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福泽谕吉如何带来明治新思潮

明治维新，这个词含有两个意思：狭义指1867 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德川将军奉还大政，明治新政府成立，天皇亲政，1868 年发布“五条誓文”（明治政府的基本方针），富国强兵，所以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确切地说，是改元明治一百五十年），连中国媒体也跟着纪念，大概要当作他山之石；广义指日本创立近代国家的一连串过程，至于截止于何时，废藩置县抑或立宪体制之确立，众说不一。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另一个词是福泽谕吉，我们中国人也久闻其名，广义的明治维新期间他堪称最大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业绩主要在教育和著述。代表性著作有《劝学》《文明论之概略》《福翁自传》。特别是《文明论之概略》，明确给时代提出理论性指针，对后世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屹然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经典。不过，据一位把此书翻译成现代日语的大学教授调查，他的学生里没有人读过福泽的著作。正因为是启蒙读物，而今读它不需要高度的知识和训练，但毕竟过去百余年，当时写得简明易懂，现今却变得佶屈聱牙了。明治时代的书还是满纸汉字，对于远远比日本人更坚持汉字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倒是别有亲切感，若略通古文，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和文汉读法”读出个大概。

福泽谕吉出生于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换算为新历，是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卒于一九〇一年，整个是十九世纪的人。父亲是中津藩（今大分县中津市一带）的下级藩士，驻在大阪为藩府经商，福泽就出生在大阪（古时写作大坂，传说明治政府看坂字好像是“士反”——武士造反，不吉，改作大阪）。父亲好儒学，福泽出生时他得到一本清乾隆年间的《上谕条例》，于是给儿子起名谕吉。一岁半时父亲病故，全家回到中津藩。他们说大阪话，被当作外乡人。中津藩是小藩，福泽是末子，父亲甚至想让他出家当和尚，或许有出头之日。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回忆：“每当想起此事，我都愤恨封建的门阀制度，同时又体谅先父的心事，独自流泪。为了我，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敌人。”自幼感受和经历的不平等是福泽谕吉日后极力主张平等与自由独立的内因。第一次出洋，他也留意美国人不知道总统的孙子是做什么的，这要是在日本，即使不知道“邻居是做什么的人”（芭蕉俳句），也不会不知道幕府将军的孙子。可见，出身不平等始终是郁积在福泽心头的一个情结。

福泽谕吉铜像

1853 年佩里率美国炮舰敲开了日本锁国二百年的大门，风云际会，特别是萨摩、长州两藩（萨长）的下级武士，如所谓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另一杰木户孝允出自藩医家庭），大致和福泽同代，乘机突破身份等级，投身于推翻幕府活动。伊藤博文（生于1841 年）比福泽小六岁，由于身份低，当年只能站在松下村塾门外听讲。他踊跃地火烧英国公使馆，又突然去英国留学，目睹英国的国力，惊骇得赶紧拥护开国论。如此善变，不愧为政治家。更有甚者，今年正在被日本“央视”播映大河电视剧的西乡隆盛忽官忽贼，变来变去。与勤王志士相比，福泽谕吉不是政治家，而是读书人，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十多岁时用功读汉籍，尤其爱《左传》，通读十一遍。还作为武士，练就拔刀一击术。连乡下也听说佩里的黑船（船体涂黑漆的炮舰）闯进了日本，一时间举国谈“砲术”，当家的兄长支持福泽去长崎游学，学习荷兰语，以了解“荷兰砲术”。转年到大阪进适塾，钻研“兰学”（通过荷兰语研读西方学问）。开办适塾的是日本近代医学之祖绪方洪庵，号适适斋。1858 年福泽奉藩府之命前往江户，在中津藩“驻京办事处”的兰学塾担任讲师；庆应四年的1868 年改称庆应义塾，后来发展为庆应义塾大学。

到江户翌年，游览并考察外国人居留地横滨，发现“英学”取代了兰学，荷兰话完全派不上用场，连招牌都不认得，懊丧之余，抱着字典自学英语。1860 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团，咸临号护卫，福泽充当舰长的随从赴美国西海岸，大开眼界。归国后就任职幕府“外交部”， 当了几年官。把在美国买来的广东语和英语对照的《华英通语》加上日语，刊行平生第一本书《增订华英通语》。

1862 年福泽谕吉又作为翻译，随幕府使节团出使欧洲。途经香港时目睹英国人把中国人当猫狗对待，深受冲击。一年间历访各国，痛感需要在日本普及“洋学”。归国时伊藤博文们正火烧英国公使馆，攘夷论甚嚣尘上，他建言幕府征讨长州藩。1867 年再度随团出使美国接收军舰，为时半年。三度出洋，“惊讶的同时羡慕之，难抑我日本国也实行之的野心”。福泽的能力主要是儒学教育所训练的头脑，和通过英学掌握的西方思想知识。接连出版《西洋事情》《西洋旅指南》等，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新知识，启蒙各色人等。

1867 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在遥远的东方日本，幕府被打倒。福泽谕吉认定明治新政府是“守旧的攘夷政府”，拒不出仕。可志士们并非为藩主争霸，而是要借机上位，建立一个欧美式国家，所以掌权后变脸，由攘夷转向开国，这可教福泽始料所不及，也就不改初心。他在巴黎、柏林拍照，手持一把刀，这是武士的标配，明治维新后变成了一介平民。1892 年撰写《瘠我慢之说》，说立国是出于私情，并非公心，大难当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瘠我慢”，乃武士的美德。“杀人散财是一时之祸，而维持武士美德乃万世之要”。痛斥胜海舟和榎本武扬，在诸侯争霸之际，身为幕府的重臣，却一个主和，一个投降，不能为君主尽忠，与敌人并立于新朝，升官发财。人到暮年，福泽的壮心里仍然保留着武士道精神，为幕府已走上开国之路的覆灭长叹息。不过，福泽虽然不当官，却也曾应允替政府办报，只是因牵涉政争被爽约。1882 年就此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时事新报》，妄议朝政，这样的大V 当然被警察置于监视之下。

与时俱进，福泽寻机从译介转向著述，建构自己的理论，“从根底上颠覆全国的人心”。恰好1871 年回乡，与人合写《中津市学校之记》，倡导自劳自食，一身独立。若广布世间，其益亦应扩大。此后独自写下去，1872 年出版《劝学》初编，到1876 年出版十七编，1880 年加上《合本学问之劝序》（原题如此），合为一本书出版。序中自道，此书是“读书之余暇，随时所记”。连续出版《劝学》期间，福泽又撰写《文明论之概略》，从书名上也可看出两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不同的。晚年出版《福泽全集》， 绪言中有言：以前的著译主要引进西洋新事物，同时摒弃日本陋习，说来无异于把文明一段一段地零售。到了1874、1875 年前后，世态渐定，人心渐熟，此时写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诉诸儒教流故老，也能得到赞成，岂不最妙。

《劝学》起初就是给学生写教材，而《文明论之概略》写给五十岁以上的读者。他们视力渐衰，从小习惯看粗大的版本，所以此书的版本采取古书样式，文字特大。后来出版活字版，与木版本并行于世，印数几万册，很多老先生来信予以好评。西乡隆盛也通读一过，并晓谕子弟阅读。意在启蒙，首先要明确读者对象，这两种书分别达到了著书立说的目的。《劝学》十七编总计印行七十万册，其中初编不下二十万，再加上盗版，估计有二十二万册，当时人口三千五百万，算来一百六十个国民当中就有一人读初编，古来稀有。有意思的是，后来说法变成每编印行二十万，十七编合计达三百四十万册，流布全国。不管怎么说，它无疑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本超级畅销书。畅销的前提是江户时代以来对普及教育的重视，民众的读写能力之高，所谓文明古国也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近代启蒙似乎多“概略”，少“劝学”，吃人血馒头治病的老栓小栓和阿Q 小D 祥林嫂不会读鲁迅的小说《药》。没有福泽谕吉那样的启蒙家，当然也不会有日本那样的国民。“启蒙”一语也带有上智开导下愚的封建性意思，上智作为现实主义者，自负能理性地看清现实。

“民权”论者受欧美政治制度及思想的影响，以开设国会为第一目标，宣扬国内民主主义之必要；“国权”论者深刻认识到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第一目标，鼓吹国家独立。福泽谕吉则看清两者之间的关系，统而言之。一年间专心于读书与执笔，1875 年出版《文明论之概略》。主要参考了法国史学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而且本来有深厚的汉学素养，博引儒家典籍，随手拈来史书中的事例，以助理解。所谓文明论，开宗明义，绪言中写道：乃人之精神发达的议论，其趣旨不是论一人之精神发达，而是集天下众人之精神发达于一体，论其一体的发达。故而文明论或亦可称之为众心发达论。全书共十章，前九章搭建理论体系，最后的第十章写到和外国交际之难，以及对策，为现实政治谋划进言。此后又接连撰写《分权论》《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等理论性著作。

《劝学》是以初学者为对象的文明入门书，并不是学问。主要讲两个原理，一是人的平等。平等才可能自由独立。二是国家的平等，也就是独立。平等不但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至于两者的关系，在于“一人独立而一国独立”。福泽认为东方没有的东西，有形的是数理学，无形的是独立心。《文明论之概略》也讲了两个原理，一是需要文明，即人民的智和德进步，二是国家要独立。为实现对外独立，必须国内先文明。国之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果两者出现了矛盾，则文明为先，“不可拘泥于一国独立等之小事”。原则上个人的自由独立、人以及国的平等、文明的进展，其价值超越国家，甚至先行于国家的独立。但特殊情况下，事急矣，则万不得已，也应该把国家的独立当作第一目标。

文明是相对的，逐步发展的。福泽并不是简单的西方文明崇拜者，只是当现实地议论文明开化时，才认为西方文明可说是最好的。福泽的文明有两方面意思，也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很容易采纳，而引进精神文明为难，但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称之为“一国人民的风气”。《文明论之概略》中篇幅最大的是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来”。文明的本旨在于上下同权，而日本文明的问题正在于权力不均衡。日本有政府无国民，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遍及日本，无论大小或公私，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上下关系，不存在平等相交。这是日本的国民性，似乎也是儒教社会的普遍现象。反抗者只要求均贫富，这样的社会构造就会是千古不变。

一个国家的存在是与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所以最重要的是外交，独立也是外交问题。福泽的一些论点具有普遍性，今日读来也令人认同。例如他认为，君主政治也罢，共和政体也罢，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叫什么名称，不过是人的交际之一。“果不便利，亦可改之，或无碍于事实，亦可不改之”。人的目的唯有达到文明一事，为达到文明，不可无种种之方法。随试之，随改之，经千百试验而有所进步，人的思想不可偏于一方，要绰绰有余。那么，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

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著有《读〈文明论之概略〉》，上中下三册，篇幅相当于《文明论之概略》的三倍多（本来是二十五次读书会的录音记录稿）。据他说，由于悲悲惨惨戚戚的战败，人们痛切认识到重新从头学取近代自由的必要，一直以来名声很臭的自由主义者乃至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者福泽谕吉又要被叫回到舞台上来。战败后福泽的学说时来运转，政治学者取其民主主义，经济学者取其自由主义经济，教育家取其个人的自立，女性主义者也取其妇人论，不亦乐乎。

福泽谕吉身高一米七十三，体重六十七点五公斤，在当代日本人中间也算是大汉。好酒，适塾年代常去牛锅屋痛饮。死后土葬，1977 年福泽家迁坟，掘地四米，只见贴了一层青铜的棺材里灌满地下水，他仰卧其中，变成了尸蜡。有人主张学欧洲，作为国家遗产永久地保存，但家属以及众多粉丝不想看伟人这一副模样，未加解剖，付之一炬。倘若真的给后世留下一具化作木乃伊的福泽谕吉，恐怕尊容也就不好印上万元大钞。或许因著有《帝室论》《勤王论》等，他颇受保守派敬仰，高踞日本最大的面值已有三十多年了。

（本文原题《福泽谕吉与明治维新》，摘自《日本人的画像》，李长声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