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

[日]伊藤之雄 著 沈艺/梁艳/李点点 译

2019-09-10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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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的元老群像
伊藤博文
关于可谓元老中的元老的伊藤博文(长州出身),本书已经进行过详细论述了,故而此处只再简单介绍一下。伊藤博文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列强间的国际规范,以及正在形成的近代国际法有所理解。在此基础上,他始终考虑到日本国力的界限,不仅想要实施与列强的协调外交,而且希望日本能够像英国一样,以自由贸易主义为基础,构建安定有序的东亚秩序。这是他的理想所在。关于内政,他也试图推动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在较远的将来逐渐形成,使日本成为立宪制国家。
在这样的理想下,伊藤博文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且具有处理现实状况的能力,这种真诚坦率与能干可靠的特质使他成功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赢得了明治天皇的极大信任。他还确立了元老制度,并成为修正这种制度的中心。然而,为了追求外交内政方面的理想,他甚至创建了政友会这个政党,结果未能得到其他元老的充分理解。因此,他在元老中的威信式微,退而与山县有朋居于同等地位。
不过,伊藤博文的这种公共精神和理想被西园寺公望和原敬等人继承,前者作为政友会第二代总裁成功组阁两次并在之后成为元老,后者曾担任政友会第三代总裁并第一次组建了真正的政党内阁。
山县有朋
山县有朋出身长州,曾在欧洲游学一年,后将征兵制度引入日本,并在萨摩出身的大山岩的协助下建立了近代式陆军。他在19世纪80年代不仅将陆军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作为内务卿和内务大臣广泛涉足一般内政事务。山县有朋得以在陆军内确立其权力的一个原因是,他在军队扩张的财源等问题上,获得了同样出身长州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支持。
但是,当宪法颁布、帝国议会召开之后,山县有朋在19世纪90年代试图压制政党,与伊藤博文和井上馨逐渐形成对立之势。另外,他抱持帝国主义时代典型的外交观并在此指导下开展外交工作,即在外交上谋求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扩张日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确保日本的安全。
山县有朋不会外语,在外交等事务上多有预判失误的地方。不过,他生性十分认真,而且真诚坦率,不会对自己在外交上的发言过于执着,例如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他都与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等人保持协调一致。另外,围绕对政党的应对问题,山县有朋也避免与伊藤博文发生正面对决,因此在初期议会时期,虽然议会被一次又一次地解散,但日本终究避免了宪法被废止的局面。正是因为这样,当山县有朋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因病而未能完成军务便回国时,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努力拯救了快要失势的山县有朋,助他成功就任陆相。
甲午中日战争后,伊藤博文不断向政党靠近,藩阀官僚开始集结于山县有朋旗下,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其手中原本就掌握的陆军,以内务省为中心,一般官厅内也形成了山县派官僚集团。到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创建立宪政友会时,山县派已经控制了贵族院的大部分势力。除此之外,庚子事变以后,日本与俄国的军事关系日益紧张,山县有朋所持有的帝国主义外交观得到了陆海军的支持,并成了藩阀中的主流观念。
以上这些成为山县有朋的权力基础,他作为元老逐渐拥有了与伊藤博文并驾齐驱的影响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在外交内政方面的观念分歧越来越大,两人逐渐走向对立,但和伊藤博文一样,山县有朋也十分重视自己的理念,拥有无私奉公的公共意识。虽然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达到伊藤博文的程度,但两人的理念有相互包容之处。
黑田清隆
萨摩出身的黑田清隆在征韩论政变之际,作为萨摩派大久保利通的心腹十分活跃,在西南战争中也率领别动第二旅团创造了打败西乡隆盛军队的机会。由于以上实际成就,再加上他刚毅正直的性格,在大久保利通被暗杀后,他成为萨摩派的中心人物。在外交上,他对清国态度强硬,这也是当时萨摩派的普遍态度。
1881年(明治十四年),担任开拓使长官的黑田清隆由于出售官产事件受到大隈重信派攻击,在大隈重信被政府驱逐后,黑田清隆也不得不辞去了参议和开拓使长官的职位。因此,比起不断崛起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黑田清隆的影响力不断衰退。
不过,他作为萨摩派一把手的事实并未改变,继伊藤博文之后,黑田清隆于1888年成为第二任首相。或许因为在政治权力和威信方面被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拉开了差距,黑田清隆有些着急了,于是指派外相大隈重信负责条约修订一事,试图挽回自身的权力和威信。但条约修订失败,黑田清隆内阁在尚未取得任何实际成就之时便集体辞职了。
其后,在初期议会时期有传言称,向来持有保守内政观的黑田清隆居然与大隈重信及其立宪改进党携手合作,这或许是因为他过于把伊藤博文等人当作对手了。但他没能像山县有朋一样将反政党的立场贯彻到底,反而使自己的存在感逐渐减弱。
松方正义在初期议会时期和甲午中日战争后两次组阁,萨摩派从黑田清隆麾下逐渐聚集到松方正义旗下。就这样,黑田清隆逐渐失去了萨摩派一把手的地位。
随着1885年内阁制度建立,基于新官僚制度的近代日本逐渐形成,官僚更有必要具备外交、内政和财政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黑田清隆在19世纪90年代这一重要时期离开了政府,可以说失去了在实践中学习这些知识的机会。从这个方面来看,他已逐渐被时代抛弃。黑田清隆于1900年8月25日去世,是元老中最早离世的。
井上馨
井上馨出身于长州藩的中级武士家庭,比足轻出身的伊藤博文家世更好,而且比他年长六岁。井上馨自幕府末年起就时常与伊藤博文携手行动,在明治维新后又作为木户孝允派的官僚,与大隈重信和伊藤博文等人一起推动了以大藏省为中心的近代化改革。他没有参加岩仓使节团,曾作为大藏大辅(大藏省的次官,因为当时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不在国内,所以他就是实际负责人)一展身手。但由于与其他省厅对立,他一度失势。
井上馨在外交、内政和财政方面拥有与伊藤博文相同的视野,而且他性格刚毅。从这个方面来看,可以说他拥有不次于伊藤博文的能力。但是他也有缺点,即性格急躁,总是勉强行事,对于金钱十分执着,他从大藏大辅的位置上跌下来与这些都有关系。
征韩论政变后,伊藤博文成为参议兼工部卿,在大久保利通麾下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与井上馨拉开了地位差距。
其后,在条约修订、军备扩张、对政党的应对,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指挥等方面,井上馨总是协助伊藤博文,两人携手行动。然而,井上馨在担任外务卿及外务大臣期间长年负责的条约修订最终失败,他个人并没有留下什么政绩。因为井上馨总是在稍逊于伊藤博文的位置上活动,所以伊藤博文内阁辞职后也轮不到他来执掌政权。井上馨不幸成为伊藤博文的影子一般的存在。
井上馨独自发挥才干的地方是经济领域。利用曾任职于大藏省的经验,再加上其后在藩阀政府内的地位,井上馨在19世纪80年代促成了各地企业的蓬勃发展,在经济界拥有无形的影响力。然而,即使在这一时期井上馨在藩阀政府内拥有比松方正义还高的地位,他仍然一次都未能成为首相,尚未获得成就感就蓦然老去。井上馨的人生充满了强烈的受挫感。
或许因为这种情绪的作祟,井上馨在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走上穷途末路之际并未向伊藤博文伸出援手,而是为了让自己当上首相而采取了成功可能性极低的策略。
本来井上馨的理念是协助伊藤博文开辟通往政党政治的道路,但是政友会在1912年(大正元年)12月以后以若即若离的姿态参与了护宪运动,推翻了第三次桂太郎内阁,又作为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执政党推进改革,此时,井上馨与政友会及其在事实上的党首原敬(后来成为党首)断绝了关系。作为伊藤博文(以及西园寺公望)的后继者,原敬努力创造修复关系的机会,但井上馨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态度。虽然是出于战略必要性的考虑,但是对于原敬来讲,与山县有朋方面接触或许更为轻松。
松方正义
直到19世纪70年代,松方正义(萨摩出身)在藩阀内的存在感都不算高。可以说,作为负责大藏省实务工作的官僚,他的功绩在于成功完成了地租改革工作。其后,松方正义的实务能力得到了成为藩阀中心人物的伊藤博文的好评,于是在1880年(明治十三年)被晋升为内务卿,但直到明治十四年政变后的1881年10月21日才得以成为能够出席阁议的参议。在其后成为元老的藩阀实权者中,松方正义与大山岩一样,很晚才跻身参议之列。
松方正义在成为参议的同时兼任大藏卿,在内阁制度建立后又担任藏相,在合计约十年间作为财政专家占据了内阁中的重要位置,使健全的财政主义得以确立。其间,他创建了日本银行,成功确保了西南战争后的财政重建和通货稳定(室山義正『松方正義』)。但是在当时的藩阀官僚中,松方正义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力不够强大,又因为协助过伊藤博文,在萨摩派内被称为“伊藤味噌”,没能确立起足够的威信。
即便如此,松方正义的财政运营能力仍备受期待,他在19世纪90年代曾两度组阁,并由此成为萨摩派的一把手。再加上就职于大藏省时发展的人脉,松方正义与井上馨一样与各地的企业创立息息相关,逐渐在经济界拥有了影响力。
西乡从道
西乡从道是萨摩出身,在征韩论政变中活跃于大久保利通麾下。他原本是陆军军人,但后来转为海军,并在内阁制度创立后断断续续地担任海相,总任职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建立了能够赢得甲午中日战争的日本海军。其后的继任海相是西乡从道的心腹山本权兵卫,他也任职很久,长达七年零两个月。他继承了西乡从道的使命,为日俄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西乡从道心胸宽广,具有决断能力,又拥有海外经历和外语能力,具备开阔的视野,故而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顺理成章地代替黑田清隆成为萨摩派的领袖。但是由于在与兄长西乡隆盛的对决中不幸使对方死亡,西乡从道心怀愧疚,因此他决不试图谋求海相以上的更具前景的地位。他虽然与伊藤博文的关系十分要好,但在日英同盟一事上选择支持桂太郎内阁。西乡从道是继黑田清隆之后去世的第二位元老,卒于1902年7月18日。
大山岩
明治维新之后,山县有朋和西乡从道很快成为兵部省内陆军改革的中心,大山岩(萨摩出身)不过是他们手下的支持者。与松方正义一样,大山岩是元老中最晚成为参议之人。
19世纪80年代,大山岩选择了协助山县有朋推进陆军近代化的立场(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三~七章),在从1880年(明治十三年)2月至1891年5月的十一年间相继担任陆军卿和陆相,巩固了自己作为萨摩派陆军一把手的地位。
大山岩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担任第二军司令官,其后直到日俄战争开战时都担任参谋总长,更从1904年6月开始成为满洲军总司令官。他虽然于1898年成为元老,但在日俄战争前的一段时间内,以及在日俄战争后的1912年(大正元年)12月之前,都未能获得元老级别的待遇,其元老身份很不稳定。大山岩在晚年由于健康问题,比起亲自领导事务,更愿意委任儿玉源太郎等能干的部下去进行实际的指导工作。他的这种风度被誉为“大将之器”。
大山岩也没能作为元老拥有积极的发言权。我们可以推断,大山岩之所以被排除在推荐继任首相的咨询对象之外,是出于明治天皇的判断,而且伊藤博文也对此表示赞同。
天皇或许是因为黑田清隆、西乡从道(海军中的长老)相继去世,余下的五位元老中有两人都拥有陆军背景,考虑到文官元老的占比,以及没有海军出身的元老这一因素,所以最终判断让大山岩加入接受咨询之列不太恰当吧。再加上日俄战争后陆军开始显现脱离政府的自立倾向,这更为此种处置增加了依据。更何况比起抑制手下的陆军军官,大山岩更倾向于依从其意向,这也与如上处置有关系。
此外,除了这七个人,仅有西园寺公望一人于1916年作为补充加入了元老之列。
少有腐败是近代化获得成功的一大要因
上文已经论述了元老制度的形成和固定,在此基础上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日本近代化得以成功的一大要因,是这些元老都拥有共通的目标和道德观,即必须继承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牺牲的先辈和友人的遗志,守护日本的独立,促进日本的发展。另外,他们懂得分寸,不会以权谋私、贪图钱财。
当然,这些元老与当时的庶民相比,住在宅邸里,还拥有别墅,过着优越的生活,这也受到了自由民权派等藩阀反对势力的过度攻击。然而,与当时欧美的实权政治家和经济界人士,日本的经济界人士,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实权政治家等相比,几乎所有的元老都过着十分朴素的生活。
甚至元老中实权最大的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也并未利用其巨大的权力来谋取钱财。本来,明治天皇就鼓励朴素生活(伊藤之雄『伊藤博文』『山県有朋』『明治天皇』),反对腐败的精神从天皇和元老身上扩散至整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中,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也是类似的情况,他凭借强大的领导能力,带领新加坡发展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富裕国家。
作为发展中国家,少有腐败,将各种有限的资源都合理投入近代化与安全保障领域——这就是明治时期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本文摘录自《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导者》,[日]伊藤之雄 著,沈艺/梁艳/李点点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熊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元老,日本,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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