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欠中美洲的债：特朗普为什么应该接收中美洲难民

【编者按】：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抵达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第三国移民不能申请在美避难，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中美洲移民将失去在美墨边境申请避难的资格。特朗普政府糟糕的移民记录又加上了浓重一笔，此时值得回顾《雅各宾》杂志的文章《我们欠中美洲的债》（the debt we owe Central America），美国长期将中美洲变成动荡暴力的地区并产生出难民，同时对中美洲难民的污名化和野蛮政策也一直在进行。

中美洲移民滞留在美墨边境地带。

一辆移民车在缓慢驶向美国南部边境，反移民的右翼认为美国人应该感到害怕。

移民主要是徒步旅行，逃离受贫困、腐败和暴力破坏的地区。许多人正在寻求庇护。他们的人数在四千到一万之间，在到达美国之前会减少，这一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由洪都拉斯人构成，被比作洪水、入侵、甚至军队。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阻止他们进入，并已向边境部署了数千名士兵。偏执狂的右翼分子用狂野的想象力，谴责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场阴谋，由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资助，或由民主党资助，甚至是由委内瑞拉的尼古拉斯·马杜罗政府资助。

然而，对于其他观察者来说，特朗普的反应只是强调了他的政府骇人听闻的移民记录：边境的家庭分离，移民拘留中心年轻人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待遇（包括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特工强奸年轻妇女和女孩），和其他无端残忍的行为，刺激了永无止境的头条新闻，并增加了抵抗他的政策的紧迫性。公民不服从行为正在激增，少数具有国家影响力的民主党政客现在在同情活动家们要求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呼吁。

这种愤怒是健康的，如果想要移民的噩梦待遇结束，就必须继续这样做。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道德失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代表着对美国传统的戏剧性突破。中美洲一直是美国帝国的核心。导致这么多人离开的可怕情况，与美国帮助启动的暴力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足迹

美国卷入中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55年，当时在美国南部出生和长大的威廉·沃克以武力夺得尼加拉瓜总统的位子。在他执政的短暂时间内，沃克将奴隶制合法化，宣称英语为官方语言，并发起军事行动，想要征服巴拿马地峡并将其转变为以战前南方为模型的奴隶种植经济，这一军事行动最终失败。在1857年面临军事失败和驱逐出境后，沃克多次返回，直到1860年他最终被俘，被移交给洪都拉斯当局，并被一个行刑队处决。

几十年后，在波士顿成立的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对水果出口和铁路运输施加了垄断权。联合果品公司主导了中美洲种植的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的生产和出口，将较小的国内生产商挤出市场，并在这些弱小的共和国内施加有毒的政治影响。该公司通过利用中美洲和印第安黑人工人之间的种族紧张关系来阻止工会化，从而使美国消费者持续获得廉价产品。当罢工真的发生时，该公司通过争取国家粉碎工人的行动作出回应。

此外，美国企业高管贿赂当地的政治精英，提供现金以换取宽松的监管规定、微不足道的纳税义务以及慷慨的土地让步。虽然该地区陷入贫困和经济不发达状态，但联合果品的规模和影响力都在增长。这种公然腐败的做法至少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记者发现该公司（当时已更名为“联合品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伊莱·布莱克（Eli Black）已向洪都拉斯总统支付了250万美元贿赂的至少一半，以换取减少出口税。

联合果品所做的不仅仅是收买当地官员。它有条不紊地摧毁其政治敌人。一个例子是哈科沃·阿本斯，民主选举的危地马拉总统。1952年，阿本斯发布了土地改革计划，要求重新分配联合果品公司的休耕地，以降低该国无地农村居民的贫困率。出于对公司产权的尊重，阿本斯的计划给予联合果品公司财务补偿。

高管们感到愤怒。利用麦卡锡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他们游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推翻阿本斯政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使用对共产党政府的“推回”（rollback）策略，也借鉴了旧的外交政策传统——门罗主义，坚持认为美国有权决定其“后院”的政治结果，特别是面对欧洲干预之际。

认为苏联支持阿本斯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在政府中的存在是土生土长的、很小的，仅限于立法机构的四名成员（他们都是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当选的），以及少数非正式的总统顾问。但在狂热的反共主义梦想之下，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兄弟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他们两人曾担任联合果品公司的律师并仍然拥有公司股票——于1954年组织了军事政变。之后三十年的特点是军事统治，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展了针对原住民群体的种族灭绝运动。

不仅是危地马拉。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美洲共产主义的恐惧助长了整个地区的暴力行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摒弃了中左翼改革派，把他们视为危险的激进分子，支持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右翼军队。一旦获得权力，这些军队就会压制工会和社会运动，并经常进行选举舞弊，政变，和腐败的政府进行肮脏的讨价还价，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他们施加的暴力——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首肯——确保了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仍然是西半球最贫穷和最不平等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改革者的镇压推动了美国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激进游击运动的形成。1962年，约翰·肯尼迪在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重要讲话中宣称：“那些使和平革命不可能的人将使暴力革命不可避免。”他的“争取进步联盟”旨在支持温和的改革运动，这将削弱激进主义的吸引力。

然而，在他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年，肯尼迪政府在危地马拉批准了一场右翼政变，以阻止反共的自由主义改革派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当选。华盛顿的官员担心阿雷瓦洛太左了。危地马拉左翼合理地断定和平变革已不再可能，转向武装革命。一场小型叛乱转变为漫长而血腥的内战。

美国在冷战时期干预中美洲的黑暗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潮。里根政府在萨尔瓦多向极右翼军队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支持，并与一个不情愿的后越战国会斗争，在危地马拉做了同样的事情。里根还坚决支持与尼加拉瓜新的社会主义政府交战的右翼反对派，成为臭名昭着的违法行为。美国政策制定者用民主和国家建设的语言对这种野蛮行为加以涂抹。里根竟然称反对派——人权组织谴责他们对平民的酷刑和滥杀滥伤——“和我们的开国元勋有相同的道德 ”。

1983年在洪都拉斯，在里根与埃弗拉因·里奥斯·蒙特（Efrain Ríos Montt）会面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里根向记者保证危地马拉独裁者从有偏见的左翼记者和人权活动家那里收到了“流言蜚语 ”。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后来发现，大约有八万六千人在里奥斯·蒙特执政十七个月期间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原住民血统的平民，死于军人手中。今天，学者们要求里奥斯·蒙特为种族灭绝行为负责。2013年的法庭也是如此。

虽然美国干预的支持者以国家建设的名义证明他们行动的合法性，当战争结束并且该地区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时，资金流减少成了涓涓细流。1990年，在该国内战结束两年前，萨尔瓦多从美国获得了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约相当于2011年的6亿美元）。2014年，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逃离“北三角”（中美洲“北三角”指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三国）成为头条新闻，而萨尔瓦多只获得了2160万美元。

外国援助从那时起有所上升，但由于其中大部分都集中在通过税收优惠、自由贸易区和国内安全部队进一步军事化来促进外国投资，因此不太可能使贫困的多数人受益。

当洪都拉斯的中左翼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于2009年被推翻时，奥巴马的国务院早于大多数欧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很久就对政变政府进行了外交承认。这一决定为新政权提供了急需的合法性，新政权继续迫害进步的社会运动并严重损害该国的民主体制。洪都拉斯移民的出走，是美国支持的政权产生的暴力环境的直接产物。

奥巴马在中美洲的第二次重大失败发生在2014年，当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们抵达美国时。奥巴马政府应该公平地处理庇护申请。相反，它将成千上万的移民驱逐出境。许多人最终死去了。

特朗普政府的中美洲记录和奥巴马的一样令人不安，可能最终会变得更糟。虽然奥巴马政府在2014年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危机后，提供的适度经济发展援助未能改变驱动移民的结构性力量，但特朗普决定大幅减少此类资金（并可能直接终止它）以换取更大力度的反毒品行动，可能会加剧暴力行为。

在危地马拉，在吉米·莫拉莱斯未公开他2015年竞选活动收到的数百万美元捐款被披露之后，特朗普政府支持了莫拉莱斯政府削弱反腐败措施。危地马拉的社会运动通过大规模示威活动回应了莫拉莱斯的腐败行为，以支持受到威胁的“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CICIG）。特朗普政府或许感受到和莫拉莱斯的“志同道合”，已表示支持对“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及其减少危地马拉政治阶层腐败使命的攻击。在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的怂恿下，国会暂停了美国对“危地马拉有罪不罚问题国际委员会”的援助。

然后是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言论。他将墨西哥移民描述为“ 强奸犯”和“罪犯 ”，并经常将美国的拉美裔人与MS-13团伙（一个发源于洛杉矶的犯罪帮派）混为一谈，甚至将萨尔瓦多的移民称为“动物”。这种可恶的语言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更是危险的。它催发了美国政治中最丑陋的元素，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本土主义。特朗普放弃了过去共和党政客的狗哨，以换取对偏见和仇恨的公然呼吁，这毒害了公众话语并危及了美国社会。

特朗普的言论也淡化了中美洲问题与美国联系的程度。由美国支持的一场超军事化的毒品战争助长了暴力。支持压制民主统治的右翼领导人也是如此。

中美洲的问题不是美国影响之外的异国问题，难民不是来自遥远的外国土地的陌生人。中美洲人生活在美国的权力轨道上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他们逃离的不平等、腐败和暴力世界正是是美国精英帮助建立的世界。不理该地区今天面临的斗争，就是否定新殖民主义干预的责任。

一种不同的外交政策

中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帝国暴力的试验场，在这个地区，政策制定者和军事官员学习残酷的战术和策略，然后将其应用于世界其他地方。

但是，中美洲不是没有可能成为更加人性化、民主的外交政策的起源点。伴随美国帝国项目而不断膨胀的国防预算，削弱了我们在国内建立一个体面社会的能力。同样的项目所产生的暴力削弱了我们的兄弟共和国在南方和世界各地做同样事情的能力。

反帝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一个简单的原则：不要伤害。当中美洲的改革运动出现，以创造更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时，华盛顿不应挡路。当难民到达寻求庇护时，美国应该让他们进入。如果政治暴力再次爆发，就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不应该支持军事和右翼精英。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使那些家庭不需要为了基本的人身安全而逃离家园，美国决策者不能将美国与外界隔离开来。他们也不应该继续试图改造我们国界之外的世界，就像用松散的粘土，以便在国内服务于自私的政治利益。

相反，道德上的急迫性在于制定一项基于民主、自决和人权的外交政策，这种理想曾激励美洲各地的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