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敦煌女儿”被授国家荣誉，与丈夫的爱情故事令人动容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等称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天（17日）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在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前，樊锦诗获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以表彰她过去56年来在研究和保育敦煌莫高窟上的付出——推动“数字敦煌”计划，利用现代电子科技、以数字方式呈现莫高窟壁画，为文保工作创立下新的标准，大大提高了公众对莫高窟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81岁的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81岁的樊锦诗守护莫高窟56年

1963年大学毕业后，25岁的上海姑娘樊锦诗毅然西行。黄沙漫卷，喝咸水、点油灯、睡土炕。条件很苦，但她没有离开。半个多世纪的相伴相守，青丝熬成白发，她开拓性地利用数字化手段，让千年莫高窟“容颜永驻”。 

“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初见敦煌已有半个多世纪，她守住敦煌白了头。“我白天想敦煌，晚上梦敦煌。80多岁了，还能为敦煌做事，无怨无悔！” 

敦煌女儿

25岁起相依相守半世纪

樊锦诗祖籍杭州，上海长大。她爱逛博物馆，高考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少女时期的樊锦诗

1963年，大学即将毕业的樊锦诗面临毕业分配，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

那一年，坚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的她没有把父亲搬出来，从此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

在莫高窟实习时的樊锦诗

再入敦煌，为了梳洗方便，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也是从那时起，她再也没离开过敦煌。

25岁的她来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 

风沙漫天，住土屋、喝咸水、点油灯，“条件很苦，但我没想离开”，樊锦诗说，打动她的是延续千年、魅力独特的莫高窟，更是坚守敦煌文物事业的众多前辈。 

她难忘敦煌莫高窟“申遗”。对照世界公约和国际宪章，才知道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莫高窟是人类的无价之宝，我心想一定要保护好。万一有闪失，我就是罪人。”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

1998年起，她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7年。她说，不是做官，而是担当、责任和使命，要有“问题意识”。 

她推动制定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这一“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并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理念技术、培养人才；她倡导科学保护、探索数字化，如今先进的保护技术不仅延缓了千年洞窟的衰老，更让它以数字的方式“容颜永驻”…… 

樊锦诗在做科普讲座

2010年，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第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的管理与旅游开放创新模式作为典型案例向世界推广，称其是“极具意义的典范”。

“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可表彰全给了我。”樊锦诗不忘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路。

半个多世纪，她与莫高窟相依相守。她把全部情感凝结成对莫高窟的一个“爱”字：“和谈恋爱一样，既然爱她，就要想尽办法去爱！”

伉俪情深

与夫分离19年无怨无悔

 一辈子守在敦煌的樊锦诗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她和敦煌的爱恋，离不开丈夫彭金章的支持和奉献。连彭金章自己都说，自己是“敦煌的女婿”。

他们的爱情是从大学开始的。

大学时，樊锦诗爱泡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来自河北农村的憨厚男同学彭金章总给她在图书馆占座。樊锦诗喜欢在手腕上系毛巾手绢，彭金章又总送她绣有红的、黄的、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虽然他不知道，她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他又把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其实并不合江南姑娘的口味，可她也开心地尝尝，吃掉了。

彭金章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很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从小有保姆照顾、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樊锦诗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小樊”后来说，她对“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

1963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本来他们约定三年后，在武大团圆。但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婚礼，此后便是19年的分离。期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到武汉探亲20天左右。

樊锦诗与彭金章

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樊锦诗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请求得不到批准。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生下了大儿子。

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催彭金章回去。彭金章一拖再拖，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

樊锦诗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1973年，二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彭金章成了边工作边带娃的“超级奶爸”。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来。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无奈之下，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上海上学，但孩子竟意外走失了。于是老彭又把小儿子接到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对于这个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相聚。

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同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因为不稳定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影响，大儿子当时面临考不上大学的窘境。为此，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50岁，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樊锦诗与彭金章分隔两地多年后才在敦煌相聚。

樊锦诗后来回忆：“改革开放后，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此时我和我先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一边是工作，一边是家庭，这让我非常纠结。1986年，结婚的第19个年头，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先生了解我，知道我对敦煌的感情，最后他决定随我扎根敦煌。这意味着他要舍弃自己在武汉的事业。”

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

从同窗到伴侣，彭金章与樊锦诗相伴一生。彭金章教授于2017年7月29日逝世，享年81岁。

之前，工作繁忙、低调朴实的樊锦诗终于答应上央视《朗读者》节目，原因竟是“老彭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

本文素材综合新华社、新民晚报、人民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