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评｜《伽利略》：人是宇宙最大的秘密

原创：千山

        

△黄佐临先生执导的《伽利略传》合照

40年前，黄佐临与陈颙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执导布莱希特名剧《伽利略传》，同时收获美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

一方面在当时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验”一统天下的话剧界，在布莱希特的“叙述”下出现了缝隙；

        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伽利略传》生动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剧场与“追求科学需要特别的勇敢”等台词产生深切共鸣后，华罗庚等知识分子都洒下了热泪。

        

        40年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精心打造、重新演绎这部老院长的导演代表作，其雄心可见一斑。该剧由知名剧作家、翻译家李健鸣担任剧本翻译，常年与德意志剧院合作的保加利亚导演伊凡·潘特列夫（Ivan Panteleev）担任导演。

        当或真或伪的“布莱希特”风格已经成为中国戏剧舞台的常态，潘特列夫又将如何打开这部经典名剧呢？

        潘特列夫不打算呈现一出原汁原味的布莱希特戏剧，他认为不应该把戏剧做成博物馆，戏剧应与当下真实鲜活的生命发生连接。

        这句话已经不新鲜，也时常被那些喜欢解构经典的导演拿来做幌子。

        关键是导演在当下时代里，用什么样的手段呈现经典，用什么样的观点打动观众。从本剧来看，潘特列夫似乎以一种参差对照的美学观来贯穿舞美服化的色彩与造型、剧本内容的增删、人物的设计；也似乎尝试从“人类”的制高点来解读伽利略。

        潘特列夫版《伽利略》的舞台非常洗炼抽象，舞台四周悬挂着白色的宽阔布条，与黑色的底幕、灰色的舞台地面、演员开场时身穿的灰色长袍辉映着，给人非常肃穆的感觉。

        伽利略的装扮尤其朴素，白色上衣、黑色长裤、灰白头发，完全看不出是原剧中那个贪图享受的人。舞台的颜色随着萨尔提夫人的出场开始多彩起来，这位由男演员反串的角色身着玫红色的裙子，胸前垫着夸张的假乳，头戴玫红色的花朵，一下子冲淡了开场肃穆庄严的气氛，为整部戏铺垫上戏谑的风味。

        该剧的核心意象“望远镜”由毕业于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胡艳君设计，一根巨大的，据说重达760公斤的绿色管状装置从天而降，横亘在舞台的中央，让人觉得阻滞与压抑。

        这根绿管成功地区隔了不同的舞台空间，成为配合导演大调度的通道，亦成为囚禁伽利略的监狱，兼具功能性与隐喻性。给他与全人类带来理性曙光的望远镜亦是囚禁其肉身与思想的牢笼，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绿管与舞台四周的白色布条都有监禁的意味，舞台即是一座牢狱。

        为了冲淡舞美给人的肃杀之感，导演让官员们穿着红白蓝相间的运动服、教士们穿着美式超级英雄美国队长、蝙蝠侠、蜘蛛侠的服装，红衣主教穿着类似小丑的大红袍子登场。这样一种对照，不仅贯穿在舞台服化的色彩、造型，亦贯穿在内容的增删、人物的设计之中。

        潘特列夫删减了原剧中大量历史背景、次要人物的情节、科学上的讨论、教廷内部的争议。甚至把伽利略贪吃好酒，喜欢享受的性格特点也做了虚化，而在原剧中，布莱希特将之视作伽利略最后宣告放弃自己学说、背叛自己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

        潘特列夫似乎也并没有刻意呈现伽利略本身的不同侧面，像布莱希特所希望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呈现他，将之放置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真实地呈现其人性的弱点。在本剧中社会环境与其中的反面人物常是以一种漫画脸谱式的方式呈现，以至于紧张的人物关系常被轻松的调侃一笔带过，伽利略的行为缺少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

不少观众表示疑惑，这一版《伽利略》似乎没有把伽利略的感觉表现出来。

尽管删去很多内容，但导演也增加了新的文本，比如兰波的诗、尼采的哲学等。曾说过“杀死上帝”的兰波，宣称“上帝死了”并提出“超人”学说的尼采，作为未出场的存在，与成功证明“日心说”，撼动上帝中心论与整个基督教体制的伽利略辉映互文，成为伽利略未在剧中呈现的内心的延展，或许也是导演想通过该剧承载的意义。

“在容光焕发的人面前，空间不会再有秘密，人是一棵树，是风，是云彩，是树上的影子，是解脱和爱，是所有神的天空和人间大地，鲜活力量的真正意义。”

        开场，演员们身披灰色的斗篷，齐声朗诵着兰波的诗句。的确，面对人，宇宙不再有秘密，而人，却是宇宙最大的秘密。从“人”的角度看待伽利略，有智慧有弱点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从“超人”的角度理解伽利略，他重建新的价值体系，最能体现生命意志，导演由此给予了伽利略最大的宽容与尊敬。

        不顾鼠疫对生命的威胁毅然坚持科学研究可谓是伽利略人生中的高光部分，导演也将本剧最高光的部分给予了“鼠疫”一场，并且通过小人物萨尔提夫人的形象来烘托伽利略。银色的光照着漆黑的舞台，天空洒下了纸片，在银光映照下，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怆之感油然而生。萨尔提夫人为了照顾伽利略，赶回来给他做饭，自己却染上鼠疫。为了不把疾病传染给伽利略与邻居们，她见人绕道行走，孤寂地在教堂里等死。

        舞台上，萨尔提夫人盘腿坐在地上，脑袋无力地耷拉着。“鬼魅”们穿着灰袍，口里集体吟诵着17世纪欧洲鼠疫的原始记录，呼喊着“及时行乐”的口号，在其身后恣意戏弄着她。在她身后，巨大的“望远镜”上，伽利略站立着，他也一起经历着鼠疫，思考着生命的意义与人类的力量。

        迫于教会的淫威，宣布放弃“日心说”被认为是伽利略人生中最大的污点。剧中，他的学生安德烈亚认为他必然为真理慷慨赴死，在绿管上用白漆写下“不知道真相的人是笨蛋而知道真相却把真相说成谎言就是罪人”，伽利略宣布放弃学说的消息让他的信仰崩溃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付出、母亲鼠疫期间差点送命都顷刻间丧失了意义。

        然而，导演却并没有让伽利略有羞愧的意味，伽利略从监狱回来，看到安德烈亚写下的大字，立即用衣服擦去了绿管上的大字，并昂然宣称“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对于一个只是将天文学研究与其他享乐一样当作生理需要，并未想过当英雄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最后一场，很多年后安德烈亚去拜访伽利略，发现伽利略一直在装病，他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告诉学生自己已写完了《对话》，让安德烈亚惊呼伽利略“在敌人面前把真理藏起来，在伦理方面走在我们前头一百年”，似乎为伽利略放弃自己的学说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原剧中伽利略之后一大段话其实是对安德烈亚的反驳，并对自己背叛职业进行反思与批判：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学，而更在于社会的意义，否则就会成为思想的侏儒，成为被利用的工具。

然而，扮演伽里略的演员仍然慷慨激昂地朗诵台词，似乎没有反思之意。

观众的注意力仍旧停留在安德烈亚为伽利略找到的辩解理由之上，很难感受到伽利略多年后对科学深刻而清醒的认识，以及对自己行为的批判。

        不知这是否是导演的用意？

或许导演更在意的是伽利略身上那种忍受痛苦的折磨，又能在痛苦中崛起的“超人”意志？

应该说，潘特列夫导演在文本的诠释、美学风格的建构上都有着自己的想法，部分场景也的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知为何，我似乎更为怀想40年前华罗庚离开剧场时留下的眼泪。

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科学，更在于社会。

“追求科学需要特别的勇敢”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台词，诚如布莱希特所说的“人们不能期望，对伽利略只是赞美或只是谴责”。

        我们不能责怪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离我们远了，而是，我们是否有在当下打开经典剧本并且打动人心的能力。

        摄影：尹雪峰

【本文刊登于2019年《上海戏剧》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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