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丝绸之路与华侨华人——以非洲为例

2019-08-19 07: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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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只有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非各大陆甚至全球的互联互通结合起来,与建立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倡议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本文以非洲为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丝绸之路中非洲的作用以及华侨华人的优势,进而建议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加强与非洲国家磋商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使得双方侨民成为促进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正能量。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学界进行了各种探讨与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全球化的战略思维。只有将“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非各大陆甚至全球的互联互通结合起来,与建立在和平与发展以及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结合起来,这一倡议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本文以非洲为例,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分析丝绸之路中非洲的作用以及华侨华人的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孙敏棠的解读:丝路历史与中非相通
中非关系的历史可能远远早于我们的理解。阿塞拜疆的学者认为,“大丝绸之路“这条贯穿东西方的双向贸易桥梁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即已存在,但他们并未提及埃及。中国学者认为,中国与非洲海陆贸易通道在汉代即已存在。孙毓棠先生在1979年就提出了中国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存在着早期商贸的观点:“公元二世纪,亚、非海路交通贸易达于全盛。其末叶以后,罗马帝国与汉末、三国时代的中国双方都由于内部混乱的因素增多而渐废,印度洋上的商运逐渐落人萨珊波斯和阿比西尼亚人之手。”从那时起,中国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多条商路相互贯通。
从汉代以来,中西交通为贸易与交流计,先人开辟了多条道路。根据孙毓棠先生的研究,陆路有“北道”与“南道”两条,海路主要有三条。最早的一条陆路是所谓的“北道”从长安西行出玉门关到粟特,经安息诸城至安息与罗马边界的斯罗,通水路抵古叙利亚的安条克,经大马士革和加沙,越西奈半岛抵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这是中国至埃及的主要商路;另一条陆路是“南道”,从楼兰迤南经扞泥等地西行至莎车,逾葱岭至大月氏,再经罵宾(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南行至信度河上游,沿河南下,至今卡拉奇港口,然后可达西方和印度洋诸国。这种早期的中西交通也在世界古代史上留下可圈可点之迹。正是由于北南两条商道的开辟,丝绸之路“近百年来日益受到历史与考古学家的重视。沿路中国古代锦绣丝绸遗物不断发现,遂成为中西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史上一大篇章。”而当时世界有四个帝国并立,古代罗马、阿克苏姆(埃塞俄比亚)、波斯与中国。
丝绸之路当然也包括海上交通。孙毓棠先生指出:汉代的丝绸不仅由陆路,而且也由海路,往往是从陆路转入日益浴场地由海路运往西方。“海路以南印度、斯里兰卡为主要的中介或转运站,远达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至印度的海路早在汉武帝时已开通,通道对东方与亚历山大城的海路交通尤为重要。第一条航道是从红海北部南航环绕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北转人波斯湾至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口的航路。这条古航道存在已久,阿拉伯商人早就利用此航道与古埃及和巴比伦进行商品贸易。“两汉、三国时代中国穿过安息陆运的丝绸,很多是再循这条海路到大秦的。”第二条海道从红海北部南行,出曼德海峡,转东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向,再沿伊兰髙原南海岸而东,到信度河口或再南至印度纳巴达河口。从印度运往大秦的商品中有大量中国丝绸。“公元前二三百年,阿拉伯、印度和希腊人早已利用这条盘中相互通商。”第三条海路是从红海南航出曼德海峡,一直东航至南印度或斯里兰卡,与更东方的黄支、日南路衔接。随后,由于内乱增多,罗马与中国渐衰印度洋商运逐渐落入萨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之手。中西海上交通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是经马六甲海峡一路往西的航线。汉代以后特别是唐代以来,中国通过海路与东非海岸进行了更多的交往。
二、东部非洲的发现:宋钱与华人
从历史上看,非洲在丝绸之路特别是海上丝路上的重要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口暂且不论,位于红海西侧和东非海岸的港口是联接非洲一阿拉伯地区一亚洲的重要枢纽。非洲东海岸的诸多港口是海上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阿杜利斯(在今厄立特里亚)和阿瓦里兹(阿萨布,在今厄立特里亚)与摩加迪沙、蒙巴萨、贝拉等,有的多次出现在中国的唐宋古籍之中。二是位于西印度洋的非洲岛(国),构成了海上丝路的重要支点(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科摩罗、塞舌尔)。三是位于红海亚丁湾的海洋安全,构成了海上丝路的重要保障。四是非洲成为亚洲国家举足轻重的重要投资和贸易合作伙伴。五是在历史上特别是自近代以来,非洲成为亚洲与欧洲海上交往的重要枢纽和转运站。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宋代似乎已有华人在非洲做生意。古代著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的记载表明:中国人曾居住在桑给巴尔并与当地人进行贸易活动。他指出,曾听说一些中国人住在桑给巴尔。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或印度出现动乱时会将贸易活动转到桑给巴尔或附近岛屿。“这个岛屿(桑给巴尔岛)有许多连结在一起的建筑,岛上许多村庄也养牛。他们栽种稻谷。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商品种类繁多。中国人对于跟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从时间上推断,伊德里斯所指的这种贸易活动应该发生在宋代。美国作者李露晔在评论伊德里斯的资料时指出,“伊德里斯用阿拉伯字ishra来形容中国人与斯瓦希里人之间的关系,ishra的意思是友谊随着时间的扩展而日益密切,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同盟关系。”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瓦、马菲亚岛及桑给巴尔,确实发现了大量宋代钱币。在桑给巴尔岛还发现了多批次甚至大批的中国钱币。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现钱币12批次,共计300余枚。其中一次发现在一个特定贮藏处的宋代钱币达250枚之多。由此可见,古代居住在非洲的华人为促进中非贸易作出了贡献。
三、林毅夫的建议:“一带一路一洲”
自“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巾国与国际学者们都在探讨其起始动机、政治意图、战略布局、经济作用、沿线环境、实施方案等各方面的问题。“一带一路”究竟包括哪些国家最早提出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国家,非洲国家只有埃及被提及。然而,局势的变化促使这个倡议的涵盖面日益增多。将非洲国家包括在带一路”的框架之中,这一设计与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合作的建议直接相关。
林毅夫教授在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时曾14次访问非洲,探讨非洲发展之道,并将中国的华坚集团引进埃塞俄比亚,促进当地制鞋业的发展,从而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埃塞俄比亚的制造业通过独立自主的发展,逐渐在非洲大陆产生了良性影响。林毅夫在此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工业发展的行业对接和窗口期的理论,逐步形成“新结构经济学”。2015年1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朗润格政论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研讨会'林毅夫在会上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基础上,应该加上非洲,成为“一带一路一洲”。“这是因为,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中国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国内工资上涨,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以前类似的转移已有多次,这次的新特点在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庞大。按照工业普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员是1.24亿人,相当于当年日本的12倍。世界上能够承接这么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只有非洲。非洲有10亿人,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年轻人比例髙,工资水平较低。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非洲方面,已有华坚集团等成功案例。”
这样,“一带一路”与非洲的现实形成联系。“一带一路”倡议A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非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014年,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时提出中非产能合作的设想。2015年底,中非学者在南非孖开“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的学术研讨会,对“一带一路”为中非合作带来的新机遇给予积极评价,同时对落实这一计划的困难作了充分估计。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中国一非洲在公路、信息技术、电信等经济领域的合作架起了桥梁。同时,国内的学者对中非产能合作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2015年12月,中国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中非峰会上提出,中国政府将在三年内拿出6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中非合作,这在当时引发了各种议论。实际上,这笔钱并非单纯帮助非洲,而是一种合作,对中国的产能输出也有利。中国产能过剩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掣肘。非洲诸多国家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急需一些产业的支撑。双方加强合作是互利双赢的好事,必将促进双方的发展。
非洲领导人在峰会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非洲同样重要,非洲欢迎中国积极参与铁路、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并向非洲转移优质产能,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在一次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上表示:“非洲大陆和中国的贸易联系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明代,那时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带了庞大的船队到达了东非,而且当时他的船队到达了像蒙巴萨这样非洲的港口。从那时开始起,中非之间就进行了很好的贸易往来。从15世纪到19世纪,非洲经历了殖民的统治,在这一期间贸易就变得不那么频繁了。当时非洲的外贸主要是由那些殖民统治者来掌握的。在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延伸到非洲来,是非常受我们欢迎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能够把非洲国家凝聚起来,追求共同的战略政治和经济利益。因为这个倡议如果一旦加以落实,能够帮助实现中非之间的共同发展、繁荣。”
2017年1月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塔那那利佛与马达加斯加外长阿塔拉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中国欢迎非洲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2017年3月27日,中国领导人在与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会谈时强调:欢迎马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支持马达加斯加发挥“一带一路”连接非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同马达加斯加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在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同马方加强对接。很明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非洲诸国已经被纳人框架之中。肯尼亚蒙内铁路的建成就是最好的明证。
四、命运共同体:华侨华人的优势
2018年9月3日,中国领导人在出席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髙层对话会暨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时明确表示:非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重要参与方。中国支持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同非洲全方位对接,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髙质量发展之路。中非命运共同体顺理成章地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非洲与亚洲的经济贸易合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2011年的统计表明:美国是在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法国第二。两个亚洲国家随后,马来西亚投资额为193亿美元,中国的投资为160亿美元,印度直接投资也达到140亿美元。从2009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2014年,双方贸易额达2200亿美元。近年来,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非双方的贸易仍保持着较好状况。从2009年起,中国连续十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18年再次突破2000亿元。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非洲各类投资存量超过1000亿美元,几乎遍布非洲各国。中非关系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与非洲华侨华人的贡献分不开,致使华侨华人也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政治议题”。
非洲华侨华人总数不多,但本世纪以来增长很快。1996年,非洲的华侨华人只有13.6万人左右。笔者当时提出多方面的因素(如中国企业开拓市场、非洲具有巨大潜力、欧美国家严格限制移民等)将促使中国人走向非洲,中国人移民非洲将形成势头。2012年,非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达到110万。非洲华侨华人人数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9倍。华侨华人无疑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与他们的独特优势有着直接的关系。具体而言,他们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社会资本、网络优势和创新优势3个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是指“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这种存在对加强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起到正面推动作用。华侨华人的民间友好交往以及在当地形成的社会关系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非洲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现在非洲人看到了我们的能力。”“中国是非洲的榜样。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绩,非洲人因此对我们很佩服。我们不仅把技术带给了非洲人,而且还付出了汗水。尼日利亚有5万中国人,他们为这里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尼日利亚总统为此非常感谢中国他们通过自己的经济活动使非洲人对中国产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这尤其表现在向整个非洲以低廉、大众的价格供销日用品上。“在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可谓多种多样,有服装、香皂、洗发水、假发、钢笔、摩托车、水泵、充电器、电话、水壶、手表、眼镜、蜡烛盘、餐具、玩具等。另外,巾国商品价格仅是其他国家商品价格的1/3甚至是1/5。很快,家家都有了存货。”
第二,华侨华人的网络优势。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民间企业日益增多。根据2014年商务部发布的信息,在非中国企业的70%属于民营企业。这些非洲国家的华人都建立了相应组织,可以密切配合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国际合作,也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参与。从历次有关非洲招商会议中可以看出,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担优是不了解当地投资环境。华侨华人中蕴藏着对所在国的各种专业知识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跨国的营商环境,是参与和推动“一带_路”建设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他们为了更好地发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已经开始在非洲各国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非洲华侨周报》《津巴布韦时报》《安哥拉华人报》《莫桑比克华人报》以及一些国家的华人网如“尼日利亚华人网”均已上线,为投资非洲提供信息。由此可见,华人各社团为安全的生活环境提供了一定保障;反过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也将为华侨华人的安居和融人当地社会提供更好的条件。
第三,华侨华人的创新优势。各地华侨华人中蕴藏着巨大的创新资源,非洲也不例外。南非皇家学会会员孙博华在2000年被南非半岛理工学院聘为终身教授,成为南非历史上最年轻的工程学教授之一。孙博华因在应用力学、智能结构和微机电陀螺芯片等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在2010年当选为南非科学院(ASSAf)院士,并于同年人选为南非皇家学会会员。孙博华每年都要回国多次,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校及瑞声声学公司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合作。比勒陀利亚大学电气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院教授、南非工程院院士夏晓华同时兼任新能源系统中心主任、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级研究员。此外,还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非科学院院士、台中山大学西湾讲座教授徐洪坤以及南非福特海尔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地质学家赵金宝均为著名科学家。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新优势可以为中国和当地的经济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目前,约有100万华侨华人居住在非洲,也有不少非洲人在中国。非洲华侨华人有的是移民后裔,有的是新移民。中非贸易额的迅速増加、双方经贸合作的快速提升以及中非实现产能转移或是中非文化的交流互鉴,实有赖于双方人民的努力;反过来,中非关系的加速催生了双向移民的增加这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如何更好地保护在非洲的华侨华人以及在中国的非洲人,为他们的经商贸易提供便捷的条件,应该成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中的议题。有鉴于此,本人建议,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内加强与非洲国家磋商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使得双方侨民成为促进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正能量。
(本文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
本期责任编辑:张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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