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回忆牟复礼先生

本文选摘自《天才为何成群的来》，王汎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264页，59.00元

牟复礼先生的回忆录（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出版之后，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人郑重加以介绍。不久前终于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看到了一篇，内心相当高兴。

我并不是牟复礼先生的学生，我到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牟公已经退休，此后他每年冬天会回到普大一段时间，其他时间大多在他的故乡科罗拉多一处山谷中，所以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很少，加上我不喜欢敲门找老师，那么我们就只是偶然在走廊、停车场和系中的交谊厅相遇了。

牟先生酷嗜古典音乐，就在他每年像归鸟般开车来往于科罗拉多与普林斯顿时，有一回车子滑入一个小山坳，但牟老先生仍坚持听完某一个精彩的钢琴弹奏的段落，才下车处理这个小危机。

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空间很珍贵。有一年我到芬兰研究院参观，没想到管理阶层反复强调的管理工具就是经费与空间，而且随着研究人员每年的研究表现伸缩其空间，这不得不使我想起福柯的“权力与空间”之说了。牟先生退休之后，只能屈居在一个小房间，似乎还是与人合用。我就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回见到Jansen老师的一位老学生在他的研究室谦慎地请教着，过了没多久，Jansen退休，那位学生接了他的教席、接走了研究室，Jansen当天马上搬到地下室多人共享的研究室。

我从未进过牟先生那个小房间，但牟先生知道我正在写傅斯年，有一天突然在我信箱放了一份几十年前的小刊物，牟先生提醒我注意其中一篇很不引人注意的短文，似乎是说洪承畴的后人到李庄史语所，傅斯年表示，洪承畴的后人是不可以进史语所的。

《春秋》说“九世仇必报”，但是对研究历史记忆的我而言，这条古训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历史记忆能维持个两三代就已经不得了了。那么，傅斯年何以在近三百年后还坚持这一点，当然有非常复杂的个人价值信持及整个社会文化的背景。

我与牟先生谈话不多，能记起来的只有几回。有一次我们都在“壮思堂”（Jones Hall）。这个“壮思堂”大有来头，因为过去数学系就在这里，所以爱因斯坦也常在这活动。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John F. Nash）一开始听系主任训话，讲到冷战时期数学家应有的报国之道的那一幕，就在“壮思堂”。当我们坐候演讲者到来时，一位老同学问我，应该先熟读一手史料，还是先熟悉二手研究？我不假思索觉得应先沉浸在一手史料中。不意五六尺外的牟老先生听到了，马上表示不同意见。他大概是说如果不先熟二手史料，则一手史料的意义将会不清楚。

牟复礼

在我毕业回到台湾之后，牟先生居然给我写过几次信。由于我的疏懒，未曾系统收存长者的书信，所以现在也无从稽考其内容。只依稀记得有一两封信询及史语所老辈在1949年前后的思想状态。如果我记得不错，有一封问到王崇武先生。王崇武是牟公在南京大学时期的老师，据说是在一次酒席间，问到谁可以指导牟复礼时，王先生因不善言辞，来不及推辞，所以就被大家指派了。牟公来信问我说有一些文章提到王崇武在1949年之前思想早已相当左倾，他想确定此事。我当时急持信函请教史语所唯一尚在的李庄老辈黄彰健先生。黄先生不敢确认此事，他只告诉我据说王从英国回来之后，与所长傅斯年先生大吵一架。

牟先生貌似严肃，其实温和，而且语气中总带着鼓励。我从美国毕业重回史语所之后，有一次突然收到他的信，其中提到说，记得有一次在停车场你问我“您还在译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吗？”（牟先生英译的上册，在西方许多人奉为治学津梁）信上接着说，“正因为你关心，所以我还在作这件事”。

我从普大毕业之后，有十年之久不曾重履校园，更不用说去科罗拉多拜访老先生了，但每次想到他在科罗拉多一个不知名山谷中的孤灯下，就勾起小时候对美国西部民谣的回忆。现在回想起来，我与牟先生只通过一次电话。2003年我正负责史语所的所务，每年要开一次会推荐“傅斯年讲座”，在那一次会议中大家很快就想到牟先生，以牟公在西方汉学界崇高的地位，这个荣誉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承全体委员之命打了生平第一个电话到科罗拉多。牟先生很高兴地表示感谢，但又委婉地表示“体中不佳”（当时似患重感冒）。牟先生并未明白拒绝，但我已听出他委实不能前来的意思。

牟先生故逝之后，台湾的普林斯顿校友还在中研院开了一个简单隆重的追悼会。如今牟公已故逝十年，我常望着他晚年的巨著兴叹。这样一本耗尽牟公晚年力量完成的巨著，竟然因为篇幅太大而无缘成为西方近世中国历史最风行的读本，实在太可惜了。在牟公故去之后，牟夫人及他的故人也曾想将牟公的藏书送给史语所，我曾表示竭诚欢迎之意，后来考虑到这一批书对中研院用处较小，对美国大学则意义甚大，所以终究留在美国，未像杜希德先生的文库，在南港与我们晨昏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