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历史地理学的大模样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在9月21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暨《历史地理研究》发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道的朋友们：

很高兴来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全国各地的同行为这个中心庆生，庆祝它的二十周年华诞。

感谢中心的各位领导，给我这份荣幸，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讲几句话，谈一谈对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想法。

谈到历史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不能不首先回顾一下这个学科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看清未来的努力方向。

我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同行朋友，都倾向于认为，在中国，是由顾颉刚先生引导门徒在上个三十年代，创立了这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之学。具体地说，是顾颉刚先生创建的“禹贡学会”和这个学会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把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转换成了现代的“历史地理学”，即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地理学；至少是从那时起，已经开启了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实质性转变。

包括在座的各位同道在内，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都要举述《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从第三卷起即书作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而这个英文词汇，在今天的直译，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其实不仅是《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刊名，当时一些大学地理系的教材，在讲述地理学的构成时，也都引入了这一学科名称，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其实质内容究竟如何呢？关于这一点，当年禹贡学会的骨干成员侯仁之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特地指出过：“‘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见侯仁之先生《“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

不过在我看来，《禹贡半月刊》刊载的论文，所涉及的问题，绝大多数还是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并不能简单地用其英文译名来判断实际的研究内容。事实上，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禹贡学会成员和三十年代其他中国学者的具体研究论著表明，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也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绘制历史地图等。其实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基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革地理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这些我们非常敬仰的前辈，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

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1949年以后，通过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谭其骧先生以及陈桥驿先生等一批学者的持续努力，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建立起来的。

在这当中，侯仁之先生在引进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除了理论论述之外，侯仁之先生更身体力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北京的城市起源与演变、西北沙漠变迁以及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等问题，作出了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对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为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史念海先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史念海先生就写出了一部系统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书稿。这部书稿是参照现代地理学的一般结构和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面貌，从纵向上看，其中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这三大组成部分，事实上为新型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勾勒了基本框架。当然，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是史念海先生从事这些研究的重要基础。这部书稿虽然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油印本即散布很广，一些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外，史念海先生在在1963年9月出版的论文集《河山集》，其中大部分文章，都是从叙述自然环境基础入手，分析经济地理格局，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显示出一派全新的气象。

参与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谭其骧先生具体研究的学术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虽然更多地是对传统沿革地理的继承，但这些内容既是新式历史地理学最普遍并且最重要的基础，同时依然是新式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谭其骧先生也同样从很早起就积极拓展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探索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谭其骧先生发表了几篇典范性研究，其中包括《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等文章。这些文章，都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具有重大实质性的突破。

其他如陈桥驿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过程中，也发表了一些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学术论文，例如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表的《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等文，对后来的学术发展，就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也更加全面的发展。2000年8月，正当世纪交替之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了第19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在这个会上，我曾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为题，向国际历史学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在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和进展，并且郑重指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地理学者来承担”的。在这次国际史学大会上，我还谈到：“近50年来，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家，一贯把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历史经济地理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加以研究，这与西方的历史地理学者一直偏重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甚至许多人根本不承认历史地理学中存在有历史自然地理这一研究范畴的情况相比，具有明显差别，因此也在环境史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值得自豪的成就。”其实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只是一个侧面。事实上，经过几代历史地理学者持续不懈的努力，不管是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历史经济地理，或是历史人文地理，我们都取得了优异的成就，进步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

然而我们还要继续前行。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愿意研究的问题，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当然不妨各行其是，但作为一门学科，在看待历史地理学的总体发展趋向时，还是会有一些共同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前面，我之所以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初创过程做了那么多的回顾，是想通过这种回顾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地理学科的“大模样”。我在这里借用围棋术语讲的这个“大模样”，就是从学科发展的大局着眼，看它的来龙去脉，看它的必然趋势和我们理应肩负的使命。

这个问题很大，我没有做过系统的思索和考察，今天在这里也无暇很具体地和各位同道交流，只能用几句话，说说我的直观感觉。

第一，遵循前辈学者创建历史地理学科以来的研究路径，努力有意识地完善中国历史地理各个分支领域的基本格局，使之更加清晰，更为确切，也更趋具体。这话有什么意义，指的是什么，很多朋友一下子不一定明白，更不一定接受，但我觉得，认真想一想，还是会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的。看一看前辈学者的努力方向，再看一看当下的情况，我想，这样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第二，着力推进一些重大基础问题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努力更加精准地揭示各项地理要素变化的内在机理。譬如气候变化问题，譬如黄土高原的植被变迁问题，譬如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患问题，譬如城址改移的规律问题，等等。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学者，不再简单地复制前辈学者既有的认知，意味着我们要以前辈学者创建历史地理学科时的态度，去推动这个学科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步。

第三，“历史地理学”并不能局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现在，“历史地理学”从一个同“中国史”和“世界史”（实际上应该是“外国史”）等并列的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降格成为“中国史”下面的一个附庸部分。造成这一状况，除了某些掌权者的无知无德之外，这里面还有我们自身的无能和无所作为，是我们对中国域外地区的研究做得实在太少太少。我相信，目前这种状况，是应该改变而且也是能够做出改变的。

各位朋友，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在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且为这个学科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很多方面，都曾经起到引领者的作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年来，更是佳作迭出，硕果累累。

在这里，我衷心祝福，复旦大学的同行们，能够在这个国家这个学科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我自己，虽然已经年至花甲，但也愿意追随于各位同道之后，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愿我们大家一道，让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学科呈现出日趋完美的“宇宙流大模样”。

谢谢大家。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