示好，1929年凯末尔宣布共产主义等同于叛国，希望将自己纳入反苏阵线，同时，泛突厥主义兴起，土耳其国内鼓吹民族统一，这引起了苏联的强烈不满，激发了苏联的反土耳其情绪，认为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理论挑战了苏联的地位，具有严重的侵略性和威胁性。

1934年1月21日，经过两年的谈判，土耳其与苏共签署了一项协议，为土耳其提供800万美元(1650万土耳其里拉)的20年无利息贷款，收购苏联生产的机器，并在Kayseri和Nazilli建立两家纺织厂。（208页）此后，苏联希望土耳其能够转向苏联，他称土耳其为“友好大国”和“性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并赞扬土耳其领导人保护其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将土耳其描绘成反动暴君的声音又出现了。当苏联对土耳其进行援助时，土耳其将军队逼近在与苏接壤的高加索边界附近。随着德国与土耳其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敌意与怀疑越来越大，一位苏联评论员甚至称土耳其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附庸”。二战后土耳其与苏联的对抗增强，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在领土扩张、民族政策、意识形态上都使苏联感到不满。很多杂志纷纷报道土耳其将建立“大土耳其”（Greater Turkey）。二战后初期苏土关系尤为紧张，美国在土耳其的势力上升，苏联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土耳其进行对抗。总之，30年代到50年代这个阶段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解读出现了赞扬和批评两种声音的交织，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主导性的一面，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以批评为主。所以，双边关系的恶化与不信任直接影响了苏联学界对凯末尔主义的解释，批评之声明显增多，事实上也偏离了凯末尔主义本身的涵义，但是也揭露了凯末尔主义在其演变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如政治专断、经济依赖等。

3. 重归于“好”（1960s-1970s）

60年代到70年代期间，苏联不断对土耳其进行援助，希望与土耳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土耳其也成为苏联经济援助的最大接受国。一方面由于塞浦路斯问题与西方关系紧张，另一方面美国对土经济援助减少。随着左翼运动在土耳其的发展，苏联国内对凯末尔主义解释发生了微妙的转变，认为其对于土耳其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开始重新解释凯末尔主义。基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苏联希望与土耳其交好，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能够拉拢土耳其，不对苏联造成威胁，就土耳其而言，与西方关系降温之后也想寻求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转变，于是两国之间的访问更加频繁，在两大阵营之外寻求更多经济与技术上的合作。苏联甚至将凯末尔主义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肯定其发展的积极意义。这个阶段，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在慢慢恢复，苏联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也表现出了肯定的态度，认为其对于国内经济、政党、运动和组织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凯末尔主义与土耳其的现代化

历史上土耳其与俄国战争不断，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的衰弱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多方面的。随着十月革命在俄国的成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苏联为了寻求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和输入共产主义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研究发生了三次重要的转变，如上所述，我们从苏联视角可以了解到土耳其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变化，当苏土关系出现危机时便迅速改变自己的话语，认为凯末尔主义是存在于城镇的精英主义，关系交好时便对凯末尔主义大加赞赏，认为凯末尔主义是现代化改革的典范，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两国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必定会对双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影响。苏联国内对凯末尔主义解释的几次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凯末尔带领人民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共和国，但经济上的独立与发展并没有完全实现，依靠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发展经济、凭借地缘优势在大国之间的徘徊使土耳其的经济依旧处在一个转型阶段，世俗主义想要排除宗教在政治上的影响，但是正义与发展党的连续执政也说明了凯末尔主义改革很多方面是不成功的，政府更迭频繁、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泛滥与分离运动以及土耳其在西化道路上的身份认同等在我看来都是当今土耳其所面对的重大难题之一，这些与凯末尔主义的流变与实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许阅读瓦拉姆的这本书会对我们理解当今土耳其所面临的困境要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