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望：闽国历史的回音

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的《闽国：10世纪的中国南方王国》是一部研究“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的专著，初版于1954年，比我的《闽国史》要早43年。我们共同将闽国当作学术生涯的第一个研究对象，虽说我在《闽国史》之前已经有《福建民间信仰源流》《福建思想文化史纲》等书发表，但其实《闽国史》才是我的第一本著作，初创于1988年，初稿完成于1990年。几年后才得到台湾中华基金会的赞助出版。其间我做了一次修改，增加了十来万字。说来惭愧的是：我撰写《闽国史》之时，不知道有薛爱华的这本书。两三年前人们告诉我有这本书，我还半信半疑，一直到本书的中译本出现在我的桌上，让我对早我半个世纪就在用现代方法研究闽国的作者油然生起敬意，毕竟，只有做过，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艰辛。

以往正史中留下有关闽国的史料，不过一二千字，最为详尽的是《新五代史》的“闽世家”。重写闽国的历史，当然会以《新五代史》的记载为线索，结合各种史料，纵论这一时代的闽国现象。薛爱华的《闽国》写法独特，他将闽国的政治史分为“朝堂”及“历史”两个部分，“朝堂”部分写闽国庙堂上的政治斗争，“历史”部分回溯闽国开创者的早期历史，以及闽国的内外战争。这种由内向外的布局，在我国史学界少见，但读者千万不要因其独特的写法导致叙述凌乱而失去耐心，它反映了西方读者首先重视政权内部结构的文化传统。

不过，作者在文中纳入《金凤外传》未免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一部被鉴定过的伪书。有关陈金凤的故事，见载于《新五代史》的《闽世家》，只有一个梗概。然而，古今中外，宫廷的历史历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越是离奇谣言，越能博得世人的关注。明朝人徐熥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写了《金凤外传》，《闽都别记》将金凤外传的故事当作主要线索之一，此处又见金凤外传的转述，薛爱华真的相信一个婢女出身的女子会吟诗吗？至于徐熥，是明代的大诗人，他的诗浪漫旑旎，不是一般人的水平。

薛爱华关于闽国政治史的另一个小错是：猜测王审知将王潮的子孙都杀了。实际上，闽国早期政治家对家族的血缘关系看得很重，王审邽之子王延彬继承泉州刺史之位后，曾经企图策划泉州单独向朝廷进贡，这是分裂王审知威武军政权的大罪，王审知的处分是将其软禁在家，这使王延彬在王延钧时期有机会再次复出，重任泉州刺史。再以王彦复来说，他本是与王审知齐名的大将，与王审知一道率军攻击福州城，立下大功。后来，他在王氏三兄弟的压力下，被迫逃亡朝鲜半岛谋生。他的脱离也反映了王氏第一代人的特点：对宗族成员不使用杀戮之类的手段。王氏家族因而得以在福建繁衍，若非子孙不孝，王氏家族应会传下更多的人。王审知突出自己的办法是：在向朝廷进贡时给自己的子孙谋官，王审知执政二十九年，在这二十九年中，王审知的无数次进贡为其子孙谋取了许多官职，他们的实力完全压倒了王潮、王审邽家族，没有必要再打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王审知子孙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是高官厚禄，相互之间不服气，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留下一地鸡毛。

人类学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无处不在。它进入历史学，引发对底层社会的关注，以及对社会经济史问题的挖掘。《闽国》开篇就对福建的自然地理展开探索，关于大象的有无，薛爱华用了许多笔墨，这不仅是对某一种动物历史的关心，还是对人类开发运动的反思。其中道理自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史学界早在65年前就关注人与自然这一问题。很显然，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当代很时麾的学派，最早发源于美国，早在薛爱华时代，就有较高的水平。薛爱华很关注十九世纪以来科学界对福建物产的研究，在本书中也贡献了自己的意见，这使其作为历史学家具有独特的风格，而这类具有鲜明个性的历史学家越来越少了。

我认为闽国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移民，中国的疆界幅员类似欧洲，欧洲是诸国分立，中国却是大一统，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口和移民。中国边疆省份的人口大都以中原移民自居，其中福建省是最典型的，它的主体人口来自中原。当福建整体户口只有七万多的时候，王氏兄弟率数万北方移民进入福建，改变了福建人口构成。闽国以后福建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北方人的移民文化。这使福建省成为中原政权的有力支柱，同时成为中华文化在东南海疆的重要传播基地。这是我在《闽国史》中的主要观点。相对而言，欧洲为什么分裂？这是因为，欧洲缺少一种文化向心力。以上重视人口构成的分析方式，间接受到人类学的影响。

薛爱华对闽国的财政经济也进行了分析，批评王氏子孙的昏庸腐败，可惜文字太少。在我看来，薛氏《闽国》的一个遗憾是未见《三山志》一书，该书是福州最早的地方志，由南宋名相梁克家担任主编，因而此书相当于官修史册，史料价值很高。该书成为四库全书收入的少数方志之一，薛爱华应能看到。由于时代相距不远，该书收集了大量的闽国史料。其实，薛爱华引用颇多的《福建通志》有关闽国的史料，大都来自《三山志》，其中还有些史料为后世方志所忽略，例如，《三山志》有关闽国官田的记述，构成了研究闽国田制的重要史料。重视经济制度的薛爱华若看到这些史料，说不定会有些令人想不到的发挥。

说起史料的运用，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古文史料运用自如，让我们这些害怕外语的学者惭愧，现代英文都无法过关，更別说拉丁文等古欧洲文献了。欧美学者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将东方学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许多著名学者不止会一种东方语言，而且会多种！作为一个外国人，薛爱华的中文水平是相当高的，应能达到中国大学生的水平，远远超过许多只能读中文报刊的“专家”。但是，艰深的中国古文还是让薛爱华有些“隔”，如译者指出，本书中，薛爱华有几处理解错误。

我注意到，由于中文水平的限制，薛爱华没有挑战同样让中国学者畏惧的骈体文，也就是俗称四六文的那种文体。偏偏唐代是骈体文流行的最后一个朝代，许多传记由骈体文写成，这就让薛爱华错过了许多骈体文的传记。以王审知的传记而言，至少有三篇：瑯琊王德政记，闽王碑记，王审知墓志，虽是令人讨厌的骈体文，但这三篇传记中有不少王审知的一手资料，不引用，实在太可惜了。另外，我在近年出版《闽国史略》一书时，在《闽国史》的基础上，增补了《资治通鉴》作者之一范祖禹所写的《王延嗣传》的数千字史料，而薛爱华虽然写到王延嗣其人，却未看过范祖禹的这篇传记。

我的《闽国史略》在《闽国史》的基础上有所增删，还是35万字，比之薛爱华《闽国》10万字的篇幅，字数大大增加。这35万字，我留给政治的部分仅为10万字，其他25万字用以分析闽国时代的人民，社会，经济，文史，信仰。这种方法，其实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的一定影响。因此，看到65年前美国学者已经用这类方法研究闽国，由心赞叹：薛爱华的开创之功令人敬佩！虽未及见之，吾引为知音也。

近年来，福州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刘华墓精美的雕塑，反映了唐文化的一个侧面，若喜欢艺术的薛爱华见到这些雕塑，会有怎样的评论？每当我重看福州西关的厢坊和城址，总是为之感奋莫名，然而，一种“更与谁诉说”的孤独也悄悄袭来，薛爱华，为什么我们不是同代人？然而，某个领域的孤独，似乎就是学者的命运，我之后，又会由谁来感受这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