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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化解现代技术对人文的异化?

2019-09-30 17:0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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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信睿周报》

A=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您提到,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唤醒人们身上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而人的本质又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导出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

吴国盛: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

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在您看来,是什么造成了技术对人文的异化?

吴国盛: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堕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芒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钟表是一切机器之母,而借助钟表,现代技术得以全方位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钟表的指挥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术的律令。技术的异化通过时间的暴政表现出来。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您提到了芒福德有关“钟表”的说法,恐怕很多人都有同感。上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凯恩斯曾有个令人振奋的预言:100年后,随着科技的发达、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将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时。但实际上,近100年后的我们虽然用着更为先进的技术,但争论不休的却是“‘996工作制’到底值不值得提倡?”那么,如何才能将人从这样一种技术的律令中拯救出来呢?

吴国盛:现代技术所带来的问题,已经不能通过自身得以解决。比如说现代技术可以通过量的线性增加来提升能力,而单项的线性增加对人来说是没有可能实现的。人的身体结构是有限的。现代奥运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现代技术的榜样,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其实是反人性的。通过长期的系统的训练让人达到身体的极限状态,而这种极限本来是不必要的。竞技运动从来不是提高人们体质的合适方式,现代竞技运动本质上是商业活动,是现代工业系统的一部分。现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已经不是一个性质了。奥运会性质的变化反映了现代工业技术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现代奥运会产生的运动员的成绩对他们的身体实际上是有损害的。但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不断地希望提高自己的成绩,所以兴奋剂与现代奥运会如影随形,并非偶然,有其必然的逻辑。人本身是有极限的,不可能跳得更高、跑得更快。极限是难以突破的,而现代技术的理想就是不断突破极限。

事实上,整个自然界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人类在地球上都无法生存的话,去别的星球更无法生存。人类不可能离开地球。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只有站在大地上才有力量,把他的脚提起来他就没有力量了。人类也是这样。现代技术还没有注意到整个世界是个有机体,现代技术就像一把刀一样把这个有机体切开,但是它没有注意到这个有机体自身有着生长的力量,可以生长出很不同的类型。因此,随着技术的切割,世界机体也在变化着自己的形态。

医学在过去一百年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医学并不能消灭所有致病病菌和病毒,因为随着技术的变迁,病菌和病毒的谱系也在改变。过去人们容易得的是传染病,现在这些病在很多都不具威力了,但又出现了对人类有威胁的新的疾病谱系,人们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代谢性疾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单纯按照过去杀菌治疗的方式没有用,相反,生活方式反而是今天许多疾病的原因。

这对我们产生的启示就是,我们应该去寻求新的与世界的和解方式,单纯用强力方式是不可以的。我们在地球上产生的能量已经是宇宙中最大的了,核能技术已经可以在地球上形成一个新的太阳。但是现代人类就像一个拿着手榴弹的小孩,不知道如何控制。所以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失控的,并且风险非常严重。而这些问题又不能通过自身来解决,只能通过改变其单一性、普适性,发展本土技术、多元技术来进行制衡。如果只依赖一种技术的话,这种不确定性就会非常大,如果有多元技术就可以对待这种不确定性。本土技术的意思就是限制普适性技术,关注适用性技术。现在的问题是不关注本土性知识和本土性技术,一味迷恋高科技,经常产生杀鸡用牛刀的笑话。一个普通感冒去医院也让你做很多化验,花好几百块钱病也不一定能治好。实际上普通感冒是自身机能的反应,不吃药也会好。

现代技术必须要回到生活状态,回到生活状态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技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多大而无当的技术也没有必要去研究。按道理,探索世界奥秘是有必要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探索都代价巨大,这样就有一个是否得不偿失以及谁来承担代价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技术发展应该越来越朝着人性化、生活化、多元化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克服现代技术带来的问题。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2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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