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高露洁”大学感受博雅教育

文｜一颗菩提子

因为工作的原因，几乎年年都去美国，也走访过很多大大小小的高等院校。这次因为先生回母校的缘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科盖特大学，仍然觉得受益匪浅很有感触。

还是先来普及一下科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吧。一提到这所大学，可能大家都会联系上英文里同名的“高露洁”牙膏。学校确实是因为高露洁-棕榄公司创始人的大笔捐赠而更名。后来牙膏厂的名气越来越响，也顺便给学校做了广告。

学校始建于1819年，是一所颇有名气的文理学院。据说70年代还跟布朗大学竞争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席位。现在位列25所“新常春藤”名校之一。学校位于纽约州的汉密尔顿市，从纽约市开车大概要”跋山涉水“5个小时，经过一大片森林和绕过一个湖泊才能到达。校园风景如画，像是隐世的桃花源。我们去的时候是五月底，刚好是一年里最好的时节，湖光山色，风光旖旎。学校200年前由13个创始人揣着13美金列出13项条款祈祷了13次以后正式成立，因此13是学校的幸运数字。目前学校有大约300名教职员工和近3000名学生，学科分类也比较全面。在文理学院中的规模应该数一数二。

柳荫大道 （Willow Path)

校园里风格统一的建筑

毕业典礼时的火炬仪式

学校在亚洲最有名的校友当属何鸿毅博士（Robert Ho），他也是学校目前最主要的捐款人之一。校园内的几座主要建筑都以他的祖父何东爵士命名。何博士为人低调，以至于我先生毕业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他也是大名鼎鼎的何东家族的成员。何博士近期又捐了一千五百万美金，用于学校”心智，大脑，行为”项目(Mind, Brain, and Behavior Initiative) 的发展。该项目将涉及心理学，神经学，生物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合作和研究。

今年正值学校200周年校庆。据说大约4000名校友从世界各地赶赴母校庆祝。学校所在的小镇一夜之间人口翻了一番。很多50，60年代毕业的老校友都赶来参加校庆。我们还见到几位家里从一八几几年起，好几代人都从科尔盖特大学毕业的。

两天的校庆活动十分丰富，有校园参观，不同种类的课程，整晚的户外音乐派对，啤酒品鉴团等等。先生毕业已经12年了，一直没有机会回母校。我们到达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吃他当年最爱的中餐馆“明月”。想不到大学时不经意间选修了中文课学会了吃中餐，冥冥之中又辗转来到香港，还娶了中国太太。

校庆最高潮的当属校长的演讲。学校礼堂里座无虚席，都在等着他宣读科盖特大学第三世纪的远景规划。因为我从事高等教育发展方面的工作，所以对学校的发展特别有兴趣，一边听还一边记笔记。校长Dr. Brian Casey很有战略思维，眼光长远。他提出了四个大的发展方向，其中第一位的就是就是对学生，教师，和员工的支持。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在学术研究，学生体验，以及学校环境方面做出改善。校长认为学校做得出色的地方，要将其做得更好。虽然只有短短的45分钟时间，但学校未来的方向清晰可见。其中有一个小地方让我很受感动 -- 校长在演讲一开始逐一点名介绍他的领导班子的成员。虽然站在聚光灯下的只有校长，可这些“无名英雄”在学校发展中也是功不可没的。相信在这样一位富有领袖才华的校长的带领下，学校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在校庆期间，我好奇的询问了一众毕业生当年选择科盖特大学的原因。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奖学金是最重要的因素。而其他条件，诸如学校位置，专业设置，教师水平，深造和就业机会等等也是考量的因素。先生2007年毕业，当年只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三位印度学生。据说现在每年都有20到30位中国学生，而印度学生的人数也增长了不少。当年需要靠全额奖学金才能留学，而现在的中国学生几乎人人都能全额支付学校五万美金一年的高昂学费。

十几年以前，选择留学美国读文理学院的学生还是少数。大多数是因为丰厚的奖学金而申请。但现在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文理学院。文理学院究竟好在哪里？

在美国，文理学院专注于小规模但高质量的本科教育，传统上学生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当今的文理学院大都参照的是美国模式。文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这一名词起源于拉丁文，指的是“适合具有自由思想之人的学科”。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里，这些学科共分为“七艺”，包括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类型的教育的含义变得更加广泛，通常用于和职业及专业教育区分。虽然这类教育的范畴不断变化，但名字却沿用至今。现在很多文理学院开设的学科种类也更丰富，不仅包括传统的人文社科类，还有理科甚至工科可供选择。

文理教育在中文里又被翻译为博雅教育，让人联想起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及重在培养人文素养的教育理念。

博雅教育的特色是教育的广度和深度。而核心课程又是其精华所在。除开某些理科和工科，一般来说学生在大学前两年不需要确定专业，而是通过涉猎不同大类学科来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比如在科盖特大学，学生前两年必须先完成五门核心课程,包括：古代世界的遗产 (Legacies of the Ancient World), 摩登时代的挑战 (Challenges of Modernity), 社群和身份认同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看世界的科学观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of the World), 和全球参与(Global Engagements)。学生还必须在三大领域里选课：人类思想和表达(Human Thought and Expression)，社会关系，制度和能动因子(Social Relations, Institutions, and Agents), 和自然科学及数学(Na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这样的课程设计不光让学生的知识框架更加完整，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深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些基础课程的奠基下，科盖特大学的学生喜欢选择的专业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在美国，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家长越来越看重投资回报。很多人抱怨文理学院只有富裕阶级才能消费的起。学生们无奈的放下手中的莎士比亚名著而纷纷跑去学C++。而在国内，读书无用论在近年被炒得沸沸扬扬。大学的专业设置也不断强调与就业市场挂钩。大学教育的好坏被简化为毕业后的工作和薪酬, 失去的是对于学生品格的培养和心智的启发。

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无可厚非， 却违背了大学的精神。

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的作家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他的畅销书《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里探讨了精英教育和有意义的人生。他指出“每个人生来都有一副头脑，但只有通过内省、观察，把理智与情感结合起来，从经验中探寻意义，找到目标，才能形成独特的自我。而这个过程通常开始于大学时期，这是人生中的一段自由时光，既没有家庭负担，也没有事业上的牵绊。在这段时间，年轻人可以不无拘无束地接触他人，并向他们学习”。

而在中国，提到大学教育，就不得不提到蔡元培先生。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拓了盛况空前的学术氛围也塑造了中国近代的大学精神。除了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还认为“大学的宗旨应该是研究高深的学问”。大学不以职业教育为目的，而应该培养学生“研究真理的兴趣和致力学术的人格”。当时的工商法律科系被认为是踏入仕途的捷径，而蔡元培先生却决意撤销或者削减这些科目，反而大行其道的扩充文科。除此之外，他还提倡“文理交融，自由选科”，要求文科生要学理科，理科生也要学文科的同时，给与学生不拘于专业按兴趣学习的自由。他对于大学的理解和情怀在今天看来都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在科盖特大学的网站上写道：”学校的宗旨是培养治学严谨，能够富有理性的挑战自我和他人的思考者。我们选择那些在谦卑和自信中都能成长, 并且乐于探索全球视角的深刻而成熟的学生”。

先生当年选择了哲学和宗教学专业。像很多国际学生一样，因为害怕毕业以后在美国难找工作，他又读了个双专业的经济学。这样折中的做法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虽然他现在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却坦言当年的哲学训练对他的帮助更大，比如逻辑思维和辨证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对智慧的追求。金融市场不是简单的起起落落，低买高卖，背后错综复杂的角力需要考验眼光和运气，也需要探索和思考的勇气。

我们离开科盖特大学之前，先生的大学导师Chris Vecsey教授和他的太太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在科盖特大学，每位学生都有一位导师，提供课程和专业上的指导。先生毕业十多年，和教授断断续续保持了联系。前几年他和夫人还专程飞来印度参加我们的婚礼。Vecsey教授的研究兴趣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他儒雅，风趣，又学识渊博，和他聊天如沐春风。先生很仰慕Vecsey教授，他总能在学生发言以后，用最精准简练的语言概括并且将内容提升到新的高度。他在循循善诱中教会学生批判性的看问题，鼓励学生去追求思考的快乐。

爱因斯坦说：“在你离开学校后忘记了所学的一切以后，剩下的就是教育”。而最好的大学教育莫过于你将在大学期间遇到的良师益友。

（首发于简书@一颗菩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