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见义勇为：探索新时代涵养社会正气中国模式

赞扬见义勇为精神、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权益是古今中外的共同努力。

“见义勇为”一词，转化自《论语·为政》中“见义不为，无勇也”一语，既作为一种倡议，劝进人们勇为义事；也作为一种标准，评价人的品行。

在中国历史上，见义勇为是一个极为宽泛的社会性概念，涵盖所有不顾个人利益、勇做合乎共同体利益的行为。

到我国当下，见义勇为的内涵明显限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的体现之一，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核心特点是没有法定职责或义务而施以援手。

在公共媒体上，见义勇为重在“救人于险”，例如福州青年赵宇救下被侵犯的女子，“90后”实习护士路边救助摔倒的老人等。

这一用法也在有关地方法规中得到确认，《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规定，见义勇为是指“非因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救人、抢险、救灾的合法行为”。

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支持民众见义勇为的做法各异。

在中国历史上，进入律法而受到制度化支持的是见义勇为诸行为中的一类，即同杀伤、劫盗等刑事犯罪斗争的行为。

在褒奖上，针对捕获盗贼者，固定盗贼私产和政府财政作为奖金来源，根据义举的不同类别和程度，予以金钱奖励或官爵等待遇。如唐律规定，“诸纠捉盗贼者，所征倍赃，皆赏纠捉之人”。

在保障上，很多朝代都免除义士击杀贼犯的责任，如清律规定，“贼犯持杖拒捕，为捕者格杀不问”，同时严惩打击报复，如据《周礼》“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清朝还对受伤者予以抚恤，并辅之专业伤等鉴定。

在惩罚上，秦、唐、宋等朝都规定了邻里之间的救助义务，明朝还将更广义的同伴定为互相救助和制止犯罪的义务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部署，明确支持公民见义勇为，至今已形成了鼓励和保障见义勇为的基本框架。

在表彰上，各级政府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等部门对见义勇为人员及时认定、定期表彰、重金奖励，以政府财政提供经费支持。在保障上，重视司法活动中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保护，出台政府政策保障其医疗、住房等权益，对伤亡的见义勇为相关人员予以长期抚恤优待。同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生产法等法律中设定公民见义勇为的软性义务。

在西方国家，见义勇为则受到了区分对待。

对于冒生命危险的“英勇之举”，国家和社会予以荣誉性表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设有“勇气勋章”，巴黎和魁北克会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等。

对于不危及救援者的救援情形，众多大陆法系将救人作为公民义务，如在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刑法典中，见危不救将受到监禁和高昂罚金。对于义举所致损失，诸多普通法系国家立有“好撒玛利亚人法”，不同程度上免除见义勇为者的法律责任。

对于因义举受损的人员，在挪威、加拿大等社会福利力度大的国家，普惠型保障可覆盖见义勇为者的需求，而在美国，除非进入警察、救生员等保障序列，无针对一般市民见义勇为的保障措施。

综合来看，见义勇为涵摄一群有核心相似性的语族，各时代的主流价值决定哪些要素处于这一概念的主导位置。同时，一个时代或民族语言中各词汇的协作分工，也会影响见义勇为所承担的意义。

每个时代和国家支持见义勇为的措施，都是各自价值和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建设战略开启新部署，对待见义勇为，同样需要根据新时代价值和话语结构确定见义勇为的规范内涵，将见义勇为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制度优势相结合，探索新时代涵养社会正气的中国模式。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见义勇为研究课题组成员，原题为《探索新时代涵养社会正气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