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小资的颓废唯美，都是三十年代海派玩剩下的

对于“颓废”向来有着两种对立的理解。在道德家看来，颓废就等于堕落、不道德、罪恶，是世界末日的表征；但追求新生活的唯美一颓废派却把它看作是精神发展、物质繁盛“所不可少的神秘的创造的条件”，是新时代到来的曙光。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唯美——颓废的文化曾经对上海市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或者也可以说它与上海正在兴起的以享乐为归旨的大众文化潮流融为一体。所以，周作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而一般社会上又充满着饱满颓废的空气”。

生活艺术化的实践

海派作家更热衷追随唯美——颓废主义者把生活艺术化的实践，在个人修饰方面，西方世纪末艺术家放浪不羁的装扮和绅士阶级高雅体面的穿着举止同为他们或其笔下人物模仿的对象。新感觉派成员大都被看作是“花花公子”或说是“享乐公子”型的人物。叶灵凤先是模仿颓废的艺术家，“欢喜将头发乱蓬在头上”，后来又崇尚唯美派精致的修饰，把头发“由蓬变成光了”。

叶灵凤（1905—1975），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上海美专。1925年加入创造社，主编过《洪水》半月刊。1926年与潘汉年合办过《幻洲》。1928年《幻洲》被禁后改出《戈壁》，年底又被禁又改出《现代小说》，1929年创造社被封，一度被捕。

当有人劝告他，“蓬头发的意味很深刻;光的却未免浅薄”时，他专门著文回答说:“这二者的选择权实在不操之我自己”，“我顺遂我自己的指使”，每当“我想起了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的时我总忍不住会这样出神地凝视。我再俯下眼帘来看看我自己的双手，将手指屈起来算算自己的年岁，我便忽然会伤感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我简直要凑向前去拥住我镜子里的人儿狂吻!”

他说当爱情信仰进了坟墓之后，现在“只有想到自己时，才可得到一些安慰，这叫我怎样忍心将自己毁掉呢?”因而声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偶像”，“我已将我自己当作了上帝”，“我现在是这样地在崇拜自己，我又怎能拂逆我自己的意志呢?”叶灵凤向唯美派作家学习，精心修饰自己，在这方面他简直可以和时髦女人一比高低。

在《偶成》一文中他这样描写自己如何在电车上向一个瞩目于他的时髦年轻女人炫耀展览着他的精致:“我从袋里掏出一条有‘哈必根’香水的手帕来擦了一擦手，我望望自己的手指，很尖细。才用Curtex修饰过的指甲，整洁而光亮。”难怪叶灵凤被命名为“现代潘安”，他的小说《她们》中的男主人公恐怕就是他个人的写照:“他的晨妆正是小姐们的模范。胭脂，粉，眉墨，香水，他用尽所有人工的妆饰，来妆饰他天然的美。”而且他还认为，“没有灵魂的肉体才是真实的肉体”，“用人工妆饰了的天然的美，是能得着肉体的欢迎而同时又能使灵魂赞叹的”。这种讲究和言论都是典型的唯美派的遗风。

小丑或说先驱手中的拐杖可看作是唯美——颓废派艺术家身上的标识，鲁迅曾经这样描写过王尔德的肖像:“王尔德遗照，盘花纽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威廉·冈特在《美的历险》中谈到“唯美狂”王尔德时也提到:“王尔德继班索恩形象之后，又模仿起‘漂亮的布鲁梅尔’来了。他的手中以前总是拈着一朵百合花，现在出现了一根象牙柄手杖。”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的主人公道连在如何“挥手杖”方面堪称楷模，供人咨询，是一个“时尚的主宰”。《文艺画报》上也曾转载过题为“我成了我!”的一幅漫画，画的就是一位头戴绅士帽，手持闪光的拐杖，趾高气扬行走在大街上的艺术家。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唯美主义代表人物，19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力和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

美的人生观

1926年后张作霖入北京，使北大教授纷纷南下，当时以“性学博士”著称的张竞生也到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创办《新文化》杂志，看作是新文化人把唯美主义运动的“新文化”精神向日常生活领域进一步普及和推进的信号，虽然张竞生并不属于海派,但为唯美主义生活观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为系统而全面的理论解说。张竞生在法国留学8年，对于从浪漫主义到唯美——颓废主义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文化精神情有独钟，他在北大任教授时就曾讲了一年的“美的人生观”，由此也可见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多面性及其多方向发展的流脉。

张竞生（1888年－1970年），原名张江流、张公室，广东饶平人，民国第一批留洋（法国）博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张竞生到上海后，将如何使人生“得到美丽的生活法”的系统思想进一步付诸实施，致力于“美的社会事业的运动”，“务求一面得到美的理想的满足，而一面又能得到美的事实的实现”。他在《新文化》月刊创刊号宣言中声称:“故今要以新文化为标准，对于我人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当由头到底从新做起。”公开倡导把“新文化”的含义从思想文化领域“下凡”到日常生活的领域。

如果联系他的具体主张就会看出，他是在企图以法国式的生活方式彻底改造中国人传统的不卫生、不科学又缺乏“美妙有趣”的生活习俗，以求“美化的生活”与整个“美的生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美的人生观上提倡‘唯美主义’”。

张竞生认为美的人生观“不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有它“实在的系统”，它包括美的衣食住、美的体育、美的职业、美的科学、美的艺术、美的性育、美的娱乐等七项，大有将唯美主义的社会运动推行到中国的气魄。不久，他又出版了《美的社会组织法》，提出我们不仅“当学美国的经济组织法，使我国先臻于富裕之境”，“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使我国再进为强盛之邦”，而且还需要一个比富与强更重要的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

为此，他提出了以男女情爱为结合根本条件的情人制，以代替婚姻制；以美制代替法制，重塑国民性等组织法。所以，张竞生尽管后来与周作人交恶，周作人也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仍基本上肯定了他的《美的人生观》，认为“张竞生的著作上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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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竞生所倡导的美的概念，不是以精神的美、静的美、自然的美为特征的古典美学精神，他的美的核心观念是作为唯美——颓废主义特色之一的“人造美”、人为的美。他确信“美是人造品的，只要我人以美为标准去创造，则随时，随地，随事，随物，均可得到美的实现。凡真能求美之人，即在目前，即在自身，即一切家常日用的物品，以至一举一动之微，都能得到美趣”。

所以，他说，美“全是我人自身上的事。不用外假，我们自己自能创造美的情感、志愿、知识与行为”。这使美成为一种自我改造和改造外界的创造性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欣赏性的静观。他认为“人间与宇宙间之美不一而足，全凭我人去创造去享用。我们对于美的责任在使人间与宇宙间的现象皆变为‘美间’的色彩，在使普通的‘时间’变为我人心理上的‘美流’，在使一切之物力，变为最有效的‘美力’”。

所以，张竞生所说的“人造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的创造，即是把环境一切之物，创造成为一种美的实现”;二是“哲学的创造，乃在创造我们心理与行为上整个的美之作用”。这二者之相互联系和促进就构成了张竞生所说的美的人生观。他所倡导的人为的美，动的美，性的美体现了审美的现代性。

张竞生与海派作家的理论与实践，更多体现了唯美主义的另一张面孔，即为生活而艺术，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推行到中国。事实上，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杰克逊所描述的世纪末叶的“一种更生的现象”，有一种喜欢用“新”字做形容词的流行。

人们不仅喜欢用“新青年”“新女性”“新人”“新群众”标榜自己，也喜欢以“新”字去标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新社会”“新时代”“新中国”“新文化”“新思潮”“新文艺”“新文学”“新小说”“新诗歌”“新演剧”，等等，“新”字本身就成为一种价值，“不新和不好，是同样的意思”。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的希望着追求着新的生活，社会改造的空气是如何的热烈，而这股潮流发展到30年代更是登峰造极。

性话语的爆炸和解放

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性话语爆炸。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竞生的《美的人生观》出版后两年中再版了7次，他的《性史》据讲“在创造社一下午能售去五六十册，他处可想而知了”。

譬如有夫对妻说∶我看今夜你怎样对付我呢，女子此时不免脸一红，但此时女子应当向其夫热热湿湿地亲一深吻，并应说∶恐怕你连战皆败啦！此时情况何等美丽，周围空气又何等热烈；若女子面一红就走避了，则变成何等寂寞无聊了。故只知羞涩而不敢大胆，与只知大胆毫无羞涩的女子同样欠缺自然的美感。

——《性史》

后来又有人假冒张竞生之名出了《性史》第二集、《新性史》、《性史外集》等，其影响之大看张恨水在其长篇小说《现代青年》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现代十几岁的孩子，不是以前十几岁的孩子了。有博士们著的性学书籍，在各城市散布着，中学生不必提；就是小学生们，也极容易将这种书籍得了到手。”

当时，道学家们把张竞生的《性史》、章衣萍的《情书一束》、山额夫人的《结婚的爱》指责为三大“淫书”。另外，由叶灵凤、潘汉年合编的《幻洲》也出版了“灵肉号”“灵肉续号”，以讨论“关于男女性爱各方面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在这些书籍和讨论中，关于男女性爱所持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恐怕也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

概括地说，这些观点首先体现了把性与生育相分离，而把性与享乐相联系的性意识。张竞生明确提出，“男女交媾的使命，不在生小孩，而在其产出了无穷尽的精神快乐”，“在其发泄人身内无穷尽的情愫”。他认为“性育不过是娱乐的一种”，“人生一部分而且极重要的乐趣就是性趣”，“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

值得指出的是，张竞生并不把“娱乐”看作“一种无谓的消费力”，反而认为是“一种有益的工作”。所以他说，这是“我在此层上和向来学者所主张大不同处”。他所谓娱乐，指的是排泄一个强健的身体内所积存的“乱撞混闹”无次序的“储力”和“刺激的痛苦”，并认为只有这样，“所做的事才有条理与极深的造就”，得到“扩张力上最有出息的效果”。

另外，张竞生吸收了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享乐主义的观点，即一个将劳动和生活都加以艺术化的社会，就在于“人们都能够高兴地，自由地享乐到制作创作的欢喜”。所以，他说:“将来社会上的好组织及个人上的好创造，都要把一切的工作及行为全做娱乐化的。那时工作即娱乐，娱乐即工作;行为即娱乐，娱乐即行为。”他认为，娱乐的意义就在于“使精神与物质的本身上得到最美丽的享用，和精神及物质的出息上得到‘用力少而收效大’的功能”。

其次，享乐的性意识是与肉体的发现和肯定联系在一起的，最起码也带来了肉体和精神并重的观念。《幻洲》诸君在“灵肉号”和“灵肉号续”中多有文章涉及灵肉的关系及其价值问题，这些文章即使不说是颠倒了传统的灵与肉的价值等级秩序，也打破了唯有灵魂、精神纯洁高尚的价值观念。

一篇署名为“任厂”的作者在谈“如是我解的灵肉问题”时说，在“爱情是神圣的，纯洁的”这个流行语中表明有一种“贱视或丑视肉的生活观念”，“实在讲来，肉的生活并非不纯洁，并不比灵的生活不高贵些，不神圣些”。他用比喻说，“人们已经知道酒是要一滴一滴地喝，食堂是不可不求其能使饮食艺术化的，缝纫术，烹饪术是不可不讲究的了，现在要知道肉的生活也是要深深玩味，闺房是不可不求其能使肉的生活艺术化，房中术是不可不讲究的。

这样，肉的生活，在人的整个生活MassofLife中自有它的独立价值，自可以单独提高到艺术化的地位，它就很不必托庇在精神爱情之下求偷安”。由此表明作者不仅不赞成贱视肉的观念，而且把肉从与灵的对立和服从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将其肉推向独立于灵，与灵平等的位置。

周全平以“骆驼”为笔名发表《我的灵肉观》说:“恋爱只是性的表现，无所谓灵，也无所谓肉;但一定要在恋爱身上加一个或灵或肉的头衔时，我宁肯说恋爱是肉的。”甚至由此进而推之，“恋爱的彻底表现便是热烈的性行为”，性行为是“恋爱的本体”，恋爱不仅应是肉的，而且主张“应是杂交的”。指斥所谓恋爱是纯洁的，应建立在相互了解基础上的说法完全是谬论，是为了贞操观念和社会压迫而生的变态和怯懦。

对于肉体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也使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了一向为中国传统文化所遮蔽的身体上。张竞生对于性美的鼓吹向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两性的美当如其分。现时我国男子极缺‘男性美’与女子极少‘女性美’”，并认为我国这种“男不男女不女的丑状”是“因性欲不发展或不正当发展”造成的。

所以，他提出“现在我们要将这个两性倒装的身体，从美方面改造起来，第一须从结胎进行，第二须从心理与社会上性美的刺激入手”。为此，他写了《美的性欲》《性部呼吸》《性美》《大奶复兴》等文，追究了造成我国男女“性征”不突出的传统礼教和社会文化心理的根源，并把它看作是一种“不人道的耻辱”，甚至把“改易这些丑状”提高到“优强我们将来民族”大计的高度。

唯美娱乐的性意识也势必要带来对于“权力干涉人的肉体和肉体的享乐的实际产物”——道德的颠覆和对于一切阻碍“肉体的享乐”的体制制度的攻击。张竞生把矛头直指婚姻制，他说:“自婚姻制立，夫妇之道苦多而乐少了。”“其恶劣的不是夫凌虐妻，便是妻凌虐夫，其良善的，也不过得了狭窄的家庭生活而已。”并预言:“男女的交合本为乐趣，而爱情的范围不仅限于家庭之内，故就时势的推移与人性的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定逐渐消灭，而代为‘情人制’。”

这表明张竞生不仅把性与生育相分离，而且把性进一步与婚姻相分离了。他认为情人制的好处就在于“第一，使男女了解情爱的意义。第二，他们知两性的结合全在情爱。第三，使人知情爱可以变迁与进化，岌岌努力于创造新情爱者才能保全。第四，使人知爱有差等，即在一时可以专爱一人而又能泛爱他人”。

《幻洲》诸君虽然不满张竞生汲汲解决的是“枝节问题”，而未抓住女子经济独立的大问题，但他们对婚姻制度的批判与张竞生是一致的。叶灵凤以“亚灵”的笔名揭露婚姻制“是现在可怜的女子出卖贞操而生活，和男子依赖经济侮辱妇女贞操的一种买卖的交易契约仪式，等于交易所里的‘一声拍板响’同等的价值!......古时‘一妻不事二丈夫’的话，本来等于商业上‘一物不卖二主’同样的意义”，所以，他主张“我们假如因为恋爱成熟，身理上，事业上，没有一点阻碍时，我们便可过共同生活，没有什么结婚不结婚的”。更有激烈者甚至提出:“性爱问题的彻底解决就是废除夫妇制度。”

总的来说，这些集中在1926年出现的有关性的公开化言谈，是打着科学的真与艺术的美来为自己的表述权、价值观鸣锣开道的，弗洛伊德、蔼理士的学说和唯美——颓废主义的主张结合在一起影响了这批言谈者的性意识。他们与建立在婚姻制度上的“忠贞”“纯洁”“牺牲”等价值观念相对立，提出了以“唯美”和“娱乐”为价值取向的新道德。它的产生适应了在大都市商品经济体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性关系形式的要求。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作    者：李今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