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使⑨｜王嵎生：说我“最帅外交官”那是中国外交搞得好

新中国外交70载，许多令人难忘的“高光时刻”历历在目，既有耀眼的亮度，也有十分感人的温度。

在新中国七十华诞到来之际，澎湃新闻专访多位曾经代表中国出使海外的大使。他们曾是新中国外交不同发展阶段的见证者，是祖国实力不断壮大、在国际舞台上愈发“举足轻重”的亲历者，更是在世界多个地区、各个大洲代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实践者……

今天的“国家大使”系列，刊发我国前驻APEC高官、驻尼日利亚、驻哥伦比亚大使王嵎生的专访。

“谁是中国最帅的外交官？”“王嵎生！”

1998年9月15日，在马来西亚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官会议的晚会上时，有人突然高喊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回忆起自己当初代表中国担任驻亚太经合组织高官时候的这段有趣的往事时，王嵎生大使仍然充满了骄傲和自豪，当然在他来看，这个“最帅”的称谓实际上并不是说自己的外貌如何，而是在称赞中国外交搞得好。

1950年就开始进入外交部工作的王嵎生，在赴任APEC之前，曾经先后在尼日利亚和哥伦比亚担任大使，足迹遍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虽然如今已经90高龄，但王嵎生大使仍然思维清晰、逻辑缜密，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王大使说自己现在仍然通过手机保持着对国际形势的密切跟踪，且对所有事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王嵎生说道，“现在我们讲‘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我的领会就是时代的变迁，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现在时代的变迁已经从量变发展到正在质变或者已经质变了，整个世界都在变化。”

现在每天手机不离手

澎湃新闻：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您1950年开始工作，到现在也已经接近70年，作为中国外交这些年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此时此刻您有什么感想？

王嵎生：我一辈子就是搞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我最开始的经历还有些曲折的。那个时候华东和华北地区考大学还是分开招生，我在华北地区考上了燕京大学中国新闻系，华东地区我考取了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当时由于经济条件不够，我没有能够去当时还是私立大学的燕京大学读书，而是去了杭州。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朝鲜战争的爆发，1950年10月，战火日益逼近了我国边境，唇亡齿寒，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政府号召青年参军，而我当时就在思考自己是继续读书呢还是投笔从戎呢，这也是我人生上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想做一个作家或者是记者的，但组织上几次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向我说明参军的意义。我也想就算是参军也还能做战地作家或者战地记者嘛，就毅然地选择了参军，当时我在浙江大学只上了一个学期左右的学，就坐上了参军的火车。

不过呢，火车没有把我带到鸭绿江畔，而是把我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外国语学院（注：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当时还是外交部的干部学校）。后来据说是因为我的体重和身高不成比例，太瘦了，体检没有过关，但怎么办外交部也需要人，需要在朝鲜前线喊话的外语干部，就把我“阴差阳错”地分配到了外交部，我就是这样有一些偶然地当上了外交官的。我一直在紧盯着（国际形势）。当下如果总的形势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时代的变迁。现在讲“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我的领会就是时代的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现在时代的变迁已经从量变发展到正在质变或者已经质变了，整个世界都在变化。过去我们讲贸易投资自由化，虽然我们非常需要，但是步伐不敢太快，总是要把速度控制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现在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当年搞外交的时候，那时候从头到尾都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我们也还要继续坚持，但是我们更强调，要“共商、共建、共享”，概念在不断发展。如果现在我们还是仅仅拘泥于原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就不合适了，我们的外交应该与时俱进。

澎湃新闻：您刚才说您有过参军的经历，那后来您还去过朝鲜前线吗？

王嵎生： 去过的，1954年从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呢，一开始把我分配到外交部礼宾司工作，我正式步入了外交部的大门，但我那个时候情绪并不高，不大愉快。原因很简单，一个是觉得不合志趣，我当初很想到情报司(现在新闻司的前身)工作;二是觉得“大才”被“小用”了，想我在学校做了几年学生会主席，好像可以呼风唤雨似的，现在却让我搞什么外交礼宾，成天帮着填写外交官证，办理免税申请表和使馆的汽车牌照，太单调了。但我后来想，既然组织上把我放在这里，我就应该好好做，从具体工作一步步做起来。而且我还想，组织上把我安排在礼宾司工作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我长期搞学生会工作，社会活动多，可能容易适应这种礼宾工作。

后来1955年，我就被派到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联络处工作了，在北京去往平壤的列车上，我还结识了我的结发妻子。她刚从日内瓦参加第一次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回来，是第二次到朝鲜，我们聊了很多，她就像我的老师一样。我前后在朝鲜工作了一年的时间，先是在开城，后来呢朝鲜方面需要英语翻译，组织上又把我借给了朝鲜人民军，派到新义州口岸工作。

澎湃新闻：您已经90岁高龄，但您还说非常关注眼下的国际形势，您能否和我们说说您现在每一天日常的生活是如何过的？您是如何继续保持着对国际形势的跟踪的？

王嵎生：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就醒了，十一点半之后才会睡觉。用句简单的话来讲，我现在每天就是跟手机为伴。我一切的信息来源都通过手机，国际上发生的任何大事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我也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老伴说我天天弄手机，我开玩笑说，“手机比你重要啦”。

我还喜欢每天喝点小酒，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喜欢喝酒的，我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的第一次拿工资，首先考虑的是孝敬母亲，再者便是买了一瓶茅台酒慰劳自己，后来酒就变成了我饭桌上的常客。现在茅台是喝不起了，只有逢年过节可能还会喝喝，不过我每天还是要喝一点小酒的。

“谁是最帅的中国外交官”

澎湃新闻：您是1950年开始工作，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到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您也在外交战线上奋斗了40多年，在这么长时间中，您最感到自豪的是什么事情？

王嵎生：最自豪的时刻就是我当年代表中国方面同东盟、日韩在一起探讨APEC的内容，比如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记得有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有人说起，“谁是中国最帅的外交官”？大家异口同声地就说是我。当然我并没有认为我是什么“最帅”，说“最帅”，说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外交在APEC上搞得好，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我刚到APEC的时候，在美国威廉斯堡参加一次会议，那时候我心里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犯政治错误，说的就是台湾问题（注：台湾地区在APEC的身份问题）。台湾那个时候叫“Chinese Taipei”（中国台北），不能被定义为一个国家，而应该是regional economy（区域经济体），但总会有错误出现，所以每每有这种事就需要我站出来发声。

我从1993年到1998年担任驻APEC高官，台湾方面当时也是小动作不断，他们在各级与会代表的职称上，都要加上“行政院”或者某个部门的头衔，一开始我只是一般地提醒对方，希望他们不要做违反当时加入APEC时的MOU（谅解备忘录）规定的内容，不过台湾方面一直置若罔闻。1994年茂物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台湾方面委任“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兼任“经建委主任”，并争取让徐出席接下来的大阪会议，我们就多次以书面形式通知台湾方面的高级官员，指出这个头衔违反了MOU，要求更正。对此台湾方面与会的所谓“外交部”人员同我们吵吵嚷嚷，甚至向我们提出“抗议”，不过我们都没有理睬。我们当时首先做东道主日本方面的工作，不过日方的会议主席一再表示希望我们“高抬贵手”，以免日本作为东道主为难，并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在各代表团的名单下加注解，说明名单中的头衔没有政治含义；另一个就是台湾方面将“行政院”的表述删去，但我方应同时表示今后将不反对在台湾召开APEC会议，如此，我当时必须严正据理指出，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在全体APEC高官会议上发表声明，而且如果台湾方面坚持己见，我方也不得不改变态度，不再同意在台湾召开APEC能源工作组等三个专业会议，而且今后将不再同意在台湾召开任何会议。这消息一出，立刻有某个国家的高官主动来找我，说如果我采取上述立场，台湾方面可能会“以牙还牙”，采取对等立场，发表一些不利于中国的言论。虽然这个人是在餐桌上以轻松的口吻对我说的，但言语之间显然带有威胁性，于是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早有思想准备，台湾方面的任何反应，我们都做了充分估计”。我当时已经认真准备了一个声明稿，主要意思是，台湾当局必须面对它是个regional economy的现实，一切行为必须严格遵守MOU。在当时（那一轮）最后一天的高官会议上，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了上述声明。

后来有台湾当局在APEC的某位代表私下跟我说，他们其实也是无可奈何，明知不会成功，但“上面有指令”，他们还是要硬着头皮来争，结果就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真是死要脸面活受罪，我很欣赏这位代表的坦率，不过这样的“脸面”不能要，中国人民也不会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外交实践中）就已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做法，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概括得那么好。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会和各方磋商，争取在多数取得一致，再进一步推进。相比之下美国那个时候始终讲“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我就和他们（的代表）说，你美国优先可以，但这不意味着其他国家都全部要成为Second（第二）。

澎湃新闻：翻看您任外交官前半程的履历，我们发现其实您经历的多边场合并不多，然而最后却将驻APEC高官的重要一职委任给您，您当时是怎么准备的？

王嵎生：当时刚拿到这个任命，我就感到这个多边组织是我从来没搞过（的事）。而且APEC当时仍然以经济和贸易话题为主，说实在话我过去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去之前就得老老实实当“小学生”。当时任命之后，三个星期之内我就得赴美国开会，我只能日夜兼程地学，看大量文件，那个时候我还是64岁的“小伙子”，APEC的中国代表团里有很多非常年轻的二等秘书、三等秘书，我就老老实实向他们学习，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些专业的领域这些年轻人就是你的老师。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向仍然还很年轻的耿爽、王小龙、李克新学习，他们也很耐心认真地教我。

澎湃新闻：您一生在很多地方都工作过，您还能记得您第一次外派常驻是去的哪里？当时有些什么样的经历？

王嵎生：我第一次常驻是在斯里兰卡，我前后在斯里兰卡干了10年，第一次去斯里兰卡是1957年，那个时候（斯里兰卡）还叫锡兰。我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外交官，我的夫人和我一起随任去了，我的儿子女儿都是在斯里兰卡出生的，这也是组织上对我的照顾。那时候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大使叫张灿明，我第一次去使馆，做“万金油”比较多，虽然我当时是研究室的，采购、跑腿我也干。我们大使让我学僧伽罗语（注：斯里兰卡官方语言之一），我四个月就可以看当地的报纸了，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记得那些字母了，但我仍然记得斯里兰卡的话，在他们当地人们见面会问，“你还活着吗？”回答就是：“我还活着。”

张灿明是中国驻斯里兰卡的首任大使，我们是一起从香港乘坐游轮到它的首都科伦坡的，路上花费了将近九天的时间。当时我还记得我们从码头到临时的驻地的路上，不断能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向我们伸出大拇指，对我们欢呼，喊周恩来总理的名字。其实在我们到达之前，周总理在出席“锡兰独立九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忽然下起了大雨，旁边的人就立即为周总理撑起了伞，不过周总理婉言谢绝了，这么多群众台下听他讲话，都没有伞，他不忍心一个人“特殊待遇”，后来见到他不打伞，台下一些本来打着伞的民众和政府官员也把伞收了起来，现场气氛立刻高涨了起来，很多人喊着“周恩来，伟大！了不起！”，这才有了对我们中国外交官呼喊“周恩来”的事。

在斯里兰卡期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班达拉奈克（斯里兰卡前总理）的遇刺身亡，我记得是1957年的9月份，班达拉奈克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每次遇到高僧，他总是要行九十度以上的朝拜礼或跪拜礼，表示尊重。而他遇刺时，正是当他行朝拜礼抬身时，被他所朝拜的大和尚在近距离开枪，向他胸部连着开枪，班达拉奈克立刻倒在血泊之中。后来在医院经紧急抢救无效，班达拉奈克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佛祖的忠实信徒竟然被佛祖的“代表”一个高僧杀害了，而且是选择在朝拜后者的时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和悲剧。但其实，事件并非出自偶然。它是有明显政治背景的，是有预谋的。老班达拉奈克出身于名门贵族，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他为了表示反殖民主义的决心，就曾当众焚烧了他身上穿的西装，而改穿民族服装。他出任总理后，一改过去政府亲英的政策，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反对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与中国和当时的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内实行国有化政策，把外国人的橡胶园和茶叶种植园收归国有，撤除英国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英国和亲英势力视他为“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老班达拉奈克被暗杀的悲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后来为了表达对班达拉奈克被害的哀悼，我们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也取消了，班达拉奈克安葬的那一天，大使馆很多同志也都不禁掉了眼泪。

他们家族和我们关系都很好，后来老班达拉奈克的妻子和女儿先后做了总理和总统，我和他们家族都很熟悉，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条（原则），就是广交朋友，特别是执政党的朋友。有一次在当地晚宴上有人和我开玩笑，“王先生，苏联和美国的情报官员到处活动，我看你也不怎么走动？您如何开展工作？”我回复他说，国家的性质不一样，活动的性质也不一样，我如果有什么事情会直接去找当地班达拉奈克家族的成员聊聊天就行了（笑），你只有交到朋友，才能搞到真正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