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人口浪潮：最后的潮头和未来的前景

人口浪潮真正的非凡之处在于它的全球性。起初，它看上去可能只是与不列颠群岛各民族及其北美和澳大利亚后裔有关的现象；后来，它看上去像是个单纯意义上的欧洲现象；但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它关乎全世界所有人，几乎与人们的种族、民族、宗教或大陆等背景无关，尽管局部的时机差异会造成巨大的不同。当我们注意到两个广阔、复杂且完全不同的地区——拉丁美洲和南亚后，这一点尤其明显。它们都有独特的历史，但都在近期经历了一种我们目前看来十分熟悉的人口模式。然而，在人口因素推动更大范围发展的地方，其发展方式也各有不同。

与此同时，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映入我们眼帘的则是人口浪潮最后的潮头：世界上最后一片正在经历人口转型过程的广大地区。非洲完成这个转型过程的速度会对整个地球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当我们要对其近期的未来做出预测时，非洲会经历人口转型的确定性与其他任何可能发生之事一样，除非出现一些非常意外之事，否则我们就能十分自信地预测一些事情，哪怕任何人都能猜到会发生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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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浪潮最后的浪头

人口浪潮会有一些令人意外的波折。然而，这个过程在某些方面仍有相当程度的可预测性。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最大的意外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突破，现在看来似乎所有民族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富裕国家还承担了帮助哪怕最穷的国家实现这个目标的国际责任。一旦走出陷阱——快速下降的死亡率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规模——接下来就是一个相当程式化的过程了，经由它，生育率会朝向更替水平不断下降。在这之后，意外不复存在；但我们还压根不明白，与第二次人口转型相关的个人选择、个人主义和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是否会真正变得普遍。也许，我们只是身在其中而无法看清正在涌现的新模式，就像19世纪初的马尔萨斯或者“一战”前夕的英国人一样，他们会哀叹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但并未意识到这是个普遍现象。任何时候，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在这场转变中所处的位置。

换言之，人口发展就像是在不同电影院的不同时段上映的同一部电影；尽管很多地方都没播完，但我们却知道结局如何。至少，这是在世界多数地方都能成立的结论。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之前，英国的生育率从6左右下降到了3左右。而在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末这段差不多同样长的时段里，印度女性的生育率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这样的转变速度与很多在 20 世纪末才经历这一过程的国家相比仍然较慢。总体上，后来者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会更快，但也不总是如此，就像印度一样。同时，预期寿命的增加在那些能够迅速且成本相对较低地采用降低死亡率的方法、技术和政策的国家则快得多。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人口转型最后的潮头。这可以直接从联合国2017 年发布的数据中看出。在48个生育率为4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其中的7个以外，其余全部都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10个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中有9个位于非洲。30个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均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而30个婴儿死亡率最高且年龄中位数最低的国家也有28个位于这个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增长速度比世界总体水平高出两倍不止。这些并非随机的数据，但正如到目前为止一直紧跟本书论证思路的读者所意识到的，它们是十分明确的人口模式的一部分。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都处于人口转型的早期阶段，其生育率居高不下，预期寿命仍旧很低但增速很快，这意味着更多的出生人数、更少的死亡率和不断膨胀的人口。因此这里是人口旋风势头最猛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小心地谈论“撒哈拉以南非洲”，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北非国家有着全然不同的人口图景。饶是如此，撒哈拉以南非洲本身也远非铁板一块。从一开始，南非就独树一帜。对于遇到的所有问题而言，南非用以应对的实际基础设施和政治制度都足以让整个大陆钦羡。无论是原因还是结果，其人口规模都与其整体发展状况相协调。南非的生育率约为2.5，仅为整个大陆总体水平的一半；其稍低于 40‰的婴儿死亡率仍属较高水平，但也比接近60‰的大陆标准低很多；其年龄中位数约为26岁，比整个地区的平均值高出5岁。非洲南部其他国家也并未落后多少，博茨瓦纳的生育率低于3，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也未高出多少。南非政府会加强免费供应和选择，从而继续将生育控制放在首位。这是非洲大陆的典范，并且意味着在自己的所有问题面前，南非无须应付不受控激增的年轻人口对经济资源造成的压力。

但在某种意义上，南非一直都备受打击。该国预期寿命还不到60岁，并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国家更好。考虑到它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卓越成就，这个数字是令人惊讶的；然而，究其原因竟是艾滋病。尽管艾滋病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肆虐，但南非的情况尤其严重。南非20世纪80年代的预期寿命甚至比今天还高（尽管自那以来一直较低，目前正在回升）。一项报告显示，2013年，近30%的南非女性学生感染了艾滋病毒。用于治疗和预防完全型艾滋病的药物在不久之前还贵得多，但直到最近，阻碍其应用的也不只是成本因素。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对艾滋病采取了非主流处置方式，并质疑它与艾滋病病毒的联系。姆贝基卸任后，使用抗病毒药物的艾滋病感染人群增加了一倍以上，其效果可从缓慢增长的预期寿命中看到。这是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令人欣慰的政治遗产之一，尽管起了作用，但效果有限。据估计，南非5500 万人口中有 700 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每周都有上千人被感染。

艾滋病对邻国博茨瓦纳的影响因其规模较小而更具破坏性。从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当地的预期寿命从 60岁以上降到了50岁以下，如今，该国成年人中被感染的比例已达1/4。在全球援助的支持下，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在一个每周都举行葬礼的小村庄里，一位村民报告说：“过去，大多数人都非常沮丧；现在，他们开始振作起来展开自救。以前一些人都没法走路，现在他们可以满村子转悠。” 过去，人口浪潮常常以其自身的劲头与施行种族屠杀的独裁势力抗衡；如今，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非洲其他地区的生育率变化并不那么令人鼓舞。总体而言，避孕药具的使用虽然远高于40年前，但仍属世界最低之列。然而，一些国家在降低生育率方面仍旧取得了重大进展。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每位埃塞俄比亚女性如今生育的孩子少了近3个，但仍在4个以上。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肯尼亚的生育率降了近一半，令人震惊的是，此前该国的生育率甚至高于8，如今当地的生育率仅在4以上。与以往一样，城市化和个人抱负促进了有条件的地方使用避孕药具。正如肯尼亚郊区的一位居民所言：

我感觉生活成本上升了，我的孩子数量在我能照顾过来的范围内。如果我生了更多的孩子，以我目前的工作，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养活更多孩子，这就是我决定计划生育的原因，这样我才能照顾好我的孩子。

正是这种情绪推动着百年前的英国和 50 年之前的波多黎各生育率不断下降。

肯尼亚正在迅速证明非洲女性和其他族群的女性一样，都不会选择一直生下去，哪怕只是取得了小规模现代化益处的地方。如果女性有条件控制生育，那么，家庭规模的大小也会发生改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说，80%以上 18～24岁的肯尼亚女性都可归入受过教育之列。受过教育的女性不仅可能不想要超大的家庭规模，而且有能力防止它的出现。

相比之下，非洲其他地区在降低生育率方面进展缓慢。尼日利亚很重要，因为它到目前为止都是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它的生育率虽然下降缓慢，但仍然不比6低多少。乌干达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刚果民主共和国——得自这个庞大且无序的国家的任何数据 都还是可信的——生育率仍高于 6。

更好的消息，通常也是生育率进一步下降的前兆，即几乎所有地方的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都在改善之中。在21世纪20年代，60‰的婴儿死亡率会让人感觉耻辱，但这却是1950年时的1/3，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塞拉利昂和中非共和国的情况最为糟糕，1000 名婴儿中有94个无法存活到1周岁。我们不应为此感到自满，并且应该全力挽救生命，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婴儿死亡率表现最差劲的地方也要好过1950年的苏联。尽管预期寿命仍不满60岁，但也再次接近苏联 20 世纪中期的水平，而且比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值多出 20 年。

不出所料，鉴于生育率居高不下以及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非洲大陆依旧年轻。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龄中位数约为18岁，而且60年来几乎无变化。考虑到人口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如此局面可能让人意外，但近期的人口增长意味着年轻人口因为存活下来的婴儿增加而变得更多，而老年人口相比之下则变少了。非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还不及欧洲的一半。这可能是福，也可能是祸。大量年轻人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和暴力事件，就像中东的情况一样，但它也是一股活力，而且能推动经济增长，就像从英国、德国到俄罗斯再到中国的情况一样。由于国家众多且文化多样性丰富，非洲可能会经历好的坏的以及其他各种影响。这个大陆的年轻人口正推动一些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不断向前，从卢旺达到科特迪瓦不一而足。与此同时，非洲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具破坏性（并未被充分报道）的战争。其死伤人数未知，但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内战中死亡的人数可能在五六百万，尽管这场冲突似乎已经结束，但在本书付梓之际，局势还远未确定。

无论如何，非洲的人口暴涨在人口浪潮的故事中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如果说过去40年来全球最大的新闻故事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下个40年最大的新闻就会是非洲的人口增长。这个新闻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因为同样的因素而发生，而且自1800年以来，人口史上最大的变量就是非洲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对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而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真正意外的情况，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它们自此以后的变化趋势：寿命逐渐延长，特别是在那些寿命本就很短的地方（事实上，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没有人口寿命低于 60 岁的地方）；而生育率要么会低于更替水平，要么向这个水平靠近。具体情况也很重要，尤其在局部地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斗争的结果；拉丁裔与美国多数族群在生育率上的趋同将有助于确定拉丁裔少数民族可能达到的规模。从全球角度看，未来的变数已定。但非洲却并非如此，这里巨大且无可阻挡（无灾难影响）的人口惯性意味着，即便生育率下降很快，仍有很多年轻女性可生育孩子，而且自然死亡的老年人口也相对较少，所有这些无疑都意味着巨大的人口增长。此外，非洲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也会对地球人口峰值产生巨大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增加了5倍以上，从大约1.8亿增加到近10亿。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早年的非洲曾人口不足，这不仅因为严酷的地理条件，还因为阿拉伯数个世纪的奴隶贸易，以及时间更短但强度更大的欧洲和美洲蓄奴制度所致，这让非洲成了被剥夺之地。据估计，大西洋奴隶贸易带走的人口规模达1200 万。阿拉伯奴隶贸易带走的人口则多达1400万，尽管一些估计要低得多。人们会惊讶于1950 年非洲大陆的人口规模还远不及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而当众人意识到非洲面积是欧洲的 3 倍这个事实后则会更加震惊。到如今，非洲的人口规模已经多出欧洲约1/3，而到 2100 年，非洲人口可能已翻了两番，而到时候欧洲的人口则已锐减。至少，这是联合国的主流预测，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洲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和迁入欧洲的移民规模。

这种惊人增长的一个特殊源头是尼日利亚。如今，尼日利亚约有1.8亿人口——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世纪中期时的人口规模之和。当其1960年从英国独立时，尼日利亚的人口规模约为 4 500 万，这个数字低于其宗主国的人口规模；现在，它的人口规模已接近英国的3倍。联合国根据中等生育率水平做出的预测表明，尼日利亚到 21 世纪末的人口规模约达 8 亿。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尼日利亚的人口规模就会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占世界人口比重的0.75% 上升到 7%。

同时，尼日利亚也在快速推进城市化。拉各斯1970年的人口为150万，35年间，其人口规模已增长到2000万。但与非洲其他超大城市一样，这个超大城市的生活在一些发达国家眼中并无吸引力可言。正如一位记者所言：

浓烈、刺鼻的蓝色烟雾笼罩在拉各斯潟湖边贫民区的上空，日出日落隐约可见。紧贴锈迹斑斑的棚屋屋顶的这种人造薄雾，来自无数烟熏鱼干的手工作坊，它们推动着贫民窟的经济发展。从连接岛屿和陆地日常往返的通勤者的路桥上可以看到，这座城市引人注目的贫困在不断蔓延。

然而，农村的贫困人口仍争相到来，他们的目的是摆脱日益拥挤的农村越发惨淡而贫困的未来。很少会有人想到，曾几何时殖民地前哨在 21 世纪初的时候会让帝国首都等大都市相形见绌。拉各斯不仅是散落在非洲大陆上的超大城市的领先者，而且放在整个发展中世界也是如此；但它也只是在近期庞大的人口增长支撑下才达到这个水平的，而农村显然无法容纳如此规模的人口。

人口规模如此增长的国家如果在经济地位上不值一提，它在世界舞台上也会无足轻重。尼日利亚面临诸多挑战，但其经济肯定已经开始发展了。它是个石油大国，而这有助于其经济最初的发展，尽管从某些方面看，石油就是个诅咒，它会从社会和经济的各方面培养食利者心态并滋生腐败。在南非和尼日利亚哪个才是非洲最大经济体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些混乱之处——这取决于评估的方法、现行的汇率以及计算的具体时间。然而，尼日利亚显然至少有可能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如前所述，人口并不是命运的全部，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尼日利亚的能源和创造力是否能用于经济发展，或者其国内的腐败是否会妨碍经济发展。尼日利亚的军事预算已经很庞大，目前大部分都要用于对抗国内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该国同时也是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主要承担者。它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安全挑战和一直存在的分裂可能，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比夫拉战争差点造成的结局一样。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尼日利亚的人口会大幅增长，这肯定为它提供了扮演地区乃至全球重要角色的可能。它能否实现这一潜力将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事后看来，人口变化就像旋风一样接连席卷各地，它一开始与一般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相协调，后来则偶尔显得有些超前。以此观之，很多人都相信非洲的命运会与其他所有地方类似，而且这正好就是非洲大陆北部和南部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历史永远不可靠。尽管如此，就人口模式而言，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明显已在非洲大陆上演，多数地区的第三阶段才刚刚开始。非洲的父母和任何其他地方的父母一样都会热切地想要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存活下来，也会热衷于尽可能延长他们的生命，同时，如果有合适的物质资源，他们也会像此前其他民族的父母一样将其用于实现这些目标。随着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计划生育可能性的提升，似乎非洲女性愿意停止生养六七个孩子的大家庭，就像从智利到中国，再到越南和委内瑞拉的女性一样。但即便这一过程提速，非洲的人口增长惯性仍旧很大，这意味着人口增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会维持数十年。作为此前高生育率的产物，大量同年龄组的年轻女性会同时生下大量婴儿，哪怕每个人都比自己的母亲一代生得少。而死亡人数会相对较少，因为老年群体相对整个人口而言还是少数，寿命更长的人则越来越多。结果，在出生人数远超死亡人数的情况下，人口规模仍会持续增长，哪怕生育率会下跌。

下一步去往何方？人口未来的颜色

人口的大部分故事都会“塑造未来”，定是如此。而人口的未来可归纳为三种颜色：更多的灰色、更多的绿色和更少的白色。

我们从“更多的灰色”谈起，在出生人数更少和预期寿命更长的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社会老龄化趋势加重了。在越来越多生育率已经下跌、预期寿命已经增加的地方，我们观察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自1960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已经增加了 7 岁。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增加了 10 岁以上，整个东亚增加了16岁，韩国更是令人震惊地增加了22岁。与此同时，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找不到哪个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在过去 60 年中没有增加的。然而，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根据联合国年龄中位数的预测，到21世纪末，世界人口年龄居中的那个人（无论男女）会超过40岁，将比今天增长12岁。这意味着，1960 —2100年，处于中位的这个人的年龄会从仅仅20岁增至40岁以上。而年龄较大的破纪录者则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当地人口如今的年龄中位数为18岁，到2100年时为43岁）和叙利亚人（如今的年龄中位数仅为 20 岁，2100 年可能会接近 47岁）。而同一时期，从波兰到斯里兰卡以及日本的众多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超过 50 岁。到本世纪末，利比亚的年龄中位数预计大致与如今的日本相当。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老龄化的社会。回到伦纳德·伯恩斯坦作曲的《西区故事》，波多黎各人（是波多黎各人而不是纽约人，的确如此）的年龄中位数在它于 1957 年首秀时约为 18 岁；到 2100 年，这个数字会逼近 55 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为更具年龄代表性，如今的伯恩斯坦派们需要在音乐剧中为老人设置一个家，而非让他们混迹街头帮派之中。

这种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会如何影响世界，我们还无法以任何确定的方式加以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年龄中位数约为20岁（1960 年）的世界，完全不同于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2100年）的世界，不仅因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而且还因为单纯的老龄化带来的结果。老龄化带来的结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乐观地看，世界可能成为一个更加和平与遵纪守法的所在。正如我们所见，社会中的年轻人口与发生暴力和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非所有的年轻社会都会卷入犯罪和战争，但几乎所有老龄化社会都很平和。老年人不仅不太可能抄起武器成为罪犯；而且越是年轻人稀少的地方，他们受到的重视和社会对他们的投入也越多。与那些生了多个儿子的母亲相比，只有一个儿子的母亲不太可能鼓励自己的孩子拿起武器抵抗无论实际中还是臆想中的敌人。老龄化更严重的社会也更可能缺乏活力、创新和冒险精神。老年人口更可能保有最安全的投资、优质债券而非股票，这会影响市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随着老年单身人群需要的住处越来越多，而不断增长的家庭的这种需求却越来越少，人们的房地产需求也会改变。这些影响已经在多数发达国家中得到应验，并将在全球范围产生影响。

虽然年龄中位数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年龄状况，但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往往受到最多的关注，尤其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给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造成压力，这些国家为老年人提供了丰厚的养老金。这又通常表达为“抚养比”：适龄劳动力人口（无论怎样定义）数量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早至2050年，日本的这一数据就会接近1∶1。而西欧的这个数据尽管低于日本，但它到 2050 年的比值也将达到 2005 年的两倍。若无重大改革，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整体养老金占GDP的比重会翻一番，而老年人在健康服务方面的更大需求对发达国家也会是种财政挑战，这些国家的财政预算已然吃紧，其负债占 GDP的比重之高在很多人看来已预示着危机四伏。

“年纪更大的老年人”的数量也会急剧上升。目前，英国年龄超过 85 岁的人数有 140 万，而随着婴儿潮一代人逐渐远离老龄化前沿并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个数字在 20 年里会翻一番，30 年内会增长到目前的 3 倍。一些人会认为，“二战”以来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都带有庞氏骗局的特征；仅当每一代新生人数超过上一代时，这个机制才有效。在养老金依赖现行税收的地方，肯定多少带有这种特征，并且福利国家也不太可能在社会继续老龄化的情况下维持其现行的福利制度。然而，与此同时，随着缺乏后代养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国家的依赖也会加重。英国 2017 年的大选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社会照料”问题展开的，即究竟谁来为老年人所需的日常照料买单——这个问题在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很小比例的时候不会如此突出。然而，它只是对未来情况的预示。

在提供国家福利的发达国家里，这可能仍然是个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更为急迫。这些国家在未实现富裕之前不得不应对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发达国家无论怎样筹措资金，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年轻工人都会被吸引过来，参与护理老人的工作之中，至少这在当地移民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对于人口不断老龄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它们不能承受的奢侈支出。到 21 世纪中期，泰国的年龄中位数会达到 50 岁，而泰国尚且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提供全面的老年人护理服务的发展水平。过去，少数能够幸运活到高龄的老人通常由多个后代子女照料。当人们不再生育后代，而国家又无法弥补这种亏空时，我们就会面临一种全球性的流行病，即老年人在无人照料或被忽视的情况下死去。在这方面唯一的希望是技术进步，而不出所料，该领域的领先者是日本（当今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它一直在研发可提供基本老年护理的机器人，它们可提供陪伴甚至充当宠物。

接受即将到来的东西，世界将变得更加灰暗，也很可能变得更加绿意盎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认知背道而驰，后者表明，人类仍处于对地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人口爆炸的过程之中。毫无疑问，人口的大量增加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会对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一方面，人类已经占据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空间用于生存和耕作，现代生活方式肯定会产生大量对环境有害的物质。碳排放不仅与全球人口生活水平之间呈函数关系，而且与人口绝对规模也呈函数关系，这会促使一些环保人士提议人们组建规模更小的家庭，发达国家尤 其如此。另一方面，在限制乃至扭转这些影响方面，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技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世界人口增长的减缓——从全球的角度看，这一增速在过去 40 年中已从年均2%下降到了年均1%——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的地球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尽管世界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但到 21 世纪末的时候可能会放缓甚至接近零增长，但人类创新的速度却并非如此。尽管人类整体而言会变得更为年老，但人口总数会变多，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教育、彼此更好的关联和更多的获取信息的途径。这意味着，通过适当的资源分配和投入，每公顷作物的产量很容易就会超过世界人口的增速。这可能意味着，即使人类吃得比今天好，我们也有能力将土地还给自然，从而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更加绿色的星球上。

其他资源同样如此。如果对它们的利用效率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则其可持续性就能得到加强，比如能源效率更高的汽车，或者更好地储存和运输食物的方式等。在日本和保加利亚等人口开始减少的地方，自然界很快就会空无一人。由于非洲生育率的降速低于预期，联合国预计世界人口规模会在 21世纪末超过110亿，之后就会停止增长。然而，到那时，世界人口规模应该已经稳定下来了，其增速可能只是如今的1/10，或者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年代初的1/20。用本书前文的类比来说，人口就是一辆最初行驶缓慢的汽车，后来达到极快的速度，最近又骤然降速，乃至它很可能会在 21世纪内就停下来。

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预测出第三种颜色是“更少的白色”。人口大爆发始于盎格鲁 - 撒克逊民族，然后又蔓延至欧洲其他民族。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无论从绝对还是相对的角度看，世界白人人口都经历了极大增长。这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后果。若非如此，我们难以想象欧洲帝国主义所能扩张的规模，以及它对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然而，盎格鲁 - 撒克逊人并未在死亡率下降和持续的高生育率（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速人口增长）方面享有垄断地位，而走出欧洲的人也未做到这一点。直到最近，世界上生育率最低、年龄最老和增长最缓慢的人口都在欧洲，而且最近人口减少的趋势也始于此。然而，东北亚民族迎头赶上，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以及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欧洲。毫无疑问，其他民族也会及时跟上。如前所述，泰国女性生育的子女数量已经少于英国女性，尽管泰国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人口惯性”。

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接纳欧洲的小家庭，但人口惯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强大的势头。正如我们所见，许多经历过人口转型的文明后来又更为激烈地再次经历这一过程，而其人口增长率也较之前更高。例如，英国在20世纪某些时期的人口增速是它在19世纪从未达到过的。这意味着全球人口颜色中的白色越来越少，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这相当于“先发劣势”，那些最先经历人口转型的民族现在已成为人口增长最慢者，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开始下降。

欧洲人口的下降表现在两个层面：全球背景下的大陆层面和国际层面。我们从前者开始，到 1950 年，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已行将终结，欧洲大陆的人口规模约占世界的22%。再加上人口多数为白人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这个数据接近 29%。65 年后，欧洲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开始从 10% 往下降，而“更大范围的白人世界”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降到了15%。按照联合国中等生育率水平 的预测，这两个数据到21世纪末分别会降至6% 和 11%。欧洲很多国家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或者在缺乏移民流入的情况下人口就会减少。如果联合国的预测是正确的，那么保加利亚和摩尔多瓦将在本世纪末失去半数人口，拉脱维亚也不会相差太远。德国会损失10% 的人口，意大利则会损失 20%。

而且，这些国家本身的白色人口也在减少。到21世纪中期，“白种英国人”可能仅占其人口的 60%，尽管许多移民和带有移民血统的人都会是欧洲人。而1965年和2005年的美国白人人口比例分别为85%和67%，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会下降到50%以下。在这两个国家，“混血”因素可能都会变得比较重要，并且增长迅速。

就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当时更广泛的欧洲世界自19世纪以来便是迅速而持久的人口扩张的实验室一样，这些国家也可能在种族、民族和国家身份的层面，成为流动性大得多的世界的试验田。对于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意大利裔而言，我们并无绝对的理由将其唤作“白人”。同样，对于西班牙裔应该被称为“非白人-拉丁裔”也是如此。的确，美国的很多拉丁裔都是西班牙人和原住民的混血，但当时的西西里人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非欧洲人的血统。向来如此，区别不是绝对的。

白人相对数量下降的另一面一直都是非洲的崛起，未来仍将如此。在20世纪中期，经过几个世纪的边缘化、殖民化和奴隶制度的剥削以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1/10。到21世纪末，他们的占比可能会达到1/4。由于非洲依旧贫穷和年轻，当地人移民到欧洲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非洲大部分人口增长可以从涌入城镇和城市的人口中看出。然而，一旦达到一定的繁荣程度，向往更远的地方比从最近的超大型城市寻找经济机遇更加现实。

《人口浪潮：人口变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英] 保罗·莫兰 著, 李果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

超乎想象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以疯狂的速度发生变化，这种趋势似乎也只是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技术相关，但也与人口有关，因为二者相互依存。正如欧洲统治的世界在欧洲人口并未扩张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一样，欧洲人口的缩减也不可避免会产生全球影响。目前，大部分影响都发生在曾经是“白色”但如今多人种程度不断上升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由于数量的重要性还是由于关涉到经济权力的问题，这种趋势都必将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

然而，历史会让预测落空。百年前的伦敦人不仅会对一度几乎为英国所独享的全球面貌感到震惊，而且还会对大英帝国早已不同于以往感到惊讶。巴黎人同样惊讶地发现，阿尔及利亚的实验已经终结，压根没留下任何人口踪迹，而它自己的城市已满是北非人口。未来的人口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展开。如果没有全球流行病或大规模迁徙，我们就会知道尼日利亚或挪威到2050年时会有多少50岁的人口。然而，未来仍充满意外，背后的推手可能是科学和技术。正是技术曾两次打破旧的马尔萨斯等式：事实证明，以新的方式迁移人和物，并采用新的种植方式开辟广阔的新领土后，地球为人类提供的东西呈指数级增长；相比之下，人口增长可以通过人们的选择而成本低廉且便利地加以驯服，不必限制他们的本能。

未来的科学和技术也可能以我们目前难以想象的方式重塑人口。如果老龄化是可逆的并且人们能够生活几个世纪，全球人口会是什么样子？这又会对生育率产生何种影响？如果生育和性行为彻底分离，如果克隆人或基因编辑婴儿可以通过订购的方式“直接交易”又当如何？除了技术，还有一些更单纯的人口发展因素，如果它们继续下去，前景可能会无法预测。一方面，我们已描绘了南非朝低生育率大踏步前进的情形，这一状况可能会比预期更快蔓延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从而刺破非洲的人口泡沫。在欧洲一些国家，生育率一直都在适度提升，而这可能超出了“进度效应”的终点，人们从未设想过这一情形。如果以色列女性生育3个孩子，那么英国或美国女性没理由不这么做。这会对英国和美国造成深远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已在美国和英国发现了预期寿命可能会艰难增长的早期迹象，似乎我们应将这归咎于痴呆和丰富生活方式引起的疾病（比如糖尿病）。自 2011 年以来，英国男性的预期寿命已经下降了1岁，而女性则下降了 1.5 岁。这可能是个小的波折，也可能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再次）引导的新趋势的开端。

社会趋势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假设运气很好且时机得当，组建大家庭几乎不需要多少性行为的参与，因此，世人对性行为普遍丧失兴趣并不必然会降低生育率。但最近，在日本出现的“素食动物”——即似乎没兴趣与他人发生一段浪漫关系或性关系的年轻人——可能就是普遍的低生育率文化的组成部分。有证据表明，西方社会中的年轻人对性行为和情侣关系兴趣降低这一趋势正变得普遍。数据仍然报道的是“男人”和“女人”，但“LGBTQ”群体的崛起可能会对人口学产生重要影响，其计量方式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

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可以确定一件事：就像过去一样，人口和我们的命运会继续相互交织。只要出生和死亡、婚姻和移民仍是我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人口就仍会塑造历史的进程。 

（本文选摘自《人口浪潮：人口变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