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朱苏力：如何说好中国故事？（下）

Editor's Note: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推进，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也在世界汉学大会上表示，2005年至2006年，普林斯顿大学选学汉语的学生人数增加了50％，上升为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位。他认为，学生选学汉语的动机从学术、猎奇转变为实用，与中国国力的变化紧密相关。

然而，自17世纪以来，中国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形象，一直摇摆于理想化和妖魔化之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客观、准确又有效的传达出中国人的经验和智慧，在仰视与俯视中寻求缩小巨大落差，仍值得我们继续深思。

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曾不无夸张地坦诚道，“在我没遇到李白翻译成英文的一首诗之前，基本上对我来说，中国是不存在的。就像现在印度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这句评述将“说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展现得淋漓尽致，也已经在我们昨天发布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朱苏力的文章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朱苏力教授这篇诚挚长文的第二部分。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继续跟随苏力老师的脚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探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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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P 独家约稿：

原文标题：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作者：苏力

注：以下内容版权为朱苏力教授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如何说好中国故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

四．如何“说好”？

这是作者的真正难题。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最大特点之一也许是，有无限的想象力，却很难实现。他可以预设目标，精细规划，他也能想象成功，甚至为之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犹如身临其境。然而，不但努力了，也未必能实现；更多的是，一觉醒来，就放弃了昨夜夜不能寐的激情畅想。这不仅是知与行的矛盾；其实也是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问题。在说好中国故事上，也不例外。

不能强求，这只能靠每个研究者、学人、译者、出版商自己的努力，也要靠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其他偶然因素。“不是一切努力都没有结果，但也不是一切努力都有结果；不是最努力的就一定最有结果，更不是努力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即便如此，却还要努力，也只能努力，持续的。不仅要个人努力，这是首要的和主要的——因为学术，尤其是人文社科，虽然更多依赖学人个人的创造；在今天，也离不开集体的努力，协调和合作，尤其当涉及中外文化的交流，涉及市场。

因此说好中国故事，其实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说”的问题，而是行动。但也还有些或许可以分享的东西。下面，就以我作为作者的经验为基础谈谈，说好中国故事中，一些还可以言说的，可能为他人参考的，考量或经验。许多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恰恰因为这很重要。

首先要理解中国，而理解的前提是热爱，而不是投机——搭中国崛起这趟便车。这个热爱包括了纯粹因学术兴趣而产生的强烈职业偏好，但也包括了，出于对中国的熟知、长期厮守而产生的、可能被指责为中国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那份“偏执”。其实，在特定意义上，“热爱”就是一种偏执，就像“不爱江山爱美人”那样。这种偏执不丢人。哲学阐释学的分析表明，任何知识发生和拓展都始于一种prejudgment，可译为前见/偏见。也只有在一个具体社会、文化、传统中持续努力，也才可能有发现和洞见。至少有时，作者就得不管江湖上或市场上的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就得一叶孤舟，“出没风波里”（范仲淹）或是“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决意“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那才叫有“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即便“深藏”一句有点过于自恋。但也别以为只要执着、坚守、自信、努力，就会出成果，出好的和重大的成果。这都不是充分条件，只是个必要条件。只是说在别不计较最后结果，尤其是个人功名。否则，就是机会主义，想“赌一把”。这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但也不仅在人文社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也可能如此——想想数学家张益唐的坚持。是从小学课本上的故事“小猫钓鱼”，我了解了“一心一意”和“三心二意”这两个成语的。

只有热爱也才更愿意理解，才能沉下心来理解，坚持以中国为本位，更建设性地从学术角度切入，深入务实，研究那些只有在中国才能更好更有效研究的问题，直到心中有了点干货，有了值得一说的故事。

但言说者也即作者还一定要有强烈读者感，要明白自己打算对谁说话？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甚至，哪个外国？），对专业学人还是普通读者，预期读者的年龄段、知识水平甚或性别、意识形态、文化前见/偏见等因素。

若潜在的受众是中国人，作者要能想象并理解，为可更多借助，受众已有的各类中国经验，以各种手段唤醒和激活读者去“反刍”他们已有的中国经验；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可能的立场和视角，勾连一些他们之前不曾想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感知历史和当代中国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种种智慧。

这一点原则上对外国读者也适用。只是外国读者的生活经验更多受其所在国的文化塑造，因此作者在说中国故事时，必须有所调整。一方面要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相关情况，特别是规定中国故事的那些非常具体实在的中国问题（problems），读者才有可能在智识上理解并跟上某个中国故事的发生和演变。另一方面，更要借助那些高度直观的经验，借助那些源自欧洲但几个世纪来已经被全球分享的文化符号，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自然或社会科学的理论，甚至那些往往反映了人类共通问题的童话和民间传说等等，为中国故事的展开铺路。

鉴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语境限定，要说好中国故事，一个重要考量也许应适度弱化传统中国人文话语的表述，更多并善于将其转换成社会科学的分析、论证和阐述。因为传统中国经典是高度精英导向，思想表达常常极为简洁，大量断言，很少细致的逻辑论证，往往直接诉诸于读者的悟性。说是“诲人不倦”，其实孔子乃至后世中国的精英教育对学生要求历来偏高。这与今天中国学术和国际交流的预期受众的差距很大，这就要求今天说中国故事的人必须做出相应调整，要把许多话说明白，必须有更细致的分析论证。不仅要避免用中国习惯的套话包装。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中国人还会把儒家（其实很可能只是孟子这一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或理想，当成实然，甚至当成一种社会政治规律；也有人把一些有社会激励意义的口号或追求，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当成一种社会理论。但同样应避免的是，把对社会实践或历史过程的简单描述当成理论，或是把一个看上去不错的故事话语当成一种理论。其实，理论必须有一般性；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至少必须给人以故事之外的启示。

弱化中国传统的人文话语表达可能会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只是，至少有时，这种牺牲是必须的，因为值得，因为以这种方式说中国故事，可能收获更多读者，收获话语的社会影响力。社会科学的明晰和逻辑表达一定会牺牲丰富、复杂、饱满但也因此不确定的意涵。但任何选择都会有放弃，都会有所损益。

追求社会科学的表达，好处是让故事变成理论。理论的最大好处是便于读者将命题逻辑地展开，用来解说、处理他或她身边的问题，故事中的经验可以成为一种工具，应对他或她的生活。这既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验证，也可能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移植和发展。中国经验可能因此被分享，好的结果甚至会消除外国学者可能尤其是西方学者对外来文化的神秘主义理解，一种敬而远之加怀疑的态度。

社会科学的表达绝不只是套用某些西方理论、概念或命题，仅在理论层面上兜圈子。用中国经验来例证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重要，但更有效的“说好中国故事”甚至应自觉用中国经验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外国人对其自我经验的解说，自觉用中国经验中的道理来系统解说或重新解说那些被认为已有定论的外国故事或理论。西方学界对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传统解说很多，有自然法与实证法冲突说，或黑格尔的伦理冲突说，或后来的女权男权冲突说。而借助中国儒家传统视角，我认为这个悲剧最重要的寓意只是，在农耕社区内，儒家历来强调的纲常伦理的重大制度意义。基于中国经验的这一解读，既是对西学经典的新解，也是对儒家经典命题的印证和支持。思想开放，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洋人，不迷信名人，不迷信经典，不迷信通说，不死磕概念，最为重要。一定要以务实的经验导向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学术和理论。

虽然说好中国故事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的要求，但对中国读者也应如此。作者首先应注意如何对中国读者，对今天的中国读者——全球化时代对中外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今天的中国读者，说好中国故事。如果一位中国作者不能让中国读者理解更多一些，看到更多一些，不能激活读者自身经历过的有所感动但尚未觉悟的东西，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好作者。中国作者应当成为一位好作者，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书墨飘香的世界，却更是一个全球竞争的学术出版/商业出版的世界。

结语

以上所言，只是从作者方面讨论如何“说好”。但从社会层面来看，一个故事讲得到底好不好，与作者的想法甚至努力不一定有关。最终会是从社会效果上看，看能否有效影响读者。依据读者反映理论， 也根据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的众多经验证明， 这是作者很难掌控的。重要的其实是读者，是读者的自我努力。这个努力主要不是阅读，而是阅读之后读者的实践，包括他/她的思考和社会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不可能过多指望被说的那个故事，也不能过多指望说故事的那位作者。

毕竟，“诗不会令任何事发生”。

2019年8月10日初稿，8月28日修改

PUP 作者简介：

朱苏力 （Su Li)

朱苏力（笔名“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长江学者，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理学教授之一，著有 Rule of Law and Its Indigenous Resources, Sending Law to the Countryside，以及 Law and Literature. 2018年，他与PUP合作出版的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是“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的第五本。

PUP 内容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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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 of Ancient China

Su Li

Edited by Zhang Yongle & Daniel A. Bell

Translated by Edmund Ryden

ISBN: 9780691171593

朱苏力教授于2019年春天与PUP合作出版的书目

古代中国人是如何形成并且有效治理这么一个巨型帝国的？中国当代政治体制修复能力的历史根源是什么？在这本书中，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朱苏力详细考察了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从基本制度出发，看中国古代宪制如何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组成为一套庞大而高效的宪制体系。

他认为，宪制是对特定社会特有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性回应。那么中国古代宪制如何在幅员辽阔、文化多元的情况下实现统一？朱苏力通过深入考察度量衡的统一，汉字标准化以及长城的建设等等具体事例回答了这一问题。

普林斯顿-中国系列：

自2006年，PUP就开始筹备出版“普林斯顿-中国系列”。专注于比较政治哲学、社群主义、儒家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贝淡宁（Daniel Bell）是该系列的编辑之一。

该系列致力于出版还未被西方读者熟知的中国学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为世界范围的读者提供理解中国的新思路。该系列将主要关注人文、法律、社科等学术领域，为读者们提供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历史发展、现代社会、艺术文化、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的顶尖学术作品。

目前，“普林斯顿-中国系列”已经出版了六本书，除北大法学院教授朱苏力外，其作者还包括顶尖外交政策专家阎学通、香港大学教授陈祖为、著名建筑史学家傅熹年、儒学家蒋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