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作者伊藤诗织中国行，都聊了什么？

伊藤诗织是一位日本自由记者，同时是日本首位公开长相和姓名起诉性侵的女性。四年前，她就赴美实习的签证问题与当时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局长、知名记者、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相约进餐会谈，伊藤诗织称，她在酒后失去意识并遭对方性侵。四年过去了，伊藤诗织尚未在对山口敬之的诉讼中获得她满意的结果，不过，她逐渐以一名女权主义活动人士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她的案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对“强奸罪”的严惩。

近日，伊藤诗织受中信出版社之邀，带着她以第一人称记叙的纪实作品《黑箱：日本之耻》来华与读者见面。7月19日，她参与了和《单读》副主编刘宽的一场对谈。7月20日晚，她再次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梁鸿探讨了“女性成长中的‘黑箱’”。

《黑箱》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一名负责伊藤诗织案件的检察官的原话：“性侵案发生在私密的室内，不会有第三方知情，这种情况称作‘黑箱’。”伊藤诗织在向大众打开这个私密空间的时候，也触碰到了司法系统与日本社会内部的“黑箱”。伊藤诗织说，此次中国行，她希望分享她个人在努力去面对、揭开、和打破这些“黑箱”时的个人感悟。

在北京的两场对谈，自然也无法绕开四年前的那场“性侵”，话题继而扩展到了对女性成长、性别关系以及社会结构的探讨。在性别议题热度很高的中国，两场活动都吸引了不少的听众，也包括一定比例的男性听众。

日本文化与性侵定罪之难

有许多听众都留意到，说英语的伊藤诗织和说日语的伊藤诗织相当不同。她在用英文讲述时，显得更加自信有力，而用日语讲述时，则展现出一种柔弱和顺从的气质。在《黑箱：日本之耻》一书中，伊藤诗织也提到：在拒绝对方的那个瞬间，她无法用日语说出那一句“不要”。因为在日本的文化语境下，“不要”听上去也是在取悦对方，所以她最后那个时候说的一句话是“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伊藤诗织说，在日本，对年长者尤其是年长男性，她需要说敬语。所以当她用日语说“不”时，在日本语境下，就很难分清到底是真的拒绝还是欲擒故纵。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给强奸罪定性及定案带去了难度。

日本法律对于性侵的界定是：受害者必须证明有被威胁或者遭受暴力的痕迹。也就是说，仅仅用否定词汇并不能被看做是有效的反抗，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顺从。那么，倘若法官认为受侵害一方同意了性行为，则施暴者不会被判刑。

对于如今被广泛认同的用幸存者（survivor）替代性侵受害者的语言惯例，伊藤诗织不尽满意。去年在台湾的一场活动中，她第一次在主办方的口中听见这样称呼自己，这曾使她感到不舒服：“我并没有幸存下来，我还在挣扎着。”当嘉宾刘宽（kiva）问及她究竟如何定义和看待自己时，伊藤诗织表示：“其实比起幸存者或者受害者，我更愿意做一个分享者。”

“沉默与言说需要相同的勇气”

根据BBC拍摄的纪录片《日本之耻》，有多少人支持伊藤诗织，就有相当数量的人质疑她。在日本做一名性侵议题的分享者，女性主义的推动者绝非易事，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毅力。

“我非常固执。”伊藤诗织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一直坚持着抗争。同时，作为一名自由记者，她选择了向社会和公众公开表达自己的遭遇和诉求，将自己的痛苦遭遇转化为可以被共享的公共经验。

然而，伊藤诗织也想表达，这种公开曝光的行为所需要承担的代价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的。遭遇不幸的受害者无论是选择发声，还是保持沉默；无论是忘记伤痛，回到生活的正轨，还是选择进行艰苦卓绝的维权斗争，找到最后的真相，每一个受害者的选择都是独特的，都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和尊重。“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斗争武器。我们可能无法永远战胜阴影，但我们需要学会与自己的伤痛共存。”

嘉宾刘宽（Kiva）对此总结道：“我们希望可以给那些有勇气的人和那些所谓没有勇气（公开）的人同样的鼓励。”

伊藤诗织透露，近来她的主要工作包括在非洲拍摄关于女性割礼的纪录片，当她回到日本，向中学学生讲述对于割礼的看法时，一位日本女生这样告诉她：“我觉得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割礼。”

作为女性主义者的伊藤诗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身份认同，因为在日本社会，人们对此讨论得并不多；即使在女性主义群体中，日本文化内生的森严等级也有所体现——即使在这样的团体中，也需要对年长的女性使用敬语，亦无法公开讨论平等的议题。

伊藤诗织进一步指出了女性主义在日本发展的阻碍。她说：“女性主义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流行的词汇。”“而性侵犯的土壤即是权力不对等，在这个层面而言，只能说女性主义在日本还在发展当中。”

在伊藤诗织看来，在未来要实现一个拒绝性侵的“理想社会”，媒体、教育、司法等都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例如，媒体不应要求“受害者完美”，更不应当矮化受害者；其次是教育，她特别指出要对有权力的人进行教育；最后是司法的进步。

尽管伊藤诗织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怎样教育有权者、改善司法，但公开发声的伊藤诗织，的确从侧面推动了司法的进步——由于纪录片《日本之耻》的播出适逢日本国会修改刑法，日本众议院全体通过了关于日本刑法中关于性犯罪条目的修订，其内容包括：强奸罪最低量刑标准由3年提升至5年，非亲告罪化、“强奸罪”与“强制性交等罪”等内容。

在对谈中，作家梁鸿也分享了她所关注到的中国社会的女性处境。她认为，根深蒂固的性别区隔与认知壁垒仍然存在，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的自我定位。在很多日常化的行为和无意识的语言表达之中，其实就隐藏着男权社会中的思维定式。“无论是集体的目光，他人的非议还是既成的风俗，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似乎与常识中认为的公平正义的失序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是对其生存权益最为致命的打压。”梁鸿说。

梁鸿认为，一场成功的女性解放运动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它更加重要的是使得不同的声音和个人的表达得以浮出水面。对此，伊藤诗织也表示认同。她认为，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内涵并不在于要找到实施暴力的个别男性，而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害女性发声平台。曾经难以启齿的私密经历和遭遇被讲述与倾听，迷茫、挣扎和痛苦被分享与理解，这或许是这一运动的珍贵之处。

两位嘉宾达成共识，在性别不平等的关系以及社会问题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无形的权力枷锁。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关乎性别，而是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和感受到的社会结构性问题。

伊藤诗织说，“滥用暴力，不仅仅是简单的男女问题，而是我们社会需要共同面临的话题。”面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身处弱势的群体应该如何保护自我，如何去反抗权威，甚至如何去挣脱这一既成的体制？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因人因时而异，但是每一次反思其实都蕴含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当然，推动性别平等与突破权力结构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伊藤诗织介绍，在她寻求日本媒体的帮助时，她已经感到了由于森严的等级制度所带来的极大的阻力。而这可能部分也是因为，目前日本的媒体界仍只有很少的女性决策者的缘故，“如果有更多的优秀的女性记者能够进入媒体的主流领导层，它势必会推动这一行业在权力结构关系上的转变。”

（实习生肖林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