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沃勒斯坦丨沃勒斯坦与“库尔德问题”

8月31日，著名社会学家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开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去世，享年88岁。沃勒斯坦倾其一生研究世界体系的不均衡性，并立足于被压迫者的立场，孜孜不倦地倡导与参与反体系运动。

沃勒斯坦除了对墨西哥的原住民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寄予厚望，也在晚期将目光投向了库尔德运动。在ISIS盘踞叙利亚期间，库尔德运动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库尔德民兵英勇抵抗ISIS的事迹，还有叙利亚北部被称作“罗贾瓦”地区的基层民主实践。

库尔德地区是一个横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山区的地区，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然而一战后终结欧洲帝国、提倡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却并没有眷顾到库尔德人，他们至今仍被这四个现代国家所分割，寻求建国的努力也一直没有中断过。库尔德革命理论家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于1978年在土耳其创立了库尔德工人党（PKK），它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1999年奥贾兰被土耳其政府抓捕入狱。在狱中，他书写了大量革命理论，并提出在现实的社区中进行耐心的组织他将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注于国家权力）和对基层民主、联邦制和少数民族代表的承诺相结合。他对民族-国家有着复杂的理解，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库尔德建国事业充满了怀疑。他的革命社会主义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理论家的关注，也吸引了大量西方左翼青年前往加入，为库尔德运动注入了显著的国际主义色彩，不少西方知识分子把它所唤起的国际主义力量与20世纪的西班牙内战类比。沃勒斯坦不但是被该运动所吸引的理论家与活动家之一，他的理论也对奥贾兰的思想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他还为出版于2012年的奥贾兰的著作《狱中书写III：协商路线图》（Prison Writings III: The Road Map to Negotiations）撰写了序言。

一个位于德国的库尔德运动组织“国际倡议：还奥贾兰自由，还库尔德斯坦和平”（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Freedom for Öcalan - Peace in Kurdistan）在沃勒斯坦逝世之际发表了悼念声明《我们时代的智者》，声明中提及，奥贾兰在狱中阅读了沃勒斯坦的大量书籍，把他称为自己的主要影响者。在阅读了沃勒斯坦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和第二卷之后，他经常问他的律师，第三卷什么时候会出土耳其文版（最终于2011年出版）。“沃勒斯坦根本不相信系统内的解决方案，”奥贾兰说，“他对此非常激进。他不断地重申，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是系统的和结构性的，并建议我们拥抱智识、道德和政治上的任务。（…）从他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许多教训，他告诉我们智识资本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此一个激进的打破是必需的。一旦我们做出了道德的选择，我们就必须制定最能帮助我们取得胜利的政治策略。我自己相信这必须涉及整个世界左翼的广泛联盟。”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在沃勒斯坦辞世之际，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以梳理他的思想遗产。我们找到了《狱中书写III：协商路线图》的序言，并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以飨读者。

《路线图》提供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它还提出了远比它所讨论的具体地理历史问题更为广泛的问题。对我来说，有四个独立而又深深缠绕的矛盾，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运作中（这个体系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它们是：

（1）国家对主权的寻求

（2）所有国家成为民族国家的努力（the thrust of all states to become nations）

（3）要求国家成为民主的

（4）资本主义维持平衡的途径

每个矛盾都需要用一本书来详细阐释，在此，我只能简单概括这些问题。

（1）主权：

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国家间体系的正式结构，即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有主权的。主权在理论上意味着国家自主做决定，既不受到外国的干涉，也不受到国界内的制度结构的干涉。

当然，如果坚持这些理论上的特征，那么很明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符合主权的标准。结果，对国家主权的要求变成了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符合标准的要求和期望，但没有一个是完全符合的。

进一步说，主权要求有两个方向——向外超越国家边界，向内朝向国内组织。一个国家越是无法对外防御，就越是会把重点放在对内防御对主权的侵蚀上。土耳其共和国就属于这一类，当然这一类不仅仅有土耳其共和国。现代世界体系的大多数国家面临这一处境。

（2）民族-国家：

国家保卫其主权、抵御国界内的组织的基本机制，我们称之为雅各宾主义。对雅各宾主义的定义很简单。有两件事。首先，它要求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在一个单一的“民族”内承认其成员资格——不管这个民族是怎样被定义的。其次，它要求把对这一“民族”的忠诚放置在其他所有忠诚之上——对阶级的忠诚，对性别的忠诚，对宗教组织的忠诚，对“种族”的忠诚，对亲缘组织的忠诚，简而言之，对一切国家定义的“民族”之外的组织的忠诚。

这种创造民族忠诚的压力（会被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看似加强了国家向外的主权主张，同时很明显，也创造了显著的内在张力。各种组织会抵抗从属于这一民族忠诚的要求。有时，甚至是经常地，抵抗变得暴力。

在过去的几十年，雅各宾主义丧失了它的光辉，在很多国家，存在把国家定义为“多元民族”的要求——有时会采取很多不同的制度形式。这里的问题是定义制度形式和多元民族性的“限制”。仅仅主张一个国家是多元民族的不能解决问题。

（3）民主：

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遗产之一是在全世界认可：“主权”的概念既不属于统治者也不属于立法者，而是属于“人民”。问题是，尽管在修辞上认可，这个概念还是吓坏了有权力的人、有声望的人、有特权的人。他们寻求以每种可能的方式冲淡这一主张。

在二十世纪晚期，几乎没有任何国家不宣称自己“民主”了。通常，这一宣传建立在国家选举和多党制的存在上。几年举行一次选举，授予代表权利，甚至党派交替（党派在实际议程上只有有限的不同），不难看出这些做法几乎耗尽了人民民主的理念。个人来讲，我不相信今天有任何国家符合我对民主的定义，只是有些肯定比其他更糟。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民主化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活跃和激烈，越来越多的群体坚持提高决策的真正参与。这是非常积极的，但是任务刚刚开始，一半都还没有完成。

（4）资本主义：

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体系，建立在没有尽头的资本积累的驱动上。以这个标准来说，过去的五百年，它是一个成功的体系，存在资本的不断增长以及累积的持续集中和中心化。

和各种系统一样，它的进程随着某种规律——系统的周期性节奏——波动。系统得以幸存是因为内在的机制迫使这些波动回到平衡，一个移动的平衡。缓慢但不懈地，进程向着渐近线移动。如果长期的趋势到达那个偏离平衡太远的点，系统将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将不能正常运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系统来到了晚期的危机。它会分叉，变成“混乱的”。斗争不再是关于系统的幸存，而是关于哪种替代性的分叉能够胜出，成为取代的系统的基础。我们正处于系统性转变期。在集体性“决定”被做出之前，我们面临另一个20年到40年的斗争。本质上不可能预测其结果，但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努力是很有可能影响它的。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一个新的系统复制了资本主义系统最差的特征——一个等级制的、剥削性的、极化的系统，这可能更糟。另外一个可能的后果是一个相对民主和平等的系统，一个世界还不了解但是相当可行的系统。

除非我们将分析置于这四个矛盾的框架内，否则我们无法评估土耳其之内、库尔德社群之内政治行动的效用。四个矛盾即：土耳其国家加强主权的持续努力；在土耳其许多人使用和重申雅各宾选项的努力；许多人追求更大的民主化的努力；以及这些政治斗争的途径，它们将会影响全球的斗争，影响用什么样的制度取代现在注定失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