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史︱不当教授当家教：启蒙思想家们的逆向职业选择

如果有两份职业选择，大学教授还是家庭教师，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如何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在18世纪的苏格兰，这却是一个让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等启蒙思想家都很纠结的问题。最终，他们都做出了同一个选择，放弃大学教授的教职，成为家庭教师。这其中的缘由何在？

“逆向”职业选择

从传统意义看，亚当·斯密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他所就读柯卡尔迪市立起中学是苏格兰一流中学，校长戴维·米勒相传是当时最优秀的教师，他在14岁就进入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该校建校于1451年，是苏格兰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仅次于1413年建校的圣安德鲁斯大学。随后，斯密获得奖学金，进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该学院以培养政治家闻名。随后，斯密先后任教于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并且升任教授。在18世纪，全英一共也只有6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英格兰的牛津、剑桥和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大学），而斯密至少和其中三所攀得上关系。

从其成长经历看，斯密的学术道路可谓根正苗红，但1763年11月的一封信却让其教授道路戛然而止——这封信来自巴克勒公爵的养父汤申德。在这封信中，汤申德请求斯密出任巴克勒的家庭教师，他说：“请容我冒昧地把旧话向您再提一提，巴克勒公爵打算出国的日子快到了，如果您准备和他同行的打算没有变，我将愉快地通知他和达尔基思夫人（即汤申德夫人）。”

信中汤申德透露了一个信息，即双方已就斯密出任家庭教师达成了协议，不过并没有完全坐实，汤申德希望通过此信坚定斯密的决心。为此，他开出了砝码：“我不想在此时谈地位待遇之类的问题，因为假如您对这一职业无异议，我知道在待遇等方面我们之间是不会有异议的，事实上，我同巴克勒公爵谈您的事比您自己还着急。总想尽力做到让您满意，对您有利，因为我深知在这件事中真正得益的是他。”

亚当·斯密画像

斯密最终接受了这一邀请，条件是每年300英镑的薪给，外加出国旅行的费用，以及终身领取300英镑的年金。这样算下来，斯密每年的收入比在格拉斯哥大学增加了一倍。其代价是，斯密放弃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以及三四百名学生，而专心辅导一人。1764年2月14日，他在写给校长托马斯·米勒的辞职信中写道：“我向您和同事辞去格拉斯哥大学伦理学教授的职位、学院伦理学教授的职务以及连同属于这个职务的全部薪水、特权和优待。但是，我保留从本年10月10日起的当前半年时间一部分薪水和权利以及圣马丁节最后一天起，另一部分薪水的权利。”

如果只是读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斯密太过斤斤计较，对于尚未发放的薪酬都那么在意。但如果你把信读完，就能发现斯密的善良与真诚。他写道：“我希望把这笔薪酬付给替我做未完成工作的那位先生，支付根据我这位可敬的同事和我在分别前商量同意的办法办理。我从没有像此刻那样迫切希望学院蒸蒸日上，我衷心祝愿我的任何一个继任者，不仅以他的才华为这一职位增添荣誉，而且以他心地的正直、性格的和善使那些可能与之终身相处的、杰出的人感到宽慰。”

仅从这封辞职信来看，斯密不仅是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的大家，也是一名颇为合格的职业人。辞职信中，不见任何对于老东家的愤懑，也没有对于收入的计较，而是颇为大度地为学院的长远考虑。在其去世前几年，他还两度当选格拉斯哥大学校监，可见即便辞职，斯密与格拉斯哥大学之间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斯密曾经就读和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

“逆向”选择的初衷

斯密没有多说离职的原因，但是经济无疑是最重要的动因。在18世纪，选择放弃大学教职，而屈就西席的做法并非个案，其中就有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好友亚当·弗格森。

亚当·弗格森画像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弗格森出生于苏格兰低地和高地之间的柏斯夏郡。按照斯密著名的四段分期论（原始社会、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当时的苏格兰高地还处在农业社会时期，而以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为代表的低地已进入到商业社会。或许正是出生于这两种社会形态交织的地方，弗格森写下了《文明社会史论》这样的学术名篇，其经历与斯密类似，长期浸淫于苏格兰的学术圈，从1759年起，他出任了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与此同时斯密是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双方既是同行，也是好友。

1774年1月，弗格森致信斯密，其中透露出他对是否接受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家庭教师一职的纠结：“我早就欣然接受要我任家庭教师这项提议，就算是谢绝，我也不会贸然从事，让人觉得我对报酬还有异议。这个建议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这是我目前要作出的唯一选择。”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弗格森担心其到来会增加勋爵一家的负担，但纠结归纠结，弗格森还是倾向于接受家庭教师一职，其主要原因是爱丁堡大学的束修着实有限，“几年前，我在这里供职，年薪为300英镑左右。可去年和前年已减了很多。而且，尽管爱丁堡教育经费不足而费用日涨这种令人惊恐的情况犹存，我的年薪要恢复原有金额是不太可能了。再说，年老体弱时，我的年薪可能还得减少，充其量也就是100英镑。由于这几个原因，如果我在有选择工作地点和职业的特别待遇的情况下，接受年薪200英镑的差使，我觉得我是可以问心无愧的。”

在这封信中，他还特意提到在家庭教师合同解除后，他希望能将其“年金增加到我所提到的金额”，并且并不介意世人的说长道短，因为年金的高低和马的优劣一样，“都是按质论价”。最终，弗格森辞去了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的教职，以年薪400英镑的待遇担任了陪同切斯菲尔德勋爵之子进行欧陆大巡游的家庭教师。按照协约，他获得了终身享有200英镑年金的允诺。这一年金比斯密的少了100英镑，但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

同样逆向选择的还有斯密的好友大卫·休谟。1765年9月，就在斯密出任家庭教师后不久，休谟在给斯密的信中写道：“在刚过去的6月，我获得了大使馆秘书之职，每年薪水1200镑，这使我极为称心。”当然，这也算是裙带关系的结果，因为推荐其就任此职位的是即将调任爱尔兰副总督的赫特福德勋爵，而勋爵愿意接受此职位的前提就是派休谟为爱尔兰秘书，这样休谟可以和他的儿子比彻姆勋爵在一起。尽管休谟因担心“不能适应新场合”而婉拒该职务，但赫特福德仍为其申请到一笔“每年400镑的终身年金”，对于这笔年金，休谟不无得意地说：“再没有比这个更适合我心意的了。现在我又富裕又自由。以前我只要自由就心满意足，何况现在兼而有之，此后只求允许我活得久些。”

遗憾的是，休谟的这一心愿未能最终达成，他于65岁那年去世，斯密比他多活两年，而亚当·弗格森比他多活24年。就年金而论，每年高一点固然重要，但活得更长一些，才是最终赢家。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与中等教育的贵族化

为什么斯密、休谟和弗格森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会作出这样的逆向选择？经济收入无疑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作为家庭教师可以享受到的终身年金，这是大学教授所没有的，这当中折射的是苏格兰教育的深层原因。

18世纪的苏格兰，高等教育开始逐渐走向平民化。所谓平民化就是，苏格兰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要远甚于同时期的英格兰。如前文所述，从16世纪开始，苏格兰已拥有圣安德鲁斯、格拉斯哥、爱丁堡和阿伯丁四所大学，而英格兰仅有牛津、剑桥两所，且接收的学生以贵族子弟为主。与英格兰相比，苏格兰大学的门槛较低，像亚当·斯密这样中等阶层家庭的孩子也能顺利入学。

到了18世纪末，格拉斯哥大学内的商人子弟越来越多。1790年，格拉斯哥大学招收的学生中有一半从事“工业和商业”的家庭，而同时代剑桥大学中商人子弟比例不足8%。《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的作者阿瑟·赫尔曼认为，“格拉斯哥的大多数商人不仅会做生意，而且与其他苏格兰中产阶级一样受过良好教育。他们能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与看分类账册和资产负债表一样轻松。”

约翰·莫尔和他的学生汉密尔顿公爵在大旅行途中

一方面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中等教育的精英化。在18世纪的英国，最能体现贵族与其他阶层教育区别的恐怕当属“大旅行”（Grand Tour）了。所谓大旅行，也被译作“欧陆游学”或“大陆游学”，所针对的是的十几岁尚未步入大学或者社会的贵族青少年。尽管学界对于大旅行有多种定义和解释，通常认为，大旅行具有四个条件：一是参与者是英国贵族青年；二是有一位导师始终陪伴在他的旅程中；第三，有一条确定的旅行线路；四是旅行一般持续一段时间，平均在两三年左右。

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汤申德和切斯特菲尔德愿意花重金延请斯密和弗格森的主要原因都是请其陪同自己的儿子开展大旅行。在大旅行上，无论是贵族还是巨贾都舍得投入重金，例如，金斯顿公爵前后游学10年，有一名年薪500英镑的导师、一名年薪100英镑的管事、一名年薪23英镑的男仆和两名年薪10英镑的男仆陪伴，每年开销数千英镑，10年开销超过40000英镑，诺丁汉伯爵的长子游学花销每年达3000英镑之巨。

苏格兰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代价入学，而后果则是大学教授的收入得不到国王和贵族阶层的保障，特别是在年老退休后其收入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中等教育的贵族化则意味着贵族舍得在大旅行上为孩子们延请名师。从18世纪开始，大旅行也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一些乡绅和大商人也热衷于此，名师有限，而贵族加上巨贾，名师就显得不够用了，供求关系的改变抬高了导师的身价，教授之所以甘为伴读，也是希望借伴读前往文化昌明的欧洲大陆旅行。事实上，斯密就通过陪伴巴克勒公爵的大旅行结识了法国的名流与学者，为其思想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在《国富论》中，斯密曾对商业社会作出过如下经典论述：“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中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如果从这个意义理解，斯密等启蒙思想家也是商业社会的践行者，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去交换贵族和商人的金钱，这并非出于贵族和商人们的恩赐，而是出于彼此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看似不合理的逆向选择也是理性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