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对历史的遗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

罗新教授的《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出来，就进入各大书店学术历史类的销售排行榜；网络上独立的荐书平台，多将这本著作纳入。先前理想国已经选摘推荐过，今天不吝再选摘推荐。

文章的主题是“遗忘的竞争”，所选是其中一个章节，讲述文化转型时期史学的处境。 哪怕你对涉及的相关具体历史缺少了解，也不妨碍你如认真读了会有所思悟 。 

文化转型的史学代价

选自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1.强制遗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

《魏书》 所描述的崔浩是历史上罕见的全才，“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对拓跋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末年却邂逅酷滥骇人的史狱。魏收慨叹“何斯人而遭斯酷”，表达了深深的痛惜。后之史家亦无不深致同情。

崔浩，以修史宣扬“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

田余庆先生说：“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不悖于史德。”与先前的研究者不同，田先生考察崔浩国史之狱的目的，在于探讨北魏一朝史风污染的根源。在他看来，正是国家权力的恶劣滥用，造成北魏史学的衰落，此后“近一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他总结说 ：“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约束史家。”这是有切身人生体验的沉痛之辞。

不过，如果我们站在内亚的立场来观察拓跋史，就会看到拓跋政权从内亚征服体制向华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剪裁史法， 约束史家”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一个环节，是华夏传统的 “史德”为文化转型的拓跋历史所作出的妥协或牺牲。

政治权力主导的集体遗忘，并不仅仅出现在文化转型的社会里，而是各类政治体发育过程中的常态。以内亚的拓跋部早期历史为例，《魏书·序纪》称拓跋先世的成皇帝毛 “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个说法虽然可以肯定出自后世的想象，但毕竟是拓跋集团由多部族、多人群逐渐融汇形成这一历史的曲折反映。

然而在《序纪》（也许《代歌》已然）里，我们完全看不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痕迹，只剩下拓跋部父系直传的单一谱系，表明在拓跋集团的发展史上，拓跋系以外的历史都被遗忘了，只有拓跋的历史被精选出来（或制造出来）成为唯一的历史论述。

这种遗忘常常被当作岁月推移造成的记忆丧失，其实是政治力量主导下的记忆删除，是各部族各人群的历史论述在竞争中被拓跋政治力量压制乃至封杀的结果。常见的各类所谓民族史诗，也应看作在这种历史论述的竞争中的优胜者或幸存者。强制遗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各个角落，这个认识对我们思考历史、史料和史学史的复杂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2.文化转型期的遗忘：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

然而，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往往具备了更宽广的历史意义。文化转型，通常是指社会中一部分人放弃该人群原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另一人群的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伦理价值、习俗、服饰、饮食等等，都会发生转换，当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要经历很多代人，而最终完成的则是认同的转换。

从记忆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就是逐渐修改原先的历史论述，有所舍弃，有所创新，经历一系列变动后，汇入主流历史论述中，从前的历史被彻底或部分放弃，最终形成不可逆的遗忘。文化转型时期的遗忘，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在这些环节上，社会徘徊于新旧之间，昨日尚不远，明日已可见，政治领导者对于文化转型既强力推动又顾虑重重，这正是历史论述最易引起关注的时刻。

崔浩国史之狱，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过程之中。从维护史德直笔的理想来说，崔浩之狱当然意味着历史学的黑暗时刻。不过，从有利于文化转型的完成来说，这个时期的历史叙述，在华夏传统的价值系统内，不仅要有利于拓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比如歌颂以太武帝为主的北魏历代统治者，而且有利于拓跋社会建立文化转型的信心，因而不可把北族社会描述得与华夏社会过于不同，这种不同通常是消极和负面意义上的，也就是野蛮的、不合华夏礼法的。

的确，转型中的北族社会正在放弃一些古老的北族传统，可是，从激烈变化中的北族社会的角度看，恰恰就是这些传统不应该进入历史论述，或应当从已有的论述中剔除出去，这么做，正是为了帮助北人社会更自信地实现其放弃。如果在历史论述中强调这些传统，那不正是要动摇北族社会的自信甚至阻碍其社会转型吗？

在无文字时代，放弃或摒除一些记忆，转换一个或多个历史论述，相对要容易得多。而拓跋鲜卑面对的却是有丰富历史书写传统的华夏社会，历史学早已建立起直笔、实录的独立价值标准，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笔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3.史学的“至暗时刻”

文化转型意味着主动遗忘。如前所说，遗忘过去是为了重新开始，切断时间的连续流动，是为了有助于一个期望中的未来更容易呈现。由此我们面临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史学作出牺牲似乎变得难以避免。似乎可以进一步说，为了有助于实现文化转型的历史，史学直笔和实录的原则就不免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牺牲。

尼采在 《不合时宜的沉思》中的一章《历史对于生活的利与弊》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关于过去的知识只有在服务于未来与现实，而不是削弱现实、破坏未来之时，才是值得获取的。”

他强调，对于历史不应当只看到发生过，而且要看到“不应当这样”。只有站在现实的制高点上，了解和阐释历史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他还说 ：“对于个体、群体和文化的健康来说，非历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的。”尼采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中的历史学是有警醒作用的。孔子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司马光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的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了遗忘。

例如，十六国北朝的某些姓氏本来出自非华夏人群，经过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的鲜明差异消失了，到了隋唐时代，这些家族的后人叙述家族历史时，无不溯源至两汉甚至三代。这种历史认同的转换，可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本形态，现存的家谱、族谱和地方志，都可以提供巨量的例证。

现代史学固然以求真复原为原则，可是这个原则在史学独立以前并不是随处可用的。设想一下，当一个鲜卑步六孤氏（孝文帝时改为陆氏）的后裔宣扬自己出于吴四姓之一的陆氏，你会不会去揭发他编造历史呢？如果你出于对历史的忠诚而的确这样做了，偏巧他又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你会不会被一顿暴打呢？当然，可爱的书呆子代不乏人，被暴打的故事也史不绝书。

……

历史上的非华夏人群在进入华夏（汉）社会之前，通常处在无文字阶段，那时的历史叙述以口传形式存在，家有其史，部有其史，国亦有其史。

进入文字书写阶段后，书写帮助权力集团建立稳定的、有利的、唯一的历史叙述，并因此排挤其他各种历史叙述，使之渐渐沉寂而最终遗忘。然而书写的稳定性也形成一种牵制，书写下来的历史不似口传历史那样可以因应现实需求而随意更改，无文字时代历史叙述的流动性所带来的便利不复存在，历史叙述服务于现实的灵活性也大打折扣。

这个特点使得权力者在利用历史的同时，也只好适应和受制于已定型的历史叙述。口传历史向书写历史转变的同时，绝大多数非华夏人群还面临文化转型所带的伦理体系的华夏化（汉化），当处在转型的某个中间阶段时，已写定的历史有可能反过来成为包袱，引起重大问题。许多史案和文字狱都可以放在这个背景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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