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20年⑾朝花夕拾，乡村少年大学梦

每年６月下旬，是高考放榜的季节, 又是中考的季节。过去中考在先，还是６月下旬, ７月上旬才是高考。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要上大学，中考比高考还关键。能进好的高中，就可以一路搭上顺风车, 考上大学。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 都是在初中升高中这个瓶颈上被卡住的。

农村基础教育和师资条件远远比不上城市，家庭所拥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更加缺乏。乡村少年，一路走来，十年寒窗。高考之于农家子弟，如历史上的科举，若金榜题名，从此可以放飞理想；若名落孙山，一切归零。

何炳棣在其《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一书中以明清两代的进士中很多出身于三代无功名的“寒门”的事实，来说明科举制为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实在是历史学家对统计数据的误读。中国1950年代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高等教育为乡村少年“农转非”提供了一条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向上流动渠道。

一

我出生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县南部的一个村子。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庄还很偏僻，一条大河，与邻县相隔，到乡镇中心，主要是土路和石子路，徒步走要近一个小时。100年前，这里生活的饥苦，可想而知。那一年，也就是1919年，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戴安邦 （1901-1999），上的是著名的金陵大学。

据网上（华人百科）介绍，“戴安邦1901年4月30号出生于江苏省镇江丹徒县南部丘陵地区的农村家庭。家有少量土地，童年即随家人在地里劳动，而收获有限，当地乡民均甚贫苦 …..”。戴安邦1929年留学美国，193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后返金陵大学/南京大学任教, 是中科院院士，中国著名无机化学家和配位化学的奠基人。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村里出过这样一个名人。我就读的村办小学，就在戴安邦家旁边。据说是他留学回国后，用金陵大学做教授的薪水，造了那幢远近几十里最高的房子，供养他的继母。我因为读书好，长辈中就有更多的人把道听途说的故事讲给我听，可能觉得我会有兴趣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上大学时，我的四爷爷还绘声绘色地和我说起他七岁年, 目睹戴安邦留洋归来的热闹场面。我到上海之后，从一个本家长辈那里，听到更多的关于他的故事。

戴安邦不是“富二代”，父亲在镇江帮洋人看教堂。据说一次教堂骚乱，洋人都跑了。等到事件平息后，洋人回来发现教堂毫发无损，为了报答看门人守护有功，问他有何需要。守门人说，别无他求，只愿儿子有书读。

这个故事，似乎是真的。据网上的介绍，他读完私塾后，入读镇江私立润州中学，这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办的一所中学，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就在这所学校教过他。他后来一路入读的金陵大学也是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大学。网上资料称，他入学之后第四学期因学费困难，半工半读，才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工作四年后，又获奖学金, 继续深造。

我与这位同村前辈从来没见过，只在《中学生数理化》的封面上看到过照片。我没有直接从戴安邦获得过什么帮助，但是榜样“role model”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996年我出国留学时，是本村第二个出国的，距离戴安邦1928年赴美，已整整68年了。60多年，一个甲子，中国的农村，有变的，也有不变的，不变的是生活的艰辛和教育资源的匮乏。

二

我成长就学的时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那时没有学前教育，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正规教育是从小学开始。村子南边, 一排房子，两间教室，外加一间老师办公室。课桌是有的，凳子却要学生自己带。小学生除了每天背书包，还要带板凳。因为学生少，四个年级，分成两个班。一、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二、四年级在另外一个教室。一节课45分钟，老师先给一年级讲大约20分多钟左右，然后布置作业，再给三年级讲。所以我在上一年级课的同时在听三年级的课。比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水泉小学的课堂情形, 稍好一点。教学质量, 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初,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的经济功能越来越突显。父亲在外工作,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 种地谋生, 终日劳作。为了多挣一点钱, 还找了村办鞋厂糊纸盒的活。从轧纸板、钉盒子、到贴商标，大部分活都是我们三人包办。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做两百个盒子，赚两块钱。分田到户之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放牛。生产队的地可以分了, 牛不能分。一头牛平时由各家轮流放养。轮到我家时，这个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因为牛在草地上吃草时, 我还可以有时间看看书。

小学升初中，我连乡镇中心中学都没考上，只好进了附近三个村联办的初级中学。中学原是一座庙宇，破四旧的时候拆了庙盖的。老师中很少有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的。初中开始需要教英语, 可到处找不到英语老师, 最后找到一个学过英语，刚刚落榜的高中生。 他当时大概18岁都不到，没有教学经验，上课时也没有老师的权威，经常和学生扭打在一起。这个的学校，高中升学率，好几年都是零。因为看不到希望，很多家长觉得不如早点挣钱。不少同学上了一两年，就不来了。刚入学的时候初一分两个班，一个班有55人, 大约共110人。读完初中最后起参加中考的，包括我自己，一共只剩下27人。

与戴安邦时代不一样的是，1950年代之后有了户籍制度，教育机会也同样分隔为城乡。城市中好的中学，农村学生一般不能报考。留在农村家门口上学，方便省钱，但看不到任何继续升学的希望。这个时候，命运给了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转到了父亲工作的国企单位职工子弟学校借读。

子弟学校位于邻近的一个江滨小镇，硬件很好，老师中不少是上海到各地支边或下放的知青，因为无法回到上海，就在附近地区安顿下来。子弟中学属市区管，我因为没有户口，就没有学籍，只算借读。学生主要是职工子弟，学习氛围也不好，升学率也很低，学生大部分混个职业高中，毕业后进厂工作。在镇上读书的两年，物质条件相对好一些。我住在父亲的集体宿舍里，能在单位食堂自己吃饭。由于免除了不少农活家务，自己支配的时间也多了。我有些零花钱，可以到小镇书店买自己感兴趣的书，还可以借阅单位图书室的大量小说。

父母每天和我们念叨的, 也是如何要努力学习，跨过户口这道门槛，才能长远享受稳定和安逸的生活。上完初中升高中，还是要回到户口和学籍所在地的联办中学报考。我的梦想其实是考上中师, 做一个小学老师，因为这样马上可以“农转非”。八十年代，中专中师在农村都是先录取成绩最好的学生，其后再由普通高中录取。那一年，我考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分数，只好捏着鼻子，乖乖地上普通高中，继续面临着三年的不确定。人生没有退路，没有选择。

三

中学虽然是全县最好的重点中学，却不在县城，当时的县城在镇江。中学建于1950年代，主要面向全县各乡镇招生。学校虽说在某镇, 其实是在一个附近村子的东岳古庙里。青石板路，一条长长的巷子，走到镇上也需要半个多小时。因为农村学生占大多数，没有商品粮配给，吃饭是需要自己带米的，每天自己在食堂里淘米蒸饭。每个来到这里的学生,　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考上大学，颇有今天衡水中学的色彩。

所有学生寄宿在校，半军事化管理，按时起床，按时熄灯。每个星期，只有周末外出自由活动的时间。能到镇上洗个澡，看场电影，已是难得的奢侈。学校允许一个月回一次家，背袋大米，带罐咸菜，增加补给。从学校回一趟家也不容易，先要走到镇上, 坐一趟公交车，到另外一个镇再搭长途汽车。每天班次不多，错过一班就得等好久, 下车之后，还要步行10里才能到家。　

香港科技大学李中清教授的研究小组，在《无声的革命》一书中分析建国后北京大学学籍档案资料，发现比起其他省份，来自江苏省的学生，社会来源更加多元化。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省内优质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相对均等化，保证每个县至少有一所省重点中学。我们的中学, 就是江苏省首批确立的96所重点中学之一。中学周围，除了背后的荒山，门口一个以卖萝卜干为主业的小商店，横在村外的一条小河外，没有其他诱惑，据说这样可以使学生安心读书。八十年代，多少农家子弟，在此寒窗苦读，放飞理想。那时候，中学每年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

当然，理想并非人人都可以实现。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高考前还要举行一个模拟考试。模考没过，就不能参加高考。每年一个班上总有几个，苦读三年，最后连进考场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以今天的标准看, 真的是很不公平。记得学校都是要一个个地做学生和家长的工作，把学生护送回家。我与那几个没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从此人生没有交集，不知道后来怎样。

还清楚地记得，高考之后，7月10号晨雾之中, 母亲立在校门口。两个麻袋, 一根扁担。一头是被褥行李，另一头是课本书籍，后面是忐忑的我。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

我因为考得不错，消息是通过广播宣布的。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竟然错过了。第二天想听重播也没有听到，自然是半信半疑。当考分通知书寄达时，我正在帮忙砌柴房，满手都是泥浆，不方便拆，自然也就没欣喜若狂的心情。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按规定要寄到学校，由本人或家长亲自领取。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我下午赶到学校的时候，父亲已先我一步，将录取通知书取走了。当天晚上，家里摆了酒席请客，庆祝我考上大学。我不但空手而归，在转车时没赶上末班长途车，步行回家，24里路，赶到家，已快晚上9点，客人已经散去。人生中这么一个high的时刻，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

最近这几年, 因为交通便利的缘故，可以常常回到家乡。偶尔有些时间，故地重游。我就读的小学和联办中学，校舍都已经废弃, 风雨斑驳。小镇上的职工子弟学校，在国企改革中也关门了。高中还在，却是几十公里之外易地重建的。现在农村读书，大概没有人是为了转户口这么一个单纯的目标，因为农村现在的生活，也没那么差了。大部分人家的孩子, 要么去镇上, 要么去更远的城区，或邻近的丹阳市，有更多更好的学校。户口本身似乎不再成为障碍，拼的却是家庭的各种资源。

四

今年夏天回老家，听到几则好消息。

表弟的儿子在重点中学丹阳中学毕业, 高考上了一本线。表弟的父母目不识丁，他自己也只上完初中，为了儿子读书，一个人在城里学校旁租房打工陪读，一共六年，很不容易。

另外一个亲戚，也只是初中毕业，他的孩子，刚刚被丹阳中学实验班提前录取，据说不出意外，上个一本应该没有问题。

他们都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我在兴奋之余，多少有点忐忑。欣慰的是，在当今社会到处哀叹“寒门难出贵子”的时代, 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寒门出贵子”，其实从来没有容易过。从个体角度看, 成功的向上流动, 要有父母的执着, 要有公平机会享受好的学校教育， 要有希望和努力, 最后还要有点运气。这个人生道理, 100年前如此, 30多年前如此，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

（作者吴晓刚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与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