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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赞: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政治

2019-10-09 08:09
北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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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儒家奉行推己及人的行仁原则,将仁爱与政治结合在一起,以期达到和合的理想状态。“王道”是儒家思想中处理政治关系时所遵循的理想化行为准则,王道思想所体现的和合世界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霸道”奉行非此即彼的对立价值观,霸道政治在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矛盾或者冲突的产生。

当今世界,各种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冲突与战争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除此之外,国际社会上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贸易保守主义以及逆全球化趋势开始抬头。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危机正在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展,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无法规避的社会风险。上述种种危机都与当今国际社会上盛行的霸道政治密不可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人类身处的种种危机是文明社会对自己的伤害,它不是上帝、众神或者大自然的责任,而是人类决策或者工业化胜利的结果。面对世界上威胁人类自身安全与发展的事件和事故,各国智者一直在思考、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积极探寻人类未来的出路。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从福柯到哈贝马斯,都曾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不同程度地揭示出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求诸华夏文化智慧的宝库,从传统文化中寻觅解决之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在人类已然进入全球风险共同体、人类文明即将处于浩劫的阴影之中这一严峻形势下所做出的伟大决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思想具有历史传承性。

1 华夏文化语境中的王道思想

“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箕子在回答武王向他咨询天下治理之策时所说的一段话。“王道”在《尚书》中是指“先王之道”。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理想统治秩序,“先王之道”强调按照事物自身固有的特质来处理各种关系,其核心在于“礼”。《说文解字》曰:“礼,履也。”从动态的角度看,“礼”是人们处理与自然、社会以及自身关系的理想化实践活动;从静态的角度看,“礼”则表现为人们处理以上关系时所要遵守的原则。“先王之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形成的用于治理国家的经验与智慧的精华,体现出人与外在客体之间的和谐相融。《汉书·刑法志》曰:“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不论是静态的准则还是动态的行为,“礼”所体现的都是一种“和合”而非“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与西方文化中将爱托付于宗教、政治归属于现实的处世方式不同,爱与政治在华夏文化中可以相互融合,其结合点体现为儒家所提倡的“仁”。《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由“仁”字“从二”可以看出,在华夏文化语境中,“仁”是主体处理与他者(客体)之间关系时所体现的行为准则,也是“王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爱与政治结合的高级表现形式,“王道”在华夏文化语境中并非难以实现。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里的“乡”特指古代社会中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始于周,最初为乡人之间的聚会,由乡大夫做主人设宴,主要目的是向国家推荐贤者。此后,儒家在这一仪式化活动中注入了“尊贤养老”的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仁孝的教化。秦汉以后,乡饮酒礼长期为历代士大夫所遵用,一直到明清仍盛行。乡饮酒礼不是简单的礼节,而是带有很强政治教化功能的仪式化活动。《礼记·乡饮酒义》曰:“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悌)。民入孝弟(悌),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乡饮酒礼可以看作是古人人格教育的第一步。

古人从“孝悌”出发,将行仁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政治环境的组成方面,与欧洲的积市而成国不同,中国是积乡以成国。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教化的起点是乡里。乡里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基层的熟人社会,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相互协作,也正是在这种政治土壤中锻炼了士人的人格和政治才能。乡里是君子人格养成的摇篮、政治才能的训练场。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正是儒家这种波纹式的推己及人的伦理观,将行仁的范围由乡里推至国家,最后至于天下,最终实现世界的“和合”这一理想状态。

推己及人是儒家行仁的重要方式,也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伦理观,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知的不断扩大,中国人不仅仅关注自己的国家,同时更关注整个世界,必然会将推己及人的处世方式用于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界之间关系的长期实践中经验的积累。“王道”和“天人合一”思想是其典型代表,二者的共同点都在于“仁”。“仁”的概念意义体现出中国人互系性的思维根基,中国人在处理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时,往往采取的是一种关系取向。人们重视与外在事物之间的交互行为,而非对立的关系。

2 崇仁之“王道”与尚力之“霸道”

与富有契约精神及侵略性、流动性的海洋文明以及崇尚勇敢、冒险精神的游牧社会不同,华夏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在处理与其他客体之间的关系时,重视寻求稳定与和合的状态。行仁是保持群体内部稳定的重要行为准则。对仁的不断追求是华夏文化成员的人生目标,然而行仁没有止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标准。仁的最高境界表现为圣。在华夏文化语境中,个人道德的追求与政治才能也随着乡里、国家、天下等不同的政治舞台而得以展示。人们对道德的追求顺应了客体的发展规律,表现在外即“王道”,只有做到“内圣”才能实现“外王”。如果人们一味地顺从自己的欲望而行,却忽视其他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那么“王道”就不会彰显。《庄子·天下》曰:“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在中国人眼里,“王道”就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王道”顺应了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秩序,并非人为地去改变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关系。崇尚武力实质上是对权力的一种追求。权力与名誉、地位等事物一样具有排他性,因此,必然伴随着竞争和冲突。

对武力乃至权力的追求体现出人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对立,违反人的本质。《礼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中国古人认为,人对物的控制实际上是人欲的一种表现。人与他者之间的对立状态是与“天理”(自然规律)相违背的,对力的追求与崇拜是人欲不能很好节制的结果。

追求利益是人自身所具有的欲望也是人的天性使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节制这种欲望。《荀子·礼论》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先王之道”就是要节制人们过度的欲望与行为。人们过度的欲望会导致事物乃至社会的混乱,不能彰显本来的状态。“先王之道”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标准,彰显人与外在事物之间本来所应有的关系,让人与外在世界达成和谐一致。正所谓“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以仁为出发点,以礼为行为准则,将人之欲望与物之规律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不致产生冲突。

反观近代以来由西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它是建立在工业化背景下的所谓“欧洲中心论”。工业文明本来就是要打破自然本身的内在规律,让自然为其发展提供便利。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智慧与自然本来所应该呈现出来状态是相背离的。对创新与效率的追求是工业文明的内在要求,只有创新才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维持工业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创新一旦失败,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发展的状态,工业文明也会因此而丧失其存在的合法性。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工业文明就需要不断地打破自然界乃至生命本身的秩序来服务于工业的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风险。

在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竞争”取代“合作”,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工业化大生产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恶性竞争。罗素曾经在《怀疑论》里说:“事实上,我们有两套道德标准,一套是只说不做,另一套是做而不说。实际上我们所行的道德是透过斗争以追求物质成就,不但国与国之间如此,人与人也是如此,我们乐于以力服人,而且以力服自然,我们的道德导师专以干涉他人为荣,完全不能怡然自得。在我们的观念中,所谓美德其实往往就是爱管闲事,以至于一个人必须到处的惹人嫌。而中国就不然。”罗素指出,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崇尚斗争,即武力,以“力”来征服自然、征服他人,从而打造为其服务的秩序。西方文化中“以力服人”的处事方式实际上是霸道政治的表现,其背后的工业文明强制性地打破了生命的生态基础和自然基础。

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一个国家中,往往由少数的几个垄断集团来控制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政治秩序或者经济秩序,这本身就是一种霸道政治。霸道政治所追求的是权力。权力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东西,对权力的追求必然伴随着矛盾与冲突的产生。在对权力追逐的过程中,霸道政治将人类对自然以及社会秩序的破坏不断推向更大的范围。在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冷漠不断蔓延。这一系列危机伴随着工业进程而不断推向全世界,从而让人类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风险共同体。

工业文明的背后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会对自然乃至其他民族或者信仰进行剥夺。人类中心主义本质上就是个人中心主义,这与华夏文明中的集体主义有本质的区别。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成员重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是从集体到个人的路径,因此,处理好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这里的“力”主要指权力和武力。如果通过权力和武力,又借以道德的名义,就是一种“霸道”。罗素指出了两种文明的差别,西方文明以“占有、主张自我、支配”为基本特征,中国文明则以“宽容友好”的精神为基本特性。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应运而生

当今世界,政治的、社会的、生态的和个体的全球性挑战,由于经济、技术、工业的快速发展而变得复杂和急迫,风险共同体业已形成。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生产要素的最大化扩展,它以人为手段,强行瓦解了生命的生态基础和自然基础。这一过程在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潜在风险,并将风险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到全球范围内。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社会都丧失了古老的导向性传统和导向机制,从而出现深刻的导向性危机以及精神、价值与准则的真空的危险。当前,西方社会凭借工业化进行殖民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无法维持高福利社会的运转,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在重视利润以及发展速度的情况下,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传统观念在经济效益面前变得暗淡无力。

过度工业化是人类自我毁灭性的一条道路,工业文明已经不能领导世界继续前进,不能化解人类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风险。在风险社会里,过去丧失了决定现在的权力,而代之以未来。在工业化初期,人们不得不学会服从工业社会和雇佣劳动的条件,否则就面临失业,而现在处于文明浩劫阴影之下的人们也要学会共处同一社会,携手同行,寻求共同发展之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一种价值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古人思想中的这种“道”的施行,就可以达到人类最合理、最伟大的文化境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对抗。哈贝马斯指出,人们之间是相互对话,还是只是彼此凌驾地说话是有区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世界的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当然,这种方案也是能够被理解的,即每个拥有相应判断能力的人都会赞成,强迫和操纵与这样的主张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种方案,而并非强制推行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和合的思想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出现文明危机的关头应运而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和合世界观的体现,是以对话的形式来寻求国际主体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具体的实际行动。以中非关系为例,2018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非命运共同体体现的是协作共赢的发展思路。反观西方世界之前在非洲的殖民政策,西方国家只是把非洲当作资源以及人力的来源,是一种殖民性质的关系,其着眼点并非非洲的发展。中华文明作为农业文明,有其稳定的一面,几千年的文明未曾中断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工业化过度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的发展变化需要稳定的因素注入,而中华文明无疑恰适其需。

4 世界伦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共识

全球化已经成为趋势,逆全球化无疑是逆时代潮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谈到全球化的问题时说:“所有要摆脱这种时代、幻想躲进被分割的世界里的尝试都是荒谬、滑稽的。世界是一幅无法挽回的相互之间自说自话的交流的漫画。”文化本质上是多元的,但是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工具理性正在以远远超过文化多元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发威。此外,武器的智能化正在以越来越精巧的方式威胁着人们平静的生活和宝贵的生命。面对这样的威胁,人们必须放弃成见、求同存异,共同应对全球化的风险。

世界不同的文化之间必须寻求共同的价值,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方案,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文化之中,信仰和伦理是文化之根,虽然不同的国家或者民族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在伦理方面可以达成共识,即形成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就没有全球政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如何找出各国都可以接受的世界伦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可以接受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或政治上的共同体,更是文化上的共同体。

世界伦理是一种前提,存在共同的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的前提是共同的认知。不同文化之间的伦理价值具有一致性。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一种仁爱的思想,这与基督教文化中“爱”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王道”中的仁爱思想就是伦理的核心,这种伦理是存在一致性的。“对于下一时期文化,如果说以前是由灵返肉,以后可能是由力返理。以前是宗教的、精神上的无限追求,个人权力意志的无限延伸,自然科学向外的无限征服,以后可能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文科学的、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共进。”

当今世界,霸权国家依靠武力极力推销霸权政治,工业社会的发展将风险带到了全球,人类即将处在文明浩劫的阴影之中,中华文化应当承担起世界责任,用中国人的智慧来为世界奉献自己的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包含了工业文明所具有的发展创新的活力,又保持了农耕文明稳定持续的特点,契合了当今时代的社会现实需求。人类现已处于文明浩劫的阴影之中,在西方文明不能继续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形势下,中华文明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本文转自:《领导科学》;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

作者简介:

张东赞,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

本期责任编辑:孙夏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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