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在博物馆里卖了十八天冰淇淋

今年夏天，猛犸在上海的一家博物馆里做志愿者，她的工作日常是售卖冰淇淋。这份工作虽然她只做了十八天，但也经历了不少人和事。读完她的故事，是否会让你感觉抓到了一丢夏天的尾巴？

2019年第147篇中国人的故事

编辑 | 壹零

今年夏天对我来说很特别，具体的原因是搬家和离职，这两件麻烦事堆在一起挺焦头烂额的。虽然这意味着我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但实际上我没有体会到多少快乐。因为失去的是一份倾注了很多心力的工作，搬离的是一套带院子和储物间的房子。这样的情形很像由自己亲手搭好的两副多米诺骨牌，在迎接小球的撞击后，或手指地轻轻一碰后，无可挽回地坍塌了。

整个六月过去，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直到我看见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捷克玩具展正在招募志愿者卖冰激凌，需要服务的时长是一整个展期。我向馆方说明了自己正在找工作，不一定可以完整参与，他们还是招募了我。当我随着人流排队，等候博物馆开馆，找到卖冰激凌摊位后，等待我的是“能否挖好一个冰激凌球”的考验。

冰激凌太硬不好挖，太软容易化掉，这个问题的难度堪比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当我握着冰激凌勺，默默忍受坎坷命运的无情打击时，不再思考是否应与深如大海的无涯苦难愤然为敌，只是静静地思考如何才能挖好一个冰激凌球。

最好在冰淇淋不是很硬的时候挖，挖的时候用冰激凌勺刮几下，把刮下的冰激凌舀在勺子里压实，反复几次把冰激凌勺装满。摸到门道后的我终于能按上岗要求，扎好马尾，戴上餐饮从业人员专用的防飞沫口罩。挖冰淇淋球的技能总算随着经手次数变多，越发熟练起来。

摊位附近有两条黑色绒面长椅，两条原木简洁长椅和两把靠近吧台的优雅的高脚椅。当我手忙脚乱地在工作台挖好冰激凌球，把勺子放回小水桶，再投目光看向食用区域时，总是会很惊讶，原来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吃我挖的冰激凌了啊！

客人们休息吃冰淇淋区域

每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左右，我会打电话到博物馆志愿者休息室订饭，挂了电话后便在签到表上考勤，领取流动志愿者服务证，我的流动志愿者编号是020号，证件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一般我得提前抵达博物馆，完成这些流程后，赶紧从四楼的员工通道赶到展馆的冰激凌摊位帮忙。

一位上海阿姨和另外一位老婆是广东人，所以他自称半个广东人的叔叔是我在志愿者休息室里新结识的朋友。他们谈论着要结伴来品尝冰激凌。叔叔把志愿者考勤的签到本搁进储物柜里，笑意盈盈地劝阿姨，“但是你有糖尿病哦。”阿姨滑动着手机屏幕，也不扫兴，掬着笑，“我看到Lisa已经尝了，还发了朋友圈。”

今天又是六桶满满的手工冰激凌，刚刚被搁进了冰箱里急冻。这是一个带着锁的冰箱，配有一把小小的银色钥匙。我被馆方告知没有销售压力，而且冰激凌可以任意吃，如果有需要帮忙可以随时提出。于是，过了培训期的我就安安心心地当起了博物馆里的冰激凌销售员。

结束营业后的冰激凌摊位

在这个摊位上，我的新搭档是位才刚过上暑假便跑来博物馆做志愿者的高中生。他还是蛮高兴自己被分配到冰淇淋摊位。十七岁是个太让人羡慕的年龄。与他聊了一会儿后，我才得知他在假期里还需要补习物理和数学两门功课。结束一天的工作后，我收到他发来的微信，“真的，我今天发现一件事。你就是仙女，巨仙的那种。很高兴认识你。”

我高中毕业的暑假是在一家电子厂里度过，已经忘了拿多少薪水。唯独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我的母亲不让我告诉厂里的人之后我会去上大学。而我与带我工作的姐姐关系很好，平日里我还胡乱地出谋划策帮她追求男孩。有一天加班，她喜欢的男孩问我们吃不吃雪糕。姐姐说：“随便。”结果那位男孩把雪糕拎上来打开一看，姐姐的眼睛都亮了一下说，“真的是随变（便）雪糕啊。”

卖冰激凌使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有冰激凌公司的职员、高中生搭档、在香港念艺术的短发酷女孩......“今天卖了多少冰激凌”就像一句暗号那样在我们之间流传着，好像我们都在玩一个“我开了一间冰激凌店”的游戏，把冰激凌店想象成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冰激凌公司和博物馆，所以大家才会那么高兴地全情投入。

值班时，我们会需要在表格上填写领入的日期和重量，冰激凌的保质期是十五天，我会用打码器早上给送来的冰激凌贴上标签。每天下班盘点时，我像一个小农那样，默默盘算这一天我的劳动成果：卖出了20多份冰激凌，有20多个转账记录，是我制造了这些事实。

我决定来卖冰激凌的那一刻，其实是想要和宅在家的无聊对抗，但我很快发现了，无聊是无所不在的，不是我跑来一个冰激凌摊位就逃得开的。我有很多生意惨淡的时刻需要应付，在每一个雨天，每一个工作日，生意惨淡的时长几乎就是我的工作时长。

展馆里的塑料充气动物

曾出现过一位最快速度吃掉冰激凌的选手。一位长相非常帅气的男子，他花了也许不到60秒就把整个冰激凌球吃掉了，非常干脆地把装冰激凌的盒子扔进了干垃圾桶。

多数情况是孩子与父母一起来买冰淇淋。曾听到过一对父子的对话。小孩问：“爸爸，你想吃吗，你想吃的话我就蹭一口。”爸爸反弹说：“你想吃吗，你想吃的话我就蹭一口。” 还有一次，一位小朋友看到冰激凌露出了甜甜的笑，大人说他在吃中药，我便帮了个腔，说小朋友还在吃药就先不要吃。小朋友还是甜甜地笑，什么都不说，大人就心软了，给他买了一个香草冰激凌。“从现在到九月，只能吃这一个冰激凌哦。”大人觉得很合理，小朋友挖了一口冰激凌后，还是笑。

转眼间，志愿服务顺利过渡到第三周，当时我已确定好下周的面试安排。培训了接替的志愿者H后，我写了一份注意事项，并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没想到，第二天H给我发来微信说，冰激凌公司的补货员工Z私下里与她的对话让她颇为不适。我问了她受困扰的程度，并且告诉她我也有相同的感觉，让她不要理会与工作无关的消息。

我记起前阵子，Z有一天突然很冒昧地发消息问我“睡了没”，隔天又问我“怎么还不睡”，我都没有回复，只回复与工作相关的信息。但这样的情况依旧令人倍感困扰，我没有早在他问起我老家是哪里的，有没有谈过男朋友这些涉及隐私的问题时有所防备。

我是一个社会人了，而H还是学生，我没有办法忍受他私自从工作群中加H微信，试图获取H隐私的行为。于是我将我和H与Z之间的聊天记录都发给了冰激凌公司的管理者，希望她能帮助我们。管理者将情况跟公司反馈，并让我们删除补货员工Z的微信，同时他也被移出了微信工作群。我很感激冰激凌公司的管理者和他们当机立断的做法。

在冰激凌岗位做志愿服务的人中，除了我之外，其余志愿者都是学生，如果H不告诉我，我应对的方法无非是等工作结束后直接删除补货员工Z的微信。多亏H令我看清了事实，我不得不采取更直接的方式，哪怕这样并不是百分百妥帖。

我必须承认，我也曾放弃过发微信给管理者，对话框的内容被我编辑又删除，犹豫了半小时后，我还是捡起扔到一旁的手机，选择把信息发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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