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为何不愿参加1962年莱比锡春季展会？

1961年12月13日，柏林正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答复。急盼再三，中国贸促会展览部负责人张复生的回答终于到了：“我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并向您表示感谢。现在我要通知您，我们将不会参加1962年的莱比锡春季莱展会。请接受我诚挚的敬意。”这样的答复让德方大失所望，只能请刚刚到任的东德驻华大使约瑟夫·黑根去找中方商谈，尽最后的努力。东德人何以如此看重1962年的这场莱展？又为什么这么在乎中国的参与呢？

说服中国参加1962年莱展的重要性

莱比锡展会的历史十分悠久，是世界“众展览会之母”，对东德而言它等于一场每年都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东西方向上，有一条从巴黎开始，经法兰克福、艾尔福特，再经波兰直抵乌克兰的“国王大道”；南北方向上，有一条从德意志北部开始，穿过纽伦堡，终到意大利的“皇帝大道”，莱比锡就位于这两条大道的交叉点上。从12世纪起，莱比锡就出现了大型地方性集市，并逐渐演变为欧洲大宗贸易中心。从18世纪末开始，莱比锡集市成了西欧与东欧（特别是波兰、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枢纽，继而又在下一个世纪由商品市场转变成了展览市场：买卖双方在莱比锡凭样品就能订立合同，然后由近代的交通工具保证交货的迅速性和供应的经常性。

基于这种近800年历史的传统，战后莱展的恢复速度惊人。苏联红军在1945年7月即把相关场地交还给了市政当局，当年10月就恢复了当地商品的展览。1946年3月8日至12日，举行了战后的首次莱展，吸引了不少西欧厂商参加。东德成立前后，拥有历史传统且能吸引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商人的莱展，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东德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党）极为看重的一个政治和外交舞台。苏联对莱展也大力扶持，1950年的春季莱展是其首次在国外大规模展出自己的工业产品，犹如为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东德送上一份大礼。此后，莱展就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展示自身以及沟通东西方关系的重要舞台。

几乎与东德同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收到了参加1950年春季莱展的邀请，只是因为国内战事未熄、百废待兴而未能赴会。1951年3月，新中国首次参展便备受瞩目，累计参观人数达40多万，“拥挤的时候，要从楼下走上去，二十余级的楼梯需时七分钟”。中方的展览是按周恩来关于展品要能表现出中国“地大物博、富丽堂皇”的指示组织和布置的，主旨是“表现我国在解放后取得的辉煌进步”。图片部分以介绍中国的整体经济情况、建设情况、抗美援朝运动为主，实物部分以大豆、丝绸、茶叶等土特产为主，同时也展出少量特色工业产品（如滚珠）。1952年9月再次参展时，中国展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多，独占一馆，“为仅次于苏联的独立的综合展览馆”。

对东德政府而言，中国参加莱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体现了中国这样的大国对东德的政治支持。在1953年6月发生了靠驻德苏军出动才敉平的“六一七”事件之后，整个东德人心不稳，大批民众逃往西德。在此困难时刻，中国政府很愿意展现自己的团结精神。在1953年的秋季莱展上，中国派出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携带了超过往届的商品和图书，并让驻德大使姬鹏飞以官方身份前去参观。这样的安排是“对德国政府予以政治支持，影响很大”，“德官方对此表示满意”。展览会结束后，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总结了参加莱展的三大意义，即“对德国人民的政治支持”“扩大东西贸易”“交流和观摩技术”，进而提出：“如国内无有大困难，我国仍以每年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为好。”在此后数年里，中国人果然每年必到——直到1962年。

1953年中国参展

1961年秋，东德政府再次面临巨大的国内外压力，十分希望得到中国的外交支持。这是因为1958年底赫鲁晓夫向美、英等国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声明，要求西方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的和非军事化的”城市，由此引发“第二次柏林危机”。1960年9月至12月，西德暂时废止了与东德的贸易协定，使后者本已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1961年11月正在修建的柏林墙

而经济困难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西德“能够顺利地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诱骗劳动力”（这是东德领导人写给毛泽东的话）。1959年，有14.3万人逃往西德；1960年，有近20万人；到了1961年，仅4月一个月就有3万人。面对这种局面，东德政府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修建“反法西斯防卫墙”——即人们今天所称的“柏林墙”。柏林墙的修建固然暂时中止了“人口流失”，但也使东德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很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号召北约国家集体抵制1962年的莱展。所以，东德政府非常盼望在1962春季开幕的莱展上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尽管东德所面临的困局与1953年相似，但中国的态度却大有不同：这次我们不来了。

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缺席莱展会产生怎样的国际观感？东德政府开始有些着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商务处使尽浑身解数来为1962年莱展作宣传：在使馆杂志上写文章、登广告，给中国媒体寄送材料，还在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电影鸡尾酒会。但这些举措并未让中方改变态度。

这时德方（本文中“德方”皆指东德）开始反思是哪里出了问题。比如：是不是在前一年的展览面积问题上得罪了中方？前一年，中国同样是在德方的多次劝说之下同意参加1961年春季莱展，而且德方也多次承诺将在第五展厅为中国保留3514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但最后实际交付给中方的仅有1675平方米。于是，在得知中国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决定后，东德的莱展办公室一方面郑重许诺可以将整个五号展厅（3700平方米）都留给中国，并且声明将免除多年来一直由中方支付的场地布置费用；另一方面主动对去年削减中方展览面积表示遗憾。然而，中方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不要再提削减展览面积的事，那事情早就过去了。”几天后，德方就得到了本文开头写到的最终答复。

1961年中国在德方反复劝说下参加莱展

是经济原因还是政治原因？

1962年1月3日，黑根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声称中方决定不参加1962年莱展让德方很意外，在政治上对德方很不利，因为北约国家正在抵制莱展。曾涌泉对中国不参展的原因作了解释：“过去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没有足够的外汇去参加莱展，因此不能再派团参展。”他还说，其实1961年的莱展中方也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参加的，而且中方对敌友分得很清楚，我们不去，跟北约的抵制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国现在确有困难，“人不能落井下石”。

然而，中方所说的经济原因，并不能让德方信服。东德驻苏联大使施耐德的话最能代表德方的思路：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中国最起码也应该象征性地参展”，即像1951年参展时那样多带图片，少带实物。那一年，连山河残破的朝鲜都派代表团来了，看重的就是政治意义。中国只要能来就好，以免造成中国跟北约国家一起拒绝参展的国际观感。

在德方看来，经济困难不仅解释不了为什么不能象征性参展，而且解释不了中国对越南等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援助。东德驻华大使馆商务处的判断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现在对莱展已经没有兴趣，因为其政策越来越偏向于亚非拉国家。”

要说政治原因，就不提不提1960年6月之后已经无可掩饰的中苏分裂。不过，虽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一直跟随苏共攻击中共，但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东德政府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直接撤回援华专家。更何况，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召开后苏东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在形式上已经有所缓和，因而简单说“政治原因”过于笼统。

通过对双方档案的检视可以发现，中苏、中德之间具体影响到莱展的“政治分歧”，在于对“大跃进”，特别是对人民公社的评价。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一直对人民公社不以为然，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态度则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东德领导人们一度“对人民公社的发展，怀抱着很大兴趣”，以至于在公开讲话时“几乎是言必称中国”。这是因为在1957年之后的赶超热潮当中，他们也正在用政治动员的方式组织本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希望通过组建“农业生产合作社”，让农业向“工业化生产方式”过渡。当农业生产合作社遭到德国农民抵制时，东德领导人就想到向中国“取经”。

中国也想积极利用莱展这个平台，“反映大跃进的情况和总路线的威力”。在东德官方媒体支持下，中方的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据1959年5月陪同彭德怀访问东德的副官回忆：“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东德负责宣传的领导人席尔德万还在1959年署名出版《中国的大跃进》一书，以介绍“大跃进的秘密”。他认为，日新月异的“中国现象”将使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们“生气地将他们早已发黄的手稿扔进废纸篓里”。东德的这种态度，让已经对苏联领导人心存芥蒂的毛泽东感到有文章可做。于是他要求《人民日报》刊载东德报刊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三面红旗”的正面报道，“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

然而，随着苏联对“大跃进”的否定态度日趋明朗，东德自身的农业集体化实践以失败告终，以及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大跃进”也不成功，东德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在1960年6月的马克勒贝格展览会上，中方代表团团长称东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相当于中国的高级社，实际上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个阶段。这样的表述让已经转变想法的德方极为不满，其最高领导人乌布利希还专门作出批示：此事的要害在于“中国同志认为土地改革会经由农业生产合作社通向人民公社。对此，似有必要据实反击”。

此后中方注意到了德方态度的变化，在宣传时只讲中国“大跃进”的“伟大胜利”，不谈东德的合作社。但即便是这样德方也受不了，比如在中国将于柏林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九周年的摄影展时，德方坚持要把展览中关于人民公社的说明删改到跟东德的“政治条件相适应”的程度。当中方不愿删改时，乌布利希干脆就把此事拖了下来。

小展览会上的这一系列摩擦势必影响到莱展。中方代表团希望在莱展上大力宣传“三面红旗”，在承诺不干涉德方内政的前提下，不愿在宣传人民公社一事上退让。周恩来在回忆1961年莱展时，对来访的东德领导人说：“我们本想不去参加莱比锡博览会，你们一定要我们去，我们只好不展出农业。这种情况使我们很难处。”

到此，中国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参展的判断看上去很有道理，细化到宣传人民公社的问题后，我们似乎已经解决了本文的疑问。不过，中苏分裂和东德态度的变化就是中国拒绝参加1962年莱展的全部原因吗？如果是这样，又如何解释中国从1965年起全面恢复参加莱展的决定呢？

真相再探

首先，德方不相信中方拒绝参加莱展是因为外汇不够，是因为其并不了解中国当时需要外汇去进口粮食的急迫程度，也不能充分理解参展并不能为中国带来外汇。按常理讲，一国外汇不足时，更需要参加大规模国际博览会，以扩大国内产品的销路，赚取外汇，但当时中国参加莱展反有巨大的消耗性。从1952年第二次参加莱展开始，中方每次都要携带大量商品在当地销售。例如1952年就带来“价值80余万卢布的652种中国商品在德国国营零售公司出售”。售价之低，引得当地居民“常常在黎明时”就开始排队，还因拥挤而“打破了玻璃与门窗”，导致“当局加派警察维持秩序”。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却并未提升价格以求利润最大化，以至当地见多识广的德国人也对中国产品“质量之高，售价之廉表示惊异”。

由此可知，中方所提到的经济原因并不是一种托词。这样参展方式很可能已经给中国的外贸部门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早在“大跃进”的后果显现出来之前，中方就已经不太想继续参加莱展了。而且，中方出现困难的原因并非临时性的外汇紧张，而是由于长期将外贸视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的“互相帮助”而导致的结构性困难。当困难加剧时，中国不仅不愿再参加莱展，而且希望全面削减与东德的贸易，因为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尚无法满足，而为了完成出口义务，中国又必须限制国内需求。事实上，中国为支援东德而在外贸中付出了巨大代价，莱展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到了1964年，当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之后，中国才好在新的政治条件下恢复参加1965年的春季莱展。

其次，中国对东德不满，也源自中方觉得东德“不珍惜”中国的“帮助”。1962年前后，中国如果觉得某事在政治上确有必要（比如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则虽有经济困难亦可努力去做。但要是中国觉得对方“不识抬举”呢？早在1961年8月柏林墙开建之前，中国已经与东德在一系列外事活动中有些令中方很不满的小摩擦。东德因柏林墙开建而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时，中国政府决定顾全大局，还是派副总理贺龙去参加东德国庆以示支持。可是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由误解和巧合导致的矛盾，这样的事情在双方交好的日子里本来很容易化解，但在当时气氛下，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认为德方“表面上对我尚友好，但骨子里是冷的”，结果贺龙提前回国以表示抗议。在等待贺龙代表团返京时，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余湛怒气冲冲地质问同在机场等候室中的东德大使黑根：“东德究竟想不想要我们的支持？”在中方看来，德方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不友好的态度回应中方的友好举动。中国拒不出席1962年春季莱展的最后决定，很可能与这一系列问题有关。

直到数年之后中苏完全撕破脸，毛泽东又于1964年初提出了“豺狼当道，焉问狐狸”的策略，意在分化瓦解苏联与东欧国家：集中火力批评赫鲁晓夫，而“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这才有了中国在1964年改善与东欧各国（东德尤为重点之一）关系的种种努力，1965重新参加莱展可以看作是中国向东德释放友好信号的具体措施。

再次，双方都没有真正注意到对方国内政治对此事的决定性意义。中方总认为东德是因为要追随苏联，才不愿承认中国“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其实，即使没有苏联方面的压力，东德也不可能一直允许中国大张旗鼓地在本国宣传人民公社。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农民对农业集体化有很强的拒斥情绪，所以东德的集体化运动推行起来困难重重。不少农民对集体化的反应是一走了之——逃往西德，这本身已经是乌布利希等人十分头疼的事情了。如果中国在这里宣传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通往人民公社的一个阶段，那就势必令东德农民更加恐慌：他们可能将其视为一个受到官方默认的信号，以为自己这边也要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从而导致人心不稳，加剧外逃。

德方在思考中国拒绝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一事时，总是从中国的外贸需求和外交战略层面进行推演，很少从内政角度思考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是否参加1962年莱展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国内经济政策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但这些在德方的分析中却付之阙如。

最后，也是双方都没有提到的一点，是中国参加莱展时树立国家形象的意图。用1953年中国驻东德大使馆报告中的话说，中国参加莱展“表现了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之强大”——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因为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诞生了，到来了，所以显得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强盛。将中国的参展目的作如此阐释，有以下三个证据：

一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明确指示。无论是周恩来关于要展现中国“地大物博、富丽堂皇”的批示，还是把“表现我国在解放后取得的辉煌进步”定为参展主旨，都指向了展现新中国良好形象的诉求。

二是对展品的安排。若依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要应该出口丝绸、茶叶等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工业产品。但从1951年第一次参加莱展起，中国代表团就突出展示了滚珠和化学仪器，此后更是显著增加了工业技术类产品的比例，其主要目的恐怕不是为了促进出口贸易，而是展现新中国的工业化成就。

三是中方观察参加莱展效果的着眼点。不管是驻东德大使馆写给外交部的内部报告，还是《世界知识》公开刊载的报道，都非常注意突出西方人因莱展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的反应。这些报告和报道经常用大量篇幅描绘西方人对新中国能生产如此多的机器表示诧异，用报道中的一个小标题来概括就是：“中国馆震惊了西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西方人”并不限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而是包括了苏东国家来宾在内的所有“外国人”。相反，对于商业信息，特别是展览会上中方商务代表与西方厂商签约的情况，相关报告、报道常常只是一笔带过。

1962年中国没有到场的春季莱展

至此，不妨略作小结：1962年之前中国参加莱展盈利性甚微，反而带有巨大的消耗性。支撑这种消耗的动机，除了显示对兄弟国家的政治支持之外，主要就是树立国家形象的诉求。1961年底，中国既不满意东德的数次冷遇和前两年对中国参展报道的缩减，又在经济上确有困难，即将调整方针，对外展示中国辉煌成就的动力也有所减弱，由此中国政府作出了不参加1962年春季莱展的决定。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原题《中国未参加一九六二年莱比锡春季展览会原因探析》，作者童欣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经作者改写，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