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纪行：历史记忆、大国踪迹与草原上的新客人

在得知我要前往蒙古国之后，我的朋友们表达了程度不同的忧心，我从东一路向北再折向西横穿蒙古国的不羁路线更是加重了他们的担忧。在我眼里一次迂回略大的回家之路，在他们眼里大概是我的又一次冒险。

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蒙古国是一个遥远的近邻，尽管在东面和蒙古有着漫长的边境线，蒙古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感却非常淡薄。七年前，我骑马站在奇台县北塔山主峰，俯瞰陌生的邻国，茫茫的戈壁和草原一直延伸到视界的尽头，没有人，没有牛羊，也没有炊烟。来自北方的风吹拂在这曾经的战场上，在峻峭的岩壁上发出呜呜的回响。我问旁边借给我马的牧民：“平时能看见对面的人吗”，他吸了一口《北疆晨报》卷成的莫合烟，摇了摇头。

我就这样踏上了匈奴航空的飞机，从北京前往乌兰巴托，计划由东向北前往俄蒙边境，再由北折向西，从蒙古国的最西端回到故乡新疆。

一、红色英雄城

相比其他朋友担心我在野外遇到麻烦，熟悉蒙古国的朋友更担心我在乌兰巴托期间的活动，一个曾在乌兰巴托工作的内蒙朋友甚至告诉我，如果遇到不友好的事情，就自称是韩国人。另一个朋友半开玩笑地告诉我，如果遇到醉鬼要揍我，一定要揍回去，这样的话打完双方再喝一场，没准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我问：“如果我报警呢”，他说：“警察会再揍你一顿”。

我当然不会自称是韩国人，但我对这个城市愈发好奇了。

我出发时，北京是35度的湿热天气，当我到达时，乌兰巴托正在下雨，气温9度，舷梯上凛冽的风让我一下就明白了天气预报里说的“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是什么概念。

二、失去的文字

去酒店的路上，我非常无聊地念着路边的指示牌和招牌，这让司机非常惊讶，我向他解释说我学习过西里尔字母，我每读出一个词，他都用英语为我解释一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地区开始用西里尔字母书写蒙古文，这种字母基本能做到“怎么读就怎么写”，也解决了胡都木蒙古文（即内蒙古地区使用的传统蒙文）纵向印刷的技术难关，以及拼写喀尔喀和卫拉特方言时存在的一些问题。

蒙古语是一种书写系统和发音系统合一的拼音语言，历史上先后使用八思巴字、索永布字、托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拼写过。文字不过是语言的载体，换一种字母拼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汉语是一种书写系统和读音系统相分离的语言，这导致一些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认为蒙古国使用“俄文”、“失去了自己的文字”，这实在是个误会。因为包括传统蒙文（即胡都木字）在内的其他字母，也都和西里尔字母一样，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蒙古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内陆亚洲的游牧帝国摇篮，从这里打马走过的这个或那个大汗，除了热衷于把他已知世界里的奇珍异宝汇聚于此，也从不吝于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这样或那样的外来文化，因为对草原文明和游牧帝国来说，固步自封意味着迅速衰败和消亡。

我的思绪被酒店的旋转门折射出的闪烁的光线所打断，之后发生的事却机缘巧合的印证着我刚才的思索，我的俄语让前台的年轻姑娘面露迟疑和困惑，转为英语之后她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报之以流利而标准的英文服务。

这姑娘大概20出头，现在距离蒙古国脱离前苏联的“全方位呵护”，还不到30年。这位英语流利却不会说俄语的年轻姑娘，正是这个转型迅速的国家的一个缩影。

三、难觅的大国踪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本能地在乌兰巴托搜寻着库伦的影子，然而除了博格达汗的夏宫和一些寺庙之外，古代“中国”的痕迹在这座城市中并不好找。当我站在博格达汗的宫殿门前，用英文跟人解释牌匾上的“乐善好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感到了自己和这里的一点微弱的联系。

与之相反的是，当地人耳熟能详地告诉我，这座楼是中国人建的，这条街是中国人修的，中国人用六周完成了这个，中国人只用三个月就造好了那个。这些建筑物静静的矗立在那里，如果没人指点，我既不能把它们和周围的建筑物区分开，也没法把它们和中国联系在一起。

有人告诉我，作为清帝国在漠北的统治中心，“中国的痕迹”曾经非常多，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大国政治角力的牺牲品，它们被人为的抹除了。

政治能人为抹掉那些直观可见的“历史”，却难以将触角伸到生活最细微的角落。在蒙古国，饭店叫作“Гуаиз” ，转译为拉丁字母即Guanzi，就是汉语的“馆子”。装满肉馅的煎饼叫“Хуушуур” ，即汉语“火烧”。最直观的是“Бyyз”，任何中国人都能直接听出来这是包子。比较难以联想到的是“Баииш”，在蒙文中是饺子的意思，之所以和饺子的发音毫无相似之处，是因为来自馄饨的另一个汉语名字“扁食”。

然而这些都不过是历史的碎片，尽管蒙古国家博物馆里存放着大量精美的清代蒙古行刀（猎刀和筷子组合），但除了少数年龄很大的老人之外，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使用筷子，他们用刀叉食用包子、火烧和扁食，佐以解腻的俄式酸黄瓜，和加了冰块的可口可乐，这顿混合式的餐食，像极了这个国家颠沛的历史。

那么，前苏联的历史还存在于此吗？我对苏式建筑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的童年时代，苏式建筑不是机关就是礼堂，粗大的柱子象征着权力和威严，也镇压着我想要爬上阁楼气窗的小小愿望。乌兰巴托的苏式（俄式）民用建筑不算太多，但无一例外都破败不堪，只有俄式百叶窗上破损的繁复雕花还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住着很了不起的人物。走入其中，昏暗的空间让我熟悉的回忆一拥而上，仿佛看到十几个煤气灶在逼仄的过道上烟火人间的场景。然而蒙古人并不炒菜，过道上摆放着廉价伏特加的空瓶子告诉我，早已换了人间。

与古代中国的“痕迹”相比，北方红色帝国留在乌兰巴托的“痕迹”显然要多得多，然而就其长达70年的存在来说，又显得少之又少。与现代中国的存在感相比，更加不值一提。我看见一座被铁栅围着的的苏式小楼，低调、整洁、朴素，和其他的苏式建筑状态迥然不同，走到门口一看，果然是俄罗斯大使馆。

四、草原上的新客人

与难觅踪影的相邻大国相比，蜂拥而至的新客人表面上看起来和这个国家毫不相干。在乌兰巴托的第一个早上，我进入酒店餐厅的一刹那看到满满的一屋色泽鲜艳的冲锋衣，还惊讶于有中国的中老年旅行团来蒙古国旅游。好在东亚人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即使在完全不说话的情况下也能根据眼神、姿态和气质彼此区分，我在几秒钟之后就意识到，我是餐厅里唯一的中国人。

在之后的旅途中，我遇到的多数东亚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带着远超其他各国游客的热情，从世界上人口密度数一数二的国家来到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为稀疏的广袤大陆。

伴随着大量日韩游客出现的，是超市里铺天盖地的韩国商品和大路上穿行的日本车，以及韩剧和日本动漫。我和蒙古朋友开玩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蒙古的民族主义者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绝不可能达成共识，但一定能在对韩剧的态度上取得一致。我遇到的蒙古男性无一例外都对韩剧深恶痛绝，从侧面可以反映出韩剧在蒙古女性中的流行程度。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蒙古国只有中俄两个邻国，绝大多数日韩的货物都要通过中国的天津港输入。无论是航空还是陆路，日韩游客都必须经过中俄其中一国（绝大多数是中国）才能到达蒙古国。但地理因素丝毫没有限制日韩在蒙古国，尤其是在蒙古国民众生活层面的巨大影响力，尽管电视里每天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新闻居多，但在衣、食、住、行方面，日韩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多数人不吃辣的蒙古，酒店每天早上供应的泡菜大概是衡量韩国游客密度的一个明显的风向标。

对此蒙古国人解释道，蒙古国是一个大国博弈的舞台，无论是与南方还是北方的邻国关系过于紧密，都会引起另一方的紧张和不安，这不符合蒙古国的国家利益。蒙古国要走出博格达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摇摆不定），就必须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

这大概是蒙古国对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反思的结果。

五、宝藏之国

日本人和韩国人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蒙古国的自然风光，或是卖他们的面膜洗发水和丰田车而来。他们看中的，是蒙古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数百年来几乎处于原始状态的草原、戈壁、高山和湖泊之下，蕴藏着巨量待开发的矿产资源，其中不乏稀土和铀矿这样抢手的战略资源。蒙古国对这些宝藏的价值和意义心知肚明，在对待这些宝藏的态度上却非常纠结，政论节目中长年累月的对是否要开发这些矿产资源，如何开发，由谁开发以及要卖给谁争执不休。在发展经济的渴望和对资源被掠夺的警惕的纠结之中，带着韩剧和动漫以及一众文化产业进入蒙古国，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日本和韩国人，无疑显示出其精明的一面。

我对地表以下的宝藏所知甚少，但从目视可见的自然资源来看，确实是惊人的。

从达尔汗向北，自然景观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河流、湖泊和原始森林。草原也因为降水的丰沛，而显现出南方不太一样的样貌和色彩。尽管蒙古国的牛羊数量相较于人口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因为国土的广袤，汽车在草原上行驶很久，才能偶尔看到畜群，说明这个国家不仅牧业资源丰富，而且潜力巨大。

到达蒙古国最北部与俄罗斯交界的库苏古尔省后，这一看法得到了证实，我在库苏古尔省的省会木伦市的菜市场里购买了5公斤牛排，花费不到5万图，合下来大约20元人民币1公斤。羊肉更便宜一些，大约15-18元1公斤。

顺便说一句，蒙古的货币叫图格里克，1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380-400图格里克。一匹普通的马大约60-80万图，合人民币1500-2000元，所以在这里买马远比租马划算。最大的面值是2万图，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因为我的数学很差，图格里克的面值又太大，因此我在消费时经常拿出一把钱来让对方自己拿，事后我留意过几次，对方从来没有多拿过。

随着纬度的升高，各种灌木产的野生浆果也开始大量出现，尤以蓝莓和沙棘为多。库苏古尔省的野生蓝莓是一种北亚的高纬度品种，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呈现出近乎黑色的深紫。除了路边随处兜售的鲜果外，超市里的蓝莓果酱、沙棘汁也品种繁多，从精致的样式到时尚的包装都透露出一股浓浓的和风，拿起来仔细一看，果然是日本人的手笔。

从木伦前往蒙古国的最北端——库苏古尔湖，路程中有一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路，只是在茫茫草原上几条交织在一起的车辙，车辙两边长着嫩绿的车前草，一路蔓延到远方。这种清热解毒的中药靠人类的车轮传播自己的种子，因此而得名。草原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同行的伙伴认出其中有好几种颇为名贵的中草药。蜿蜒的河流一直流向地平线的尽头，汇入库苏古尔湖，并将之与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相连。

大排量的丰田越野车轰鸣着冲向河流的浅滩，像冲锋舟一样从一米多深的河水中破浪而行。丰田陆地巡洋舰系列和霸道系列是蒙古国最受追捧的车型，排气管在车辆上方的柴油款因为可以跋山涉水更是备受好评，粗犷豪放的外型也符合草原民族的审美，使其声誉胜过了一票豪车。这种对大型越野车近乎崇拜的追捧，在国内的新疆、西藏、东北、内蒙古也同样存在。即使在道路条件良好的城市里，人们也更青睐大型越野车，这种豪迈的情结大概是古人对于高大战马的偏好在现代社会中的投射，并不能简单的用车辆的性能来解释。

据说在鱼类产卵的季节，这样驾驶越野车冲过河流，总能压到一些倒霉的大鱼，可见河流里的鱼类密度之高。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因为同行的朋友在河流交汇处下钩没几分钟，就钓起了一条半米长的细鳞鲑，但是在上岸的最后关头，这条凶猛的冷水食肉鱼猛烈挣扎，最终脱钩而去。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向导老于次日中午从河里徒手抓上来一条硕大的江鳕鱼，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这种高山冷水鱼以肥美的肝脏著称，口感远胜人工培育的鹅肝，是制备鱼肝油的重要原料。

除了细鳞鲑和江鳕，冰冷的河水里还分布着哲罗鲑、北极茴鱼和高山锹等多种冷水鱼，湖边原始森林的参天大树下，牛肝菌、红菇、口蘑俯拾皆是，合腰粗的西伯利亚冷杉和赤松下，名贵的松茸也不难找到。野餐几乎是弄到什么吃什么。在湖边的森林深处生活着驯养驯鹿的察坦人，他们是蒙古化的通古斯人，保留着最原始纯粹的北亚萨满文化和信仰。

我们在湖边遇到了一个中国的亲子夏令营，一个目光威严的蒙古大叔看见我的小酒壶，用俄语问“伏特加？”，我用俄语回答“是”，于是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曾是蒙古国军队特种部队的教官，年轻时曾在苏联军队受训，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他看到我送给老于的大马士革钢契卡刀（一种苏联军队使用的格斗匕首）就更兴奋了，兴致勃勃拿着这把刀演示克格勃的近身格斗技巧。他是来保护孩子们在野外安全，并教授他们户外生存知识的。

我遇到的40岁以上的蒙古国人，很多都会说不同程度的俄语，有些还非常流利。但绝大多数30岁以下年轻人都以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掌握程度非常高。这印证了我之前提到的草原民族善于接纳和学习，应时应势而变的特质。他们的祖先当年征服大半个旧大陆的时候，也是停留在哪里，就说哪里的语言，汉语、波斯语、察合台语都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语言。这些世界征服者的后裔，依然保持着祖先的特质。

六、荒芜之地

蒙古国的西部是高纬度的干旱地区，主要的地表自然景观是广袤的戈壁和沙漠，也密布着众多高山融雪汇成的内陆河和湖泊，大部分地区既没有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荒芜的无人区里遍布着大自然布下的死亡陷阱，是本就人迹罕至的蒙古国中最为人迹罕至的地区。很多蒙古国人自己也没有去过西部，听说我要孤身前往后，他们都有些不理解，尤其是不理解我如何从蒙古国的西边“回家”。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指向南方的概念。我无法从阴晴不定的手机信号中找到一个定数，来下载一张地图照片讲解，就用了一个好莱坞电影《天国王朝》里的梗：

向西一直走，走到讲哈萨克语的地方，然后继续走，直到人们开始说其他的语言。

他们有点懂了，在蒙古国西部的科布多和巴彦乌列盖省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哈萨克人，他们是清末因躲避战乱从新疆阿勒泰、塔尔巴哈台地区进入这里的。

匈奴航空的航班起飞时间非常随缘，迟迟不能起飞让我有些烦躁，旁边的蒙古国大哥安慰我说：“别担心，蒙古国的飞机一向没法准时起飞，但他们总能准时达到！”结果我更担心了。

飞机终于起飞了，机翼掠过科布多城周围如刀削斧刻的崇山峻岭。1731年，清帝国最精锐的满洲、索伦八旗军队在这里筑成了这座科布多城，成为楔入准格尔汗国的一颗钉子。准格尔军队引诱清军出城野战，并在这片山区伏击并几乎全歼了这支清军，漫长的清准战争又整整持续了一代人才终结。如今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峦静静的矗立在那里，这块荒芜之地，没法想象曾是千军万马殊死搏杀反复争夺的地方。

在科布多城简陋而整洁博物馆，一位中学教师热心地为我充当义务讲解员，本次蒙古国之行唯一不那么和谐的经历就发生在这里，在讲到双方曾经的边境冲突（博物馆有一个角落专门陈列相关文物和资料）时，我立刻提出了异议，双方唇枪舌剑几个回合之后，他坚定地说：“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我回答：“没错，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历史学家却各有祖国”，他爽朗地笑了，同意了我的看法。

布尔干县城是距离中国塔克什肯口岸最近的蒙古国城镇，也是我蒙古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让我惊讶的是，从科布多到布尔干的公路质量和标准都非常高，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非常眼熟。我的蒙古国司机，也是我的朋友江布尔用洋泾浜俄语告诉我：“这公路，中国人造的，非常好。”他一路上给我讲解自然景观，却也给我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布尔干东南北方向150公里左右的崇山峻岭中，沿河分布着成百上千座碎石堆成的坟茔，江布尔告诉我，“蒙古人，Osmen人，这里，打仗，很多人，死了，都在这里”。

Osmen是什么人。奥斯曼人吗？他们在历史上从到达过这个位置。是乌斯满吗？1946年的北塔山之战发生在此地南边很远的地方，也不可能。我不懂蒙古语，江布尔也无法告诉我更多，这个谜就这样留下了。

一天之后，我站在塔克什肯口岸蒙古一方的关口，回头看了一眼这个陌生的近邻之国，视线完全被高耸的阿尔泰山所阻隔。我转身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大字走去，那道宏伟的大门后面，是我的祖国和家乡。

后记：我在蒙古国从未遇到任何不愉快或不友好的事情，包括传闻中对中国人来说很危险的乌兰巴托酒吧和夜店。我在牧区遇到的人都是性格爽朗、情感真挚的热心好人。其他的中国游客也和我看法差不多。但不少在乌兰巴托工作的中国人都对我说过他们遭遇的不友好经历，且不只一人。这实际上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我想，这两种说法应该都是真的，因为对人类来说，生产和生活资源越充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显得温情脉脉。生产和生活的资源越紧张越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越残酷。蒙古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乌兰巴托的城市发展水平不足以承载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于此。在一场为了生存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外人”很容易成为替罪羊。游客与打工者截然相反的评价，正因为游客是来消费的，他带来了资源，而打工者是来工作的，他们很容易被视为潜在的资源争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