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博弈：我们从哥伦比亚大学门神纸马里读到了什么？

借助图史互证，解读民俗图像的“历史物质性”，有可能为政治文化变革与生产生活发展等历史逻辑的阐释，提供一些民本的图像证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门神纸马”专藏，中文学界尚无介绍。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的演讲实录。作者会议提交论文及演讲中专门概述此一珍贵特藏，且选择民国政府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作为解读该项特藏的文化背景，意欲以民俗图像为佐证，追溯上个世纪初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遭遇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之间的紧张与平衡。

诸位前辈同仁，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我是李明洁，非常感谢李公明教授和金光耀教授主持召集这个会议，非常荣幸由李天纲老师做这场的主持。哥伦比亚大学的纸马专藏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去纽约看了四次，一直不敢写，三月，金大陆老师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好机会能向大家讨教。

安·斯旺·古德里奇（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女士是著名美国现代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教授的妻子，常被称为“傅路德夫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门神纸马专藏，1991年由傅路德夫人捐赠给哥大，中文学界至今尚无介绍。

今天的分享，想通过对这批藏品的概述，思考一个问题，即：图和史之间除了互证之外，还有没有可能存在其他的关系？我希望借助民国政府颁布的《神祠存废标准》，作为解读该项特藏的文化背景，看一下上世纪初的中国，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之间在历史转型期的紧张和平衡。今天汇报四个方面：第一，讲讲年画的历史物质性；第二，介绍一下哥大门神纸马专藏；第三，讲讲哥大的这项专藏可能的分类方法；最后讨论一下这些材料所包含的历史的民间逻辑。

年画的历史物质性

首先向大家交代的是这个讨论里面几个概念的关系。广义的年画，一般是指通过传统的木刻水印的方式制作，供春节使用的民俗美术制品，最典型的就是门神，还有以纸钱为代表的纸马。哥大的专藏里面大部分是纸马，少部分是门神。傅路德夫人将其统称为“纸神” “Paper Gods”，这是按其字面意义翻译的，大致相当于年画概念中与神灵相关的那一部分民俗或者仪式用纸品。为了方便起见，我下面都称“哥大纸神”。

门神和纸马，都属于年画的范畴，但是其实细类是有很多的。年画是一个中国美术的龙头，相当多的民俗工艺都以年画为蓝本，年画一直是民俗学界和民间美术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年画研究里面，一般是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把它当做民间美术的研究对象，讨论它的流派、产地和画上的符号；另外一种是把年画当做民俗活动的一个仪式用纸，来探讨这些纸品在民俗中如何使用，即仪式和仪轨等等。这两种研究方法把年画的使用，作为全部事实的本身，至今没有走出自身的传统，以至于年画无法成为更多领域的研究对象。

在民俗和民间美术之外很少有人研究年画，或者以年画作为一个材料。这里我非常愿意引用“历史物质性”这一概念，希望通过这个概念，把年画作为观察的对象，将它重新放回历史中，重新解读它的历史意义，去接近它被模糊了的历史性。

照理说年画制作使用的时间和地点都非常明确，应该是非常好的图史互证的材料，但是却用得不多。为什么？因为年画都是用后即弃的，一般的玩家都是有选择的收藏，只收藏品质非常好的，这样我们可用的年画资料就不够全面真实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作为历史研究的素材，需要去找那些有目的的相对完整的年画素材，我们要求它的纯度要比较高一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门神纸马专藏

哥大的门神纸马专藏，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因缘，非常碰巧成为一个很好的对象。哥大的纸神品相不好，甚至很差，不精美，也不是出自名人名店。当时傅路德夫人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和他的先生傅路德有区别，她就是一名家属，她买这批年画是1931年，把北京一家叫“人和”的纸店里面的全部纸神一次性买断了。然后她问他的中文老师，把这个老师讲解的内容记下来，就成为一本书《北京纸神：家庭崇拜一瞥》（Peking Paper Gods: a Look at Home Worship）。这样一个非常偶然的行为产生了一个效果，使得这批纸神的共时性非常高：一方面没有挑选，没有遗漏，是一次共时性的完整收集，对1931年北京民间纸神使用的完整收集，纯度非常高。

另外傅路德夫人非常尊重报告人的地方性知识，她问汉语老师、问东岳庙里的人、问家里的阿姨：这些纸怎么用？对民间崇拜相关的知识做了相对详细的记录，这样的情况下，她收集的这批门神纸马的历史情形就呈现出来了，具有了成为历史文献的可能。我们根据哥大的文献资料，经过电子化整理、修补和归档，在可见的231幅中，我经过对比选择了其中画面不重复的137款。对于这137款，又参照她的书，把它们分成了16类。我们看到这137张不同的纸马，我们看到了什么？它反映了1931年北京的民间信仰的一个真实的状态，除此以外还可以有更多的发现吗？这个时候有一个疑问出来，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神祠存废标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纸马在北京闹市区的纸马店里在卖？这不是违反禁令吗？我就把这个《标准》找出来了，也查阅了和这个标准相关的讯告等等一些相关的政府公告。

以《神祠存废标准》对哥大专藏纸马再分类

民国政府内政部1928年发布《标准》以后，对中国的神祠进行一次分类，分成先哲类、宗教类、古神类和淫祠类，我把这些纸马按照这个标准再做了一次分类。

我们在《神祠存废标准》下再对这批年画分类，会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我们看到《标准》中一共例举了11位先贤可以保留，但哥大专藏里面只有3款。宗教类哥大有25款，大部分是佛教和道教，民间的纸马的类型很多，每一种神像有很多种样式，实际上是民间把它们细化了；我们还看到《标准》比实际上哥大所见到的允许度要大；另外，回教和耶教哥大纸神里没有。古神类的哥大有36款，但是在《标准》里都是被禁止的，而且《标准》禁止的古神类神祇要多于哥大专藏实际呈现的样本。被《标准》禁止的淫祠，在哥大纸马里面却有73款。

历史的民间逻辑

在比较之后，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讨论呢？我们就想看一下民俗生态和政权、历史之间的逻辑。我想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标准》与民间崇拜之间的博弈，我们首先要说明的就是，民间的神祠和官方的神祠之间有互动的关系，比如东岳大帝是明代之后才被定为官方的神祠，就是说官方和民间存在一个互动的流动的关系，可能增减也可能变化。

我们发现哥大纸马里面137款84%都是被《标准》禁止的，那就是说明这个《标准》对于民间的祭祀的实践基本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都被禁止了。另外，我们看到《标准》在价值观的梳理层面的硬性规定，导致了《标准》执行的困境。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看相应的地方政府公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特别以浙江省为代表，纷纷上书说“我们执行非常困难，看中央政府能不能调剂一下，缓一年执行，因为我们这里从事相关行当的民众有上百万，这样一弄他们都没有工作了，社会会很不安定”之类的，而且不是一个省，一个省也不止一个地方，比如，江浙范围内就有宁波、杭州、无锡等地县纷纷上书，最后《标准》被废除了，前后算下来都不到一年的时间。

另外我们发现门神纸马成了抵御《标准》的最后的防线，1929年春节期间的上海《申报》有说，“形迹虽毁，而信仰未衰。庙堂中之偶像可除，亦能强禁人民之不供诸方寸间耶？”门神纸马是民间神圣的具体载体，老百姓不管政府怎么说，还是供奉他们自己的神。比较有意思的是，还有新闻里说，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由于1939年死亡人数太多，政府给战乱中的亡者做过新的纸马，不是传统的样子，但是仍然沿用了纸马的方式；同时，传统门神纸马照样盛行不衰。

结论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用《标准》划分哥大纸神以后，我们看到它和民间的疏离和对抗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效果。另外一个问题是，《标准》隐含着地域经济和政治的问题。因为纸神不仅关乎信仰崇拜，同时也是观念博弈的话题。《标准》反映了国民党背景下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特别是1928年定都南京之后，江浙成为南京政权实际的畿辅地位的事实。我们看到的资料，政令里面反驳的意见，大量来自江浙，北方的资料很少。这提示我们，这里面隐含的也许不是单一维度的官民关系的问题，是一个复数形态的官和民的关系的问题。这就有待我们去挖掘更多的材料进行分析。

引入《神祠存废标准》，首先使得哥大门神纸马专藏，作为1930年代的年画制品的整体性文献，可以为历史的阐释提供更多的细节。其次，在《标准》的透视下，哥大纸马的历史意义呈现了出来，区别于以艺术流派风格和木版水印技术为遴选标准的常见的年画收藏。经由走进由哥大专藏的历史物质性所关照的历史现场，政权与民间、现代与传统、传承与革命，也就不再是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在历史的真实里纠缠往复、不断解释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