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中日儒学

“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中日儒学国际研讨会”于2019年9月14日至1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中日两国共30余位学者就荒木见悟教授（1917-2017）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及其研究方法，同时围绕中日儒学如何展示中国哲学丰富性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2019年9月14日至15日，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上海儒学院主办、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与中华日本哲学会协办的“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荒木见悟与中日儒学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院长陈来教授，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吴震教授，复旦大学何俊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以及由荒木见悟弟子吉田公平教授率领的日本学者团队，共有3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就荒木见悟教授（1917-2017）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学术贡献及其研究方法，同时围绕中日儒学如何展示中国哲学丰富性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深入的交流。（本文图片  金瑞）

荒木见悟教授（1917-2017）

荒木教授出生于日本广岛，1936年入学京都龙谷大学专门部，1940年考入九州大学法文学部，师从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楠本正继教授。1946年成为九州大学特别研究生，1959年获九州大学文学博士。1962年起历任九州大学教授等职，1981年退休。荒木教授著述等身，专著及编著主要有：《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的形成》（1963）、《明代思想研究》（1972）、《佛教与阳明学》（1979）、《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及其思想》（1979）、《阳明学的展开与佛教》（1984）、《中国思想史的诸相》（1989）、《阳明学的位相》（1992）、《阳明学与佛教心学》（2008）、《大慧书》（1969）、《竹窗随笔》（1969）、《辅教篇》（1981）、《大应国师语录》（1982）等共30余部。

荒木教授继承并发扬九州大学宋明儒学的研究传统，在中国哲学的朱子学、阳明学、晩明社会思想，以及日本佛学、儒学等诸多领域做出独创性研究，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为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吴震教授曾经提出，“荒木见悟凭借着一人之力，就几乎穷尽了阳明后学以及晚明各个领域代表性人物的思想研究……他的研究在今后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吉田公平教授以晚明学者管东溟的研究为例指出，“（荒木见悟）将焦点聚集于管东溟一人，却全方位地审视和描述了明末社会的思想风貌，其研究涵盖了哲学史、社会史等各个层面，成为一部具有全新样式、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力作”。荒木先生在世之时，多次访问北京、上海、浙江以及台湾等地区，举办学术讲座，促进了中日两国儒学研究的交流。以《佛教与儒教》为代表的部分重要著作和论文，已翻译出版。通过对荒木教授中国学研究的回顾和省思，对于加深了解中国哲学以及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14日上午，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主持开幕式，清华大学陈来教授与日本东洋大学吉田公平教授做开幕致辞和主题讲演。陈来教授表示，荒木见悟先生的研究在佛教，尤其是华严经、如来藏的研究，以及宋明理学中朱子学、阳明学的研究等方面皆有着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荒木先生由佛教研究转向阳明学研究，这样一种独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取向值得注意。与此类似，欧洲现象学家耿宁也是最初研究佛教的唯识学，后来转向阳明学，并写下了《人生第一等事》的巨著。东西方两位重要学者的学思历程都有着深入的佛学训练，这对于我国学术界的未来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省思。

吉田公平教授提到此次会议的缘起是2018年10月在日本佐贺县举行的研究会中，吴震教授倡议举办荒木先生的学术研讨会，并最终将主题定为“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再现”。作为荒木先生的弟子，吉田先生对此次会议的召开和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由衷感谢。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可以让中日两国学界再一次思考和学习荒木先生的研究成果，探究中国哲学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并促进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及其当代价值。

随后，陈来教授发表主题报告《“万物同体”与王阳明思想的晚年发展》，提出王阳明晚年居越之时以“万物同体”的观念为重点，一方面以其追求内心生活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宇宙体验，另一方面在价值观上体现为对生民苦难的一种悲悯情怀。从良知学的角度看，万物一体的思想不仅引起了良知内涵的变化，也明确引导了致良知实践方向的变化，是王阳明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部分。

吉田教授将荒木先生与二十世纪日本的另外一位重要思想家岛田虔次作比较，指出都是在1917年出生于日本广岛。1945年日本战败之际，二人28岁，大部分青春都是在战争年代度过。且在战后日本，他们都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岛田先生提出明代的王阳明、王心斋、李卓吾的思想为“近代思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就引发了史学界的激烈讨论。在充满封建思想的时代中存在“近代思维”的萌芽，这对于习惯旧说之人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巨大影响。与岛田先生偏重于纯学术研究不同，荒木先生更有一种求道主义精神，在他看来，在儒佛两教的中国思想世界中，贯穿“本来性与现实性”的哲学根本问题，通过对此问题的理论追寻，以揭示儒佛两教的思想精髓，并展示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在开幕式的大会报告环节，日本市来津由彦教授、台湾廖肇亨教授、浙江社科院钱明研究员以及荒木弟子荒木龙太郎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市来教授就荒木先生《（新版）佛教与儒教》第三章“朱子的哲学”展开了专题讨论，指出该书的朱子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大特点，一是贯通全书的“本来性-现实性”之视角的思想生产性以及朱子学对立足于“日常性”之立场的重视；此“日常性”要求人们直面现实社会生活，并将“理”贯穿于日常行为过程中。

廖肇亨教授则从佛教研究的视角提出，荒木先生的学术起于佛教而又终于佛教，从华严学的思维方式出发，通过《佛教与儒教》寻绎儒佛两教的相互关系，与传统的佛学研究不同，荒木先生的研究有其哲学视野，往往先立其大本，但绝不作悬空之论断，以严谨的文献解读为学术根基，故其立言有本有据。

钱明研究员《日本九州学派的成立与展开》强调了日本中国哲学研究中，与东京学派、京都学派鼎足而立的九州学派。九州学派的奠基者可以上溯至誉为“西海二程子”的楠本端山、楠本硕水兄弟，楠本家的后人楠本正继（1896-1963）出任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第一任教授，培养了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等二十世纪后半期著名的中国哲学大家。直至现在，以各种研究会的形式，九州地区的儒学研究依然活跃。

荒木龙太郎先生《荒木见悟先生与明代》将荒木先生一生的为学分作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1962）是在楠本正继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代表著为《佛教与儒教——中国思想的形成》（1963）；第二阶段（1962-1972）开始于九州大学任教，着力于“心学”研究，代表著为《明代思想研究——明代佛教和儒教的交流》（1973）；第三阶段（1973-1982）荒木先生着力于明末思想研究，代表著为《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的生涯和思想》（1979）；第四阶段（1982-2017）是荒木先生从九州大学退休之后的研究，重点为明末清初的思想，著作有《阳明学的展开与佛教》（1984）、《中国思想史的诸面》（1989）等。终其一生，荒木教授始终将恩师楠本先生“一定要借鉴佛教思想”的教诲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

与会学者就荒木先生的学思历程、儒学及佛学研究等方面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学术探讨。关于荒木先生的研究方法论，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荒木先生的“本来性—现实性”这一哲学图式问题，例如中纯夫《“本来性与现实性”小论》和吴震《作为哲学方法论的“本来性—现实性”——读荒木见悟〈佛教与儒教〉》；另外，早坂俊广《论荒木见悟的“南宋功利学”研究》、藤井伦明《荒木见悟先生宋明思想研究之特色——以其朱子学研究为探讨中心》也对此问题有所涉及。明代思想荒木先生一生努力开拓的研究领域，相关著述也最为丰富，故此次会议就此领域发表的论文也比较集中，例如：小路口聪《心创造理——荒木见悟教授“心即理”解释的可能性》、三浦秀一《邹元标与良知心学》、何俊、周嘉涛《云栖袾宏对天主教的回应》、锅岛亚朱华《明末新四书学的发展》；陈畅《“四句教”的伦理困境及其解决之道——兼评荒木见悟先生的四句教诠释》、方旭东《“悟，致知焉尽矣”——禅学对诠释王阳明思想的一个启发》、伊香贺隆《荒木见悟先生的聂双江研究》、播本崇史《荒木见悟先生的排耶论与万物一体论》、陈晓杰《荒木见悟先生〈明代思想研究〉译者解说》。佛教思想研究是荒木先生一个重要领域，此次论文有：吴孟谦《荒木见悟先生关于〈楞严经〉的研究》、张崑将《荒木见悟〈忧国烈火禅〉之评介》。

以整个东亚思想文化的视野反思荒木先生的研究以及探讨东亚文化自身的性格，相关论文有：泽井启一《荒木见悟与日本思想史研究》、韩东育《“化道为术”与日本哲学传统》、林美茂《井上哲次郎与“中国哲学”的诞生——以〈东洋哲学史〉讲稿笔记为线索》、王小林《试论“孝”思想在日本的变异》、周磊《东亚儒学视域下的“气学”转向》、崔在穆《〈今献汇言〉及在韩国的传播》（论文参会）。有关荒木先生学行履历的分析介绍，探究荒木先生的生命以及求道历程，其论文有：鹤成久章《荒木见悟博士的福冈学艺大学在职时代的研究》、辻井义辉《荒木見悟博士“哲学”研究之核心》、申绪璐《述论荒木见悟先生的〈通向释迦堂之路〉》、田尻祐一郎《我的回忆——“荒木论文”与江户思想史研究》（论文参会）。

15日下午的闭幕仪式上，陈来教授指出大家在探究荒木见悟先生之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反思与超越”、“商榷与补充”，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何开辟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值得认真思考。陈来教授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荒木先生未竟的研究工作：一是荒木先生的研究偏重心学，而宋明理学研究需要注意朱子学与阳明学研究的平衡；二是在二十世纪学者的研究中，有些学者重视明清思想中的现代性因素，强调晚期封建社会中已包含近代主义和启蒙意义，但是在新的时代，是否还要将思想的外在性看作价值评判的重要标准，这是值得反思的；三是要注意思想有内在的精神，也有外在的变型，研究过程中应当对此展开全面的分析和掌握，不能仅突出外源性因素对思想发生与发展的影响。

吉田公平教授在闭幕致辞中指出，我们反思荒木先生的研究，目的就是希望在荒木先生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业绩中，寻找对我们当下儒学思想研究的启发意义，进而探索能够提供给人类世界的共同思想资源。本次会议的倡议者和组织者吴震教授指出荒木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三个重要特征：独创性、思想性和实证性。荒木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在日本中国学的学术界可谓是一位最具哲学思辨性的学者之一。当然，荒木先生的研究还有专题性强的特色，往往涉及前人没有关注过的人物个案或冷僻课题，在研究手法上，也特别注重对文献的广泛收集和深入解读。总之，荒木中国学的研究在当今东亚学术界仍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