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昕 | 我的祖父陆宗达（上）

编者按：本文系陆昕先生于1991年所作，后收入《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今年是章太炎师诞辰150周年，而陆宗达先生生前著作《<说文解字>同源字新证》历经35载终得影印出版，实乃训诂学界一件美事。特此刊载这篇旧文，表达我们的一份缅怀与敬意。

我的祖父陆宗达，字颖明，又字颖民，以学问文章名于世。但他的性格气质和一生中许多曲折的经历却不大为人所知。

最喜欢数学

我家祖籍是浙江省慈溪县，但从六七代人以前开始便世居北京。祖父1905 年出生。那时我家还在经商，有一个药铺、一个帽铺、几处房产。曾祖父在邮政局做事，收入颇丰，所以家里生活是比较富裕的。祖父是独子，虽然从小娇生惯养，曾祖却非常注意让他学习，于是祖父6岁时便去一家姓杨人家的家馆附学。9岁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即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二年级。校方认为祖父的成绩突出，特准他上三年级。祖父的功课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地理课时所画的地图，曾被地理老师用作样图教学生。上到五年级时，祖父便在一位张老师的支持下，提前一年考入了国立第四中学（即今北京四中）。在四中时，祖父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有时数学老师解不出的难题，他都能解出来。因此，老师一遇到难题，总要他站出来回答，常让他到黑板前给班上同学演算示范 。

那时，中学已开设了体育课，祖父最喜欢练单双杠、棍棒和打篮球，并担任过学校篮球队队长。他也踢过足球，但第一脚就踢碎了教室的一块玻璃，校方派人找到家里要赔。打这以后，他就不敢再踢了。祖父虽爱体育，却不会骑自行车，他跟我解释说，“也练过。有一天我在前边骑，后边有个叫杨子集的同学扶着车，他看我差不多能自个儿骑了，偷偷一撒手，结果我摔个大马趴。打那儿就不练了。”顺便说一句，杨子集与祖父在中学时最要好，他不爱念书爱练棍棒，中学一毕业就去广州从军，听说后来当了蒋介石的侍卫官。解放前夕，还从南京托人带信给祖父，让他去玩。祖父没去。

热血少年

中学的第二年，五四运动爆发，祖父第二天就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时被军警逮捕，那时他还不过是 13岁的孩子。祖父回忆当时讲演的情形说，“那时我们也没什么组织，上了大街，看哪家哪户的台阶高，站上去，喊两句口号如‘打倒袁世凯！’‘打倒卖国的二十一条’，便有人围上来。然后再讲两句民族危亡，大家要起来救国的话。”祖父被捕后，被关进当时的北大三院，但当局不久就把他们这批“不更事的娃娃”释放了。祖父从这时开始，更加强烈地产生了保国保民、救亡图存的革命意识。

中学毕业后，祖父非常想报考北大数学系，但当时学理科必须参加英文考试，而祖父在四中学的是德文，于是他于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不久升入本科。那时国文系的课分为文学、语言和文献三个专业，祖父选择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当时教授文学课的有两位教授对祖父很赏识，一位是教词学的刘毓盘先生；另一位是教汉魏六朝诗的黄节先生。刘、黄二先生都认为祖父作诗填词方面很有天赋。

祖父年轻时很注意时局，对新思想、新思潮很有兴趣。入北大不久，即受同宿舍同学胡曲园、王兰生影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当时北大是党发展的一个重点，学生入党者甚多，负责人是数学系学生彭树群。那时对新党员的考验是在北京散发传单和书写标语。党内已有“左” 的倾向，甚至出现了看谁敢把标语贴到警察局门口，以表示自己不怕牺牲的幼稚做法。党员间流行两本必读刊物，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又名《资本主义的秘密》。1927年10月，彭树群被张作霖的事警逮捕杀害，党的整个组织被破坏，祖父与大多数同时入党的学生都同党失去了联系。

投师黄门

大约在1926年左右，祖父通过吴承仕（检斋）先生认识了黄季刚先生，祖父为他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一次，祖父午后3时去拜访，黄先生午睡尚未起来，祖父便在门廊下站立等候。谁想季刚先生一觉睡到将近6点。那时天色已昏，祖父仍未离去，季刚先生大为感动。从此，师生之间日渐亲密。1927年后，张作霖在京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祖父的处境也很危险。季刚先生时正应邀去东北大学授课，遂要祖父同往。于是，祖父和季刚先生同去了东北。第二年，即1928年又随季刚先生去南京，并两次在上海谒见章太炎先生，听其讲授古韵。

大学时期的陆宗达

也就是这一年（1928年），祖父从北大毕业，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任祖父留校任教。当时祖父一边开设训诂学课，一边跟罗庸先生讲汉魏诗，并兼任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在这期间，祖父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接替戴明扬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索引；一件是整理王念孙 《韵谱》与《合韵谱》遗稿。祖父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王念孙晚年分周秦古韵为22部，于是撰写了《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遗稿跋》 和《玉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摘后记》 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当时古音韵研究者的重视，并被语言学界所接受。

从1931年起，祖父先后被聘为辅仁大学、中国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女子文理学院和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

拒不事敌

抗战以后，北大南迁，祖父未能同去。他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于是到了辅仁大学。在此之前，祖父在学术界已有一定名望，日本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来北平时曾说，很想见中国两位青年学者，一位是研究训诂的陆宗达先生，一位是研究版本的赵万里先生。北平沦陷后，有位日本汉学家慕名来家拜访，祖父对他说：“我也很愿意和您交流学术，可在现在这种情形下不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 当时日本人编一部有关中国名人的辞典，向祖父要相片和履历，祖父也拒绝了。在此期间，祖父还曾遇到一件 “悬事”。那是祖父一次坐在三轮车里看一本秘密出版的宣传抗战的刊物，忽听车帘外边有日本宪兵喊站住。祖父知道是突击搜查，急中生智，掀开座位底，把刊物塞了进去。他对我说，日本宪兵不懂三轮车的构造，不知道座位底下是空的，平时放三轮车工人的修理工具和杂物，于是过了这一关。

“家馆先生”

抗战胜利后，祖父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他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暗中保护进步学生。不久，祖父的一个在北平警备司令部任职的学生请祖父去警备司令陈继承家里教他儿子念书 。祖父与地下党联系后决定答应。据祖父讲，陈继承的儿子不爱念书，爱开汽车，时常开着挂有“警备” 标志的汽车带他满城闲逛。祖父便趁机给地下党传递情报。我家有前后两个院子，院子又深又大，又有前后两个门，于是地下党选中我家为联络点，常有地下党员来来往往或住上几天。我的曾祖母是个家庭妇女，常常埋怨我祖父说：“你哪儿招来这么多人，成天三三五五地来了走，走了来！” 而且曾祖母还起了疑心，问我祖父，“这些人有男有女，怎么一进咱们南屋，就把窗帘都拉上？在里边干什么呢，还怕人看见？”

北平解放前夕，在崔月犁等同志的安排下，祖父准备到石家庄参加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但走到半路上，一个中国大学的特务学生认出了他，而当时任国民党某县县长曾答应保护祖父过境的另一个学生，又因害怕而变卦。祖父几次绕道，终未成行。不久，北平解放了。

浪漫气质

祖父是个性格浪漫，喜欢生活的人。他通晓昆曲，会吹笛子，并曾粉墨登场。他又爱访名胜古迹，游山玩水。他的好友赵元方先生（清廷大学士、军机大臣荣庆之后）曾在一篇为祝贺祖父60寿辰的寿文中写道：“缅怀相识之初……陆子……寄居什刹海萧寺，讲读之暇，时命俦侣，擫笛而歌，予亦从焉。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文物鉴定家朱家溍先生之兄）引吭长啸，声彻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少年意气，颇谓无俦……” 祖父时与赵元方、朱虞卿、马巽伯（马裕藻先生之子）、汪孟涵（汪逢春先生之子）交好，时相过从，亲密无间。罗竹风先生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听陆先生课时，陆先生不过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儿，留中分头，外边一件长袍，里边雪白的衬衣，两个白袖口翻在外边，一手夹皮包，一手夹一支纸烟，开口便讲，非常潇洒，真是翩翩少年。” 祖父说，“我年轻时，一逢下雪，绝不在家呆着。我到公园去，泡一壶茶，拿一本书，边看书边玩雪景”。祖父又喜看外国电影，那时的电影都是无声片，他最爱看的是卓别林的片子，并把卓别林念成 “贾柏林” 或 “贾派林”。有时我更正他，他反驳说，那时候就译作 “贾柏林”。

京都美食客

祖父对住、用、穿皆不讲究，唯于吃则奉行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的原则，精益求精。他曾说他从季刚先生那里得来两个本领，一个是学问，一个是 “吃”。前者是用苦功换来，后者不费力气，因为那是 “人性使然”。季刚先生一顿饭要吃四五个钟点，大小馆子，处处吃遍，一边喝酒吃菜，一边论学授业，常至夜阑方散。祖父在吃上也很有名气，北京一般的老字号饭馆，都知道他。我有时陪他去饭馆，一些老师傅见了他，都紧忙着过来招呼，殷勤备至。祖父对我说：“当年的老人们现在没剩下几个，这些师傅都是过去的 ‘小力巴儿’（即外行，不熟练），而今也顶上灶了。”

“文革”中，师大红卫兵让祖父交待他的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交待的其中一条是，20年代冬天在北京小有天饭馆花5块大洋吃鸡油烩豌豆 ，红卫兵一听就说他不老实。祖父问怎么不老实，红卫兵说：“你有5块大洋不吃红烧肉，吃青菜，你还老实吗？”

20世纪80年代初，陆宗达先生（前排左二）、周祖谟先生（前排左一）与学生们在饭店合影

终生嗜好

提起祖父的嗜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喝酒与抽烟。他曾说起，年轻时在北大与人打赌，白酒一次喝了二斤多，喝完头重脚轻，“醉醺醺把青山乱踏”。与他打赌的朋友叫了一辆洋车送他回家。家人开了门，他说了三个字：“给车钱！”然后一个毛跟斗翻到门里，躺在地上就睡着了。绍兴黄酒他一顿喝二十四小碗，德国黑啤酒讲究一口气喝一瓶，他每次喝一打。据他的学生回忆，当时有一位国民党的外交官，很能喝酒，回国后说，听说有一位陆宗达先生很能喝，我得和他比试比试。他把我祖父找去，两人比试了两天，不分上下，最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祖父年老以后，许多亲朋好友劝他戒酒，他便给劝他的人讲一个故事：有一位先生活到120岁仍很健康，几位主张戒酒的医生前去拜访，为的是证明不喝酒延年益寿 。一问，这位先生果然滴滴不沾。医生们大喜。正在这时，忽然楼上传来 “乒乒乓乓” 一阵乱响，医生们大惊，这位先生赶忙解释：“没事儿，我哥哥天天喝醉了撒酒疯！” 劝祖父戒酒的人听后只好一笑作罢。

祖父直至生命的最后，每天午饭和晚饭时，仍各喝一两白酒，并常以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为憾，说我们家的喝酒是 “一代不如一代”。

祖父大约14岁时就开始抽烟，每天一盒半，还要佐以雪茄。祖父喜欢抽 “中华”“牡丹”“上海”“双喜”等牌的香烟。“文革”中，工资没有了，只好抽 “北海”“烟斗” 等杂牌。“文革” 过去，改革开放，他开始抽进口烟。有一次他有一篇文章在香港发表，得了800元港币，拿到兑换券后，他让我去北京饭店全数买成 “三五”“云丝顿”“万宝路”“骆驼” 等外国纸烟，大过其瘾。

祖父抽烟喜欢与人共享，不必说他的朋友、同事、学生、晚辈以及街坊四邻，就是我的同学去了，只要是他认识的，也总是拿着一盒好烟从里屋出来，说：“给你尝尝这个。” 并以听到对方赞叹烟好而得意。他生病住院期间，几个学生去看他。他问：“你们谁带着烟？” 正巧许嘉璐先生带着，瞧护士刚出去，给祖父点上了一支。还没抽几口，护士转眼回来了，一见屋里青烟袅袅，不禁大为光火，问祖父为何 “明知故犯”。祖父说：“不是抽，是熏一熏，熏熏。” 大家都笑了，临走时，许先生又给祖父留了两支，藏到估计护士找不到的地方以备“解馋”。两天后我去探视祖父，祖父埋怨说：“这个许嘉璐，留烟不给我留火柴，我还是没法儿抽！”

祖父有趣的事是很多的，记得他把“百货” 常念作“薄荷”，把沙发叫作“梭发”。我和祖母取笑他，说，到“薄荷大楼买梭发”。他反驳说，“百” 的字音就念“薄 bo）”是我们把字音念白了；“沙发” 的英文即念“梭发”。祖母的名字原作 “尹棣贞”，但一般人不认识 “棣” 字，祖母几次去看病，叫号、发药的护士不认识这个字，很麻烦。祖母回来后唠叨，祖父说“你告诉护士，就是棠棣之花的那个棣。”（“棠棣之华” 是《诗经》里的一句）祖母说：“什么 ‘棠棣之华’ 呀，我都记不住，还告诉人家呢！” 祖父说：“那就改成一横吧，一横谁都认识。”打这儿以后，祖母就叫作 “尹一贞”。

1947年陆宗达与夫人尹棣贞合影

（未完待续）

语言文字学家陆宗达生前唯一未刊著作

《<说文解字>同源字新证》

珍贵手稿尘封三十五年后重磅问世

陆宗达弟子、训诂学家王宁教授倾情作序

本书为陆宗达生前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的手稿整理影印本，系完稿后35年首次公开出版。煌煌大作1200余页，《说文》十四卷字字讲解，一笔一划，无不凝聚陆老毕生学识。

在章黄学派20世纪重要的继承人中，陆宗达是继承章黄“小学”特别是《说文》学最重要的学者。《<说文解字>同源字新证》一书，综合了章太炎—黄侃—黄焯、陆宗达三代章黄学人的学术思想与方法，基本完善了《说文解字》同源字的考证。这些第一手的材料，是章黄学人研究汉语词源学独特的理论方法的实证，更是后代学人研究《说文》学和汉语词源学的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