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生活在批发市场的80个流动家庭

从事蔬菜配送的业主胡大哥说：“每天早上6点，我开车准时抵达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门口，保安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一来，就是六点了’……睡觉都是零碎觉，下午3点睡一会儿到6:30起床，晚上忙完了1点睡觉，一般到早上4或4:30又起床了，周六和周天也不例外。”

胡大哥只是我访谈的81个流动家庭中的一位。从2013年开始，我选取了位于上海市一个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了为期5年调研。这个市场上聚集着来自全国13个省市的外来从业者大约1830人，他们在批发市场经营各类蔬菜、肉类、水果和干货等。

在与商贩们交流时，我产生了疑问：他们日以继夜工作的持久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在与他们多次深入访谈后，我发现这批流动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家庭化，而它也恰恰印证了中国人口流动趋势的阶段性转变。

历时5年，作者采访了沪上某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80个流动家庭。图为作者和部分受访者。（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作者提供）

家庭化流动因市场机遇应运而生

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是人口流动的新现象，在它之前社会流动主要是个体化的方式，很少有家庭成员的同行。1997年针对山东济南流动人口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人口流动都是非家庭的，与配偶和其他家庭成员外出流动者的比例不足8%,其中与配偶一道流入的只占3.9%，与其他家庭成员和亲戚的一道流入也只占到3.4%，当时的家庭化流动是被忽略不计的。

然而，最近十多年来，人口流动已转变为家庭化的流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在 2.3 亿总流动人口中，70%人口与配偶、子女或父母一 起流动，户均为 2.5 人，这说明中国人口流动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报告2016》），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其中，在已婚流动人口中，夫妻共同流动的比重在2011-2014年间持续上升，由2011年的85.2%升至2014年的90.9%。2016年，流动儿童数量开始超过留守儿童，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

目前，流动人口在城市留居时间有延长趋势。2019年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留居时间平均为5.7年，这是家庭化流动趋势的另一个显现。

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它的发生和实现其实有着特殊的市场机遇。

做配送和餐饮生意的陈老板说“当初学的配钥匙……对面阿姨做干货生意，她年龄大了，不想做了，子女也不想做，问我做不做？我就凑钱把店盘下来了……”；同样做肉类批发零售的肖老板说“我给上海老板打工，他不想做了，我把店盘下来了！”

在上海打拼多年后，2010年，肖老板在老家买了新房。

在农副产品的批发零售行业里，流动人口接替本地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的市场经济现象，它的出现与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相关。

上海1990年的浦东开发，与2000年中国加入WTO，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国内和区域性的市场机遇环境，不过，对这种机遇环境的认识判断，是如今回溯社会发展历程的反观结果，它并不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认识，所以，这种市场机遇的获得并不是某个人的有意设计，而是阶段性的社会机遇的个人好运气。

调研中不少流动者就是这个时候抓住了市场机遇。

从事蔬菜配送的胡老板说“1998年……收了200万的货……对方说先不要送货，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金融危机了……我亏了30万……我的表哥在七宝八号桥那边，他介绍说开了一家新的市场，我就过来了……”即便身负重债，但是抓住了市场的机遇，他们都有机会摆脱不利境遇，这位早年背债的胡老板，经营蔬菜生意每年净赚50万，还与他人合作办厂每年收入100万，还在安徽老家投资房产每年也可以收入15万，这些物质财富的积累，让他们成为了流动群体中的比较显眼的成功者。

正是这种市场机遇的获得，让部分流动者在上海滩打下基业和积累资金，从而直接带动了家庭化的人口流动。从流动者角度来看，家庭化流动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的理性计划，而是一个在某个人生时段突然加速的转变过程。

做冻品经营的小张说“1993年（接手）做粮油（生意），那一年，我哥结婚，老家办过喜酒后，我嫂子就过来了，在粮油店帮忙，第二年，哥哥跟着亲戚来的，先在机械厂上班……我父母也来了……我爱人是嫂子介绍的，也是老乡，结婚就把她接来（上海）了……我丈母娘也来了两个月了……我爱人的小哥哥也在这边，他开的加盟超市……。”他的家庭的团聚是一个庞大的家庭聚合过程，先是哥哥和父母的团聚，然后是自己的家庭的组建，家庭团聚后已是一个多核心的扩大式家庭。

家庭成员的异地团聚，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同时出现了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家庭的集体协作。这种家庭化流动带来的家庭经济协作和市场超预期回报，对家庭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给子女提供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做鸡蛋生意的曹大姐非常支持两个女儿的学习，这也充实了她辛苦劳动的意义“（劳动）不辛苦，（想起女儿）觉得幸福，我对她们学习很支持，她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凭借着市场机遇，外来小商贩积累了财富，提高了个人形象和社会地位，做肉类经营的业主肖老板说“以前在老家，穷，被人看不起，2010年回(老)家，过年回的，买了房子，还带着儿子，很风光的。”

家庭团聚和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动，而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社会流动让流动者的家人在异地齐聚，同时，家人的团聚则加强和稳固了这种流动模式。家庭化的流动之所以能加强流动，是因为家庭成员的异地重聚并不是简单的居住空间的位移，而是家庭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变化。

在流动之前，身在老家的家庭成员之间更多的是生活上互帮互助，并没有紧密的经济协作，但是，进入流入地之后，这些家庭成员基于经济活动而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合作关系，正如做餐饮和宾馆经营的陈老板说“现在是哥哥管后勤，爱人和嫂子管零售，妹妹管理饭店，妹夫管仓库物流，父母照看孩子。”

从经济活动角度来看，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的异地团聚，它并不是家庭成员能够在异地共同生活的实现，它的背后是家人在经济活动上的高度参与和分工合作。

家庭化流动的溢出效应：从商贩到企业管理者

家庭化的流动，不仅仅是隐形的经济人口数量增加，还能显性地带动就业人口的增加。因为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张，流动家庭化中的家人经济合作，已不能胜任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于是，“人手不够，请人”成为这些流动家庭解决扩大经营的基本办法。

从事蔬菜配送的胡老板说“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每天工作16个小时，爱人做后勤，女婿送货，人手还是不够，现在请了2个人，今年（2014年）再请2到3人，……”。

雇佣现象的出现，让流动者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们从自雇佣群体转向了小企业主身份。不能忽视这种身份的转变，因为在转变的过程中，这些流动者的经济活动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同步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导致了群体内部的某种分化。一些人仍保留着传统的思想而无法突破，而另一些人却转变了经济身份，成为了专业化的经理人。

小厨师出身现在已是合伙公司总经理的方总，在公司管理上坚决反对人情化的用人原则。“我不会让亲戚给我打工的，如果是个长辈，万一有个啥，你怎么和说他？说重了，他说你不尊重长辈，这没法儿管理。”但他又解释他并不是反对亲戚，而是因为管理对人素质有着不同的要求“不是我不想用亲戚，主要是他们观念上不对，他们跟你理解的不一样，如果是亲戚，又有能力，我干嘛不用呢？我也想用，可问题是，这样的人哪里去找？”

这是一种专业化管理和亲情化照顾之间的两难选择，不过，已经有多年从商经验的方总，还是优先考虑专业化管理。方总的妻子在其公司内部负责餐饮管理工作，2019年6月和7月回访调查时，她流着眼泪向我抱怨丈夫对她工作要求太高，这让她压力很大，刚工作的两三个月迅速消瘦，但她又表示能理解丈夫，毕竟要管理一个公司。

这种在经济活动中排斥家庭成员的做法，突破上面提到的家庭化经济协作吗？这是家庭化趋势的逆转吗？我们从方总的家庭成员安排来解释这一点。

方总的父母都在上海多年，帮他照顾两个子女的生活；方总的几个堂兄和堂弟也在上海，他和其中的一个堂弟是合作伙伴；方总妻子的叔叔阿姨也多数在上海，从事轮胎生意，方总和妻子家庭成员之间经常有短期的借贷往来。

方总的家庭安排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家庭关系和经济活动上有着不同的规则，这让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无形的边界，但这并不意味两者之间的对立，而是一种规则适应后的两者适应，方总经常感慨“真的感谢我的老丈人，当初（结婚）逼我买房，没想到，那是我的第一桶金！”

在他看来，经济活动除了具有家庭保障作用之外，还兼具风险投资的收益。这也说明家庭化的经济协作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它会被带入经济活动之中，但家庭关系并不能替代这种经济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家庭关系并不能同步适应，也就是说，家庭化虽然由经济活动带动，但家庭关系依然保持着它应有的功能，如日常照顾、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它依然在支持经济活动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前者却因为规模和容量的扩增则需要专业化的管理服务。

在家庭化的支持基础上，以及市场机遇的双重驱动下，他们中的少数人成为了富有创造性的企业家。在今年7月的回访调研中，方总说起他正在准备一个广场物业的新项目，他想策划一个能唤起集体记忆的文化夜市。说起这个活动，他既充满期待又信心十足，他希望2019年底这个项目就能落实，2020年就热闹营业。

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传统延续和现代变迁

在家庭化流动中，夫和妻通常都是最主要的流动主体，我们需要考察夫妻观念及其分工模式是如何与其在城市经济活动相互影响的。

2018年7月13日，上海，商贩在批发市场工作。 视觉中国 图

相比男性，流动女性失业率较高，说明该群体中传统性别分工的观念还比较普遍。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比例77.5%，低于男性的93.9%。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未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料理家务或带孩子”，占48.7%，其次为“怀孕或者哺乳”（10.6%）。这相比2015年（次要原因为“未找到工作”）呈现新的变化。

其中分性别看，男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是“没找到工作”（16.8%）和临时性停工或季节性歇业”（16.7%）；女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则是“料理家务或带孩子”（59.9%），其次为“怀孕或哺乳”（13.7%）。

男性和女性失业率分别为5.09%和5.20%，差别不大，但女性没找到或失去工作的长期失业率达3.79%，明显高于男性的2.95%。这表明女性找到长期稳定的工作相对较难。

另有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的就业水平，因而倡导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对她们的可获得性。 

通过访谈调查以观察传统的性别分工是否在流动过程中发生变化，结果发现，流动家庭中的性别关系有不同的分化，主要有三类。

第一，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在一些流动人口的家庭中，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非常明确，它不仅被男性认同，也被女性自我认同。一位江苏籍的曹女士，尽管创业经验丰富，丈夫随其流动到上海，她说“今天（调查），你本来是碰不到我的，我脚崴了，我老公让来的，本来这种出面的事儿，一般都是我老公来的……我家分的很清楚，外面的事儿，都是我老公去的。”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中，男女以家庭内外为分界线，保持着各自的活动范围，这其实是一种两性之间的合作形式。

第二，被质疑和批评的传统性别分工。两性之间的传统合作，未必能获得两者的相互承认，甚至是相互质疑和批评。一位来自安徽经营包装袋的穆女士说“（公公婆婆丈夫）他们几个人忙摊位的事儿，我带孩子，洗衣服，做饭的事儿，都是我的，也很忙的，（3岁）孩子小，离不开人……我老公还说我，在家里闲着，啥也不干，还不想洗衣服………我就气的很，他干了啥啊？其实也没啥，也就进货时装卸一下，公公婆婆还在边上帮忙他白天就守着菜摊，还能睡一觉，我在家就一个人……”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女性在客观上作出了劳动贡献，来自男性的批判和质疑并不公正，这让妻子们也开始批评男性的劳动价值。

第三，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经济活动的锻炼让女性有了更大的活动范围，也让女性具有更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一位早年来上海打工的江西范女士，刚刚离婚，她说：“我现在带两个孩子，常在外面吃，很自由啊，朋友一个电话，吃个饭，看个电影，说去就去了。以前，忙工作，还要照看家里，累的要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其观念发生改变。

调查还发现，流动者家庭中出现了性别分工界限的打破。丈夫和妻子会承担传统意义上对方所从事的活动，如丈夫会从事被认为是妻子在家里的家务活动，而妻子则会走出家庭从事被认定是丈夫从事的职业活动。一位从事宾馆生意的安徽籍方老板说“我们家，我一直是掌勺的”，说起自己妻子，“我帮她在街道里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办公室的活儿。”这种妻子惯常从事的家庭劳动却被丈夫承担着，而妻子走出家庭参与了更为多样的社会经济活动。

在一些流动者家庭中，性别分工的突破并不局限在参与了传统意义上对方的活动领域，而在于女性能够参与重大决策。安徽籍的穆姓摊主，说起经营摊位的抓阄分配时情形：“我叔叔家是我婶婶抓的，上次我叔抓的，抓的不好，一直被骂，全家人都埋怨，这次他也不敢抓了。让我婶抓，手气不错的，她抓的挺好。”在家庭成员从事的经济活动上，在重要的决策上，男性成员的决策未必都能确保最优，为了避免风险和尝试更好机会，女性成员便也获得了决策资格，这随后带来的良好收益则又加强了女性参与的合理性。

总之，这种“携家带口”的家庭化流动，比个体化的流动更具有社会经济效应。以服务业中的这批自雇佣群体来看，这种流动模式中包含着流动家庭成员之间协作方式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横向流动，也是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在异地城市的优化聚集，这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变化，前者促进经济活力、推动城市化进程，后者是家庭关系调试中两性平等的逐渐渗入，无论哪种，都有利于更加文明和谐的城市发展。

（作者薛亚利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