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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 孙频写作带来的快乐是做别的事达不到的

2019-07-17 19:4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采写_刘秋香书都 6月19日

| 孙频 |

1983年生，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著有小说集《疼》《盐》《同体》《三人成宴》《松林夜宴图》等。现为江苏作协专业作家。

2019 年5 月7 日采访这天，孙频正在老家山西交城，这是她春节过后第一次回家，三天后她要赶往北京参加中篇小说集《鲛在水中央》的新书首发式。自2002 年考入兰州大学起，孙频开始离开故乡，她一度称之为逃离，在兰州、太原、北京、南京、广州等多地辗转十几年后，她发现人逃离不了故乡。

孙频在大学毕业两年后正式开始写作，故乡交城及交城人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现实生活中，她不断在故乡与不同城市间往返；在小说中，她以略带旁观、审视的眼光打量自己十八岁之前生活于其中的县城，同时也充满深情。

评论将孙频称为学院派作家，“我走的是非常典型的传统路线，就是靠一篇一篇投稿，一篇一篇发表，然后再结集出书，这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没有任何区别。”在孙频看来，选择严肃文学写作就是选择了一件小众的事情，“因为它对思想性、艺术性要求比较高，这决定了它的受众面要偏小。”

出版于2016 年的中篇小说集《疼》似乎是个例外，十五万的销量让孙频的严肃文学变成了畅销书。《疼》的畅销让她感到意外，“我觉得《疼》能被一部分读者接受和喜欢，是因为小说里边有能打动人的东西。我在小说里投入了一种高浓度的情感，而且很多情感都是人们最真实的情感，它不是一种虚伪的做作的东西，正是这种情感与一些读者的内在发生了共鸣。”

《鲛在水中央》

作者：孙频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Q&A

Q: 书都 A：孙频

我会试图多做一些尝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感觉到，真正觉得写得一点都不隔膜，写得最深情的，还是故乡。

Q: 您现在是专职写作，每年有固定的写作计划吗？

A: 主题不固定，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找到什么样的素材。但是数量基本稳定，我现在创作量不算大，一年写两三个中篇，我只希望把每一篇都写好。严肃文学的写作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会很看重艺术品质，找素材及打磨素材都需要精心一点。

Q: 您写作的灵感通常来自哪里？动笔写小说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A: 灵感其实就是一个触发点，对我来说，所有灵感都来自生活，旁人眼中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都可能打动我，打动我之后，我就想把它衍生出来，把它放进小说里，变成一个核心。

一篇小说需要大量素材，确定写什么之后就要开始搜集：一方面是要看相关书籍，比如《鲛在水中央》中写山，我就要看一些关于山及山中植被的书籍或资料；另一方面我自己得亲自去看，找那边的人聊天。写一部中篇的话，我一般得准备两个月左右吧。

Q: 以《鲛在水中央》为例，触发您写下这个故事的是什么？

A: 这个故事是在老家时听别人讲的，他们以前的单位是个国企，20世纪90 年代末倒闭了，倒闭之后他们的一个同事，现在可能已经快60 岁了，曾经在深山里边一个废弃的矿上一个人住过两年。“一个人在深山里废弃的矿上住了两年。”这么一句话就把我打动了。我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然后就开始围绕一个男人在深山里独自待了两年的线索来组织故事。

Q:《松林夜宴图》和《鲛在水中央》这两部小说集里面都写到国企改革、工人下岗的历史，也触及了“老右派”知识分子的一些遭遇。您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和这个群体感兴趣？

A: 国企改革和“老右派”这两个事件对我童年影响比较大，而童年对人而言是最重要的。我在县城里长大，县城太小了，很容易对它产生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不像大城市，你无法真正看清它，无法和它真正地发生那种深层次的联系，因为太大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好几个邻居都是这种“老右派”，小时候不懂，就觉得他们比较有学问，和周围的人不一样，后来会慢慢听到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说他们当年受过很多苦，后来又怎样了。

从我出生一直到现在，我们县城随着时代一直在变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97—1998 年的国企改革，它是一个节点，从这个点开始，县城完全不一样了。改革之前，整个县城是一个非常小、比较稳妥、很灰败的北方县城，大家都没什么钱，人们每天上班下班，没有太大的冲突，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但这之后，县城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支撑县城经济的那些大型国企几乎全部倒闭了，县城里一大半人没有了工作，整个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精神面貌变化也特别大。

后来我离开县城步入更大的社会之后，一直在思考社会的一些变革对人的精神产生的种种影响，以及人和时代的关系。因为我在少年时期见过这样剧烈的变化。

Q: 现在再回到县城，您是不是也有意识地在观察？

A: 是的，我每次回来都会观察它的变化，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状态。童年对人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大，我从出生到18岁之前都在这个地方长大，读大学后离开县城，其实也在外面生活了快20年了，但人还是会和自己童年待过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深层次的联系。所以我还是愿意写我的小县城。

在写作中，有真实的情感非常重要。对这个地方的一草一木，对它的风土人情，你是有深层次的了解的，生活在这里的人，就算你和他不认识，你们也有某种精神上的共性。县城是我的情感归属地，写这里的人的话，第一，带有感情；第二，会容易把他写生动，因为对他有真正的同情，有隐秘的情感联系，也有一种内在温度。

写了这么多年，我很少写城市，我后来也想过原因，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情感在里边。我对城市的理解仍然是皮毛，没有深入进去，我觉得会写不好。

Q: 您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希望在写作中建立一个自己的文学地标。

A: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是这样想的。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地标，我也有一大批小说是以交城里已经消逝的人和事为原型来写的。但这两年我的想法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写一个地方的话，也会比较单调，还是可以再打开一些，视野再宽阔一点。比如说我去年写的小说《河流的十二个月》是以西北戈壁滩为背景的；《松林夜宴图》里边也有一部分是我想象中的甘肃白虎山。

待过的每一个地方，对我都会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我主要的情感归属地可能是我的故乡，但是不等于我不写其他地方，比如说我也写北京、写宋庄，因为我在北京读过书，它对我也有影响；比如说我刚写完的一篇小说，是与海洋有关的，海洋其实我并不熟悉，做一些尝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能感觉到，真正觉得写得一点都不隔膜，写得最深情的，还是故乡。

我越来越觉得小说的精髓还是人物，小说应该贴着人物走。有人可能会说我这个观念有点陈旧，是过去的小说观，但在我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我觉得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Q: 2019 年是您写作的第十一个年头，您是在工作后才开始写作的？

A: 对，我大学毕业后先做过杂志记者、编辑，到2008 年的时候，工作稳定下来了，时间变得比较充裕，开始有写作条件了，因为写作得有时间。大学毕业后的一两年，是一个疲于奔命的过程，就是在适应社会嘛，那个过程其实很痛苦，心会不安定，很茫然，对未来的规划不清晰，不具备那种静下心来的条件，但那种茫然其实会给你写作的欲望，你会想倾诉，想表达。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你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白经历，我回头想一下我经历的每一个阶段，它对我今天的写作都是有用的。

Q: 让您葆有创作激情的东西是什么？

A: 其实还是热爱，就是心里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你是把写作当成一种精神支撑，你会觉得如果不写作的话，你这个人就没有意义。

写作真的是件很快乐的事情，每次开始构思一篇小说，想到我要写什么，要去表达什么，要去写一个未知的小说的时候，我会有兴奋感，至今都是这样。虽然写作是比较辛苦的，真的非常孤独，因为你必须一个人写，要耗费大量的心力。但我觉得它有一种做别的事情所不能达到的快乐，就是那种创造的快乐，创造、虚构一个世界，或者是虚构一个人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干的事情太有限了。某一种局限性也会决定我不断地在一个方向上往深里走，而不是去尝试更多的事情。

Q: 从创作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完全的虚构更容易，还是虚实结合更容易?

A: 其实我觉得小说没有完全虚构的。因为人的意识都来自现实，你脑子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形成什么样的意识，全部都来自现实生活，不是凭空出现的，所以小说创作根本就不存在完全地脱离生活这一说，但虚构的比例是有区别的。像我的小说，肯定还是以虚构为主，但或多或少会有现实中的影子，比如说我曾经见过或听过的这个人，然后我从这个点上生发出去，再加入大量的想象。比如《天体之诗》里李小雁这个人物，95% 是虚构的，但是核心的5% 仍然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

Q: 我们怎么去判断这种虚构的合理性？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A: 小说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虽然小说确实是对生活某一部分的折射和浓缩。如果一个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一定要把小说和生活严丝合缝地对上，我觉得这种阅读本身就是错误的。你读小说是在读文学作品，不是在看新闻事件，你看的不是真实的烟火人生，它是一种经过艺术提炼的文学形式。

但小说毕竟来自生活，所以我觉得小说家不应该把小说写得漏洞百出，细节上的严谨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小说现实性还是比较强，我所看重的现实性，就是我要把一件假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用大量的细节把一个人物、一个事情慢慢地结实地架构起来。

Q: 对于一篇小说来说，您比较看重哪个方面？语言、人物、故事架构还是主题等？

A: 都比较看重，但首先我是一个非常看重语言的人，语言相当于一个艺术形式，没有形式的话，光有内容也不够吸引人。有些作家是摒弃故事的，去故事化，但我个人觉得小说还是要有可读性，如果小说变成一种非常晦涩的哲学文本的话，就没有它自身的价值了，所以我会看重小说里有没有一个故事能把它串联起来，把我的思想给包容进去。近两年来我对小说人物变得更加看重了，我越来越觉得小说的精髓还是人物形象，小说应该贴着人物走。有人可能会说我这个观念有点陈旧，是过去的小说观，但在我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我觉得人物形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两年在人物刻画方面会比较下功夫。

Q: 很多现代小说是碎片化的、去中心化的。

A: 对。我也受过这样的影响，也做过类似的尝试，但后来发现，在我所读到的文学作品中，能让我真正记住的，并且愿意一遍遍去读的，一定是因为里边有一个非常鲜活的让我无法忘掉的人物，比如《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

Q: 您曾说过，福楼拜、张爱玲、奥康纳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

A: 每个人的内在精神不一样，都有自己的偏好，一个作家的阅读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挑拣、选择那些与自己气息接近的作家的过程。张爱玲、奥康纳教我怎么去深入地写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教给我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很多作家其实是不具备这个深度的；福楼拜对人物的刻画，一笔一画都那么精致，还有他对语言的那种讲究，我觉得他的作品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这些在我看来非常好的作家，我会试图去学习他们那些最好的部分。

但是也不要说你喜欢谁，你就老是看谁的小说，其他人的作品一律不看，这样也是不对的。还是要宽泛地包容地去阅读，去看不同的人写的不同的东西，尽量去发现不同的人好在哪里。只是那些真正可以教给你写作的，对你影响特别大的作家，就那么几位，不会太多。

Q: 在您的文学阅读中，是不是重读文学经典比较多？对当下的文学新作关注得多吗？

A: 我对经典的重读是会比较看重。业内评价比较好的新书，我也都会买来看。早些年我会有这样一个疑虑，觉得文学期刊读多了会不会导致同质化。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作家能不能真正把小说写好，还是由他最内在的生命力决定的，不是说你看过几本文学期刊就会写得和别人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是因为你还没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文学期刊还是要看，你需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别人在写什么，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趋势、环境还是要有所了解。其实还是个态度问题，那就是，你是不是做到了对文学、对写作真正的包容。

Q: 除了文学类的书籍，您还会涉猎哪些方面的书籍？

A: 我现在会有意识地去读一些社科类的东西，想获得一个文学之外的视野，也会有意识地去读一些诗集。读诗是为了保持一种语言上的感觉和创新，读诗还是挺重要的。最近在读朋友推荐的藏棣的《必要的天使》，还买了何伟的《寻路中国》三部曲，它是纪实性的，我现在也会有意识地去读一下这种纪实性作品，去了解一些非虚构文学作品。

Q: 您研究生时期在人大读创意写作专业，可以谈谈这一段学习经历给您的写作带来的影响吗？

A: 我去人大读书的时候是2015 年，那一年我感觉写作状态不是很好，觉得当时的写作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或者是一个比较困顿的阶段。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大的进步，正好在这个时候有机会去人大读创意写作。我们班一共八个同学，都是青年作家，我们平时在一起会有很多交流碰撞，我们的几位老师也非常好，教给了我们很多新的认识。

去人大之前我在太原工作、生活，因为性格比较内敛，容易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但后来我觉得与人交流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不经意间你就会打开另外一扇窗口，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在人大的时候还去旁听一些别的系的课程，也会给我很多启发，这段生活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学习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