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南北不二”观念影响苏轼岭南诗歌创作

别具风采的惠州西湖留下了苏轼的诸多足迹。记者李永杰/摄

晚唐五代以来，作为禅宗的立宗经典，文人对《坛经》的阅读和接受更为普遍与深入。据《坛经》记载，惠能初见五祖弘忍时，弘忍大师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苏轼接受了这种“南北不二”的观念，并在《闻潮阳吴子野出家》一诗中表达了“当为狮子吼，佛法无南北”的思想。在此诗之前，他在《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中也曾有“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的说法。

在“南北不二”观念的影响下，苏轼逐渐将南北融为一体，这在他的诗歌中多有表露，如“人间底处有南北，纷纷鸿雁何曾冥”、“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既然“南北”本无分别，那么随心适意的生活状态便成了苏轼的人生追求，所谓“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进一步展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安之所，便是故乡。如果说这首词尚是对友人的宽慰之语，那么苏轼在岭南时期的创作，则是亲身体会后形成的认知：“人间无南北，蜗角空出缩”、“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南北融合的思想观念以及“随缘自娱”的生活心态，对苏轼的岭南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唐宋以来，贬至岭南之人多有一种“思归”情结，如宋之问曾作《度大庾岭》：“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但苏轼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思归”倾向，反而以岭南本地人自居。《与王定国三十五首》写道：“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正是这种“惠州人”的定位，让岭南时期的苏轼比被贬黄州时要平和得多。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曾说，苏轼在岭南时期“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这一时期，苏轼笔下更多的不是忠而被谤的怨恨，也非怀才不遇的苦闷，而是诗意栖居的泰然。他在饮酒之中领悟人生滋味，在品茶之时自得安闲情趣。这种处变不惊、平和泰然的心境，让苏轼的岭南诗歌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与文学景观。

“瘴气”、“蛮烟”与岭南艰苦生活紧密相连，在刘禹锡、殷尧藩、黄庭坚、郑域等唐宋文人的笔下均被大量提及。反观苏轼，“瘴”、“蛮”二字虽也较多入诗，但大多并非形容环境恶劣，而是借以表现栖居生活的适意和对岭南风物的喜爱。在他的笔下，槟榔可以消瘴疠，“可疗饥怀香自吐，能消瘴疠暖如薰”；钟鼓能够洗瘴尘，“城南钟鼓斗清新，端为投荒洗瘴尘”；甚至连西庵之茶亦可清洗江瘴，“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苏轼以“谗言”类比“瘴疠”，但认为“谗言风雨过，瘴疠久亦亡”。他还将“瘴雾”与“北风”对照，“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习惯了岭南的生活环境，反倒对北风感到不适，这与邹浩“北风吹面过如冰，也胜南风瘴水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轼诗歌对“瘴”、“蛮”二字的使用与他南北融合的观念一致：“海波不摇飓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一洗瘴雾水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苏轼还创作了大量描写岭南风景名胜和民俗风物的诗歌，他将岭南视为“家乡”，进行了饱含真情的赞美。苏轼笔下的岭南风景，有“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的儋耳山，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的蒲涧寺，有“水生挑菜渚，烟湿落梅村”的江上春景，也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惠州西湖皎月。他描写了“井水分西邻，竹阴借东家”的民居生活和“处处野梅开，家家腊酒浑”的民俗风情，还对具有地域特色的荔枝、薏苡、甘菊、枸杞、地黄等物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

心态的平和缘自对《坛经》南北观念的接受和对佛禅义理的深入理解，也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让苏轼与南宗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谪居岭南时期，他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了对南宗禅的向往：“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南行万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元符三年（ 1100），苏轼于北归途中作《过岭寄子由》，苏辙的和诗更好地反映出苏轼岭南心态与曹溪禅的关系：

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令终返北，无心自笑欲巢南。

蛮音惯习疑伧语，脾病萦缠带岭岚。手挹祖师清净水，不嫌白发照毵毵。

岭南生活虽艰辛，幸有“祖师清净水”给予苏轼心灵的慰藉，让他以平和心态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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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 人文岭南第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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